赵目珍
应该说，诗歌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诗人的面貌和他对世界形态的认知。如果承认诗歌的这种“干预”作用，那么诗歌对于诗人的“建构”也一定存在着一个“普遍法则”。不过，从一定意义上看，诗歌对于诗人的这种“建构”很难觅踪寻影。如此，反过来洞察诗人对于诗歌及其力量的问诘、分辨、想象或者践履就成为趋向这种“建构”的一条终南捷径。
诗歌是一束可见的“光”，对于它及其所蕴藏力量的企及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其实决定了诗人文本的质量与高度。世宾的作品中有不少都诉诸了对诗歌及其外延观念的认知。很显然，对于诗歌创作而言，这是一条“向内”同时也是一条“向上”的法门。如果一个诗人对于诗歌的“生发观念”及其“变与不变”没有一个理性的辨认，那在其诗歌中似乎也很难窥见出其思想与高度如何邻接以及深刻与否的关联性。
诗歌不仅仅是记忆力和想象力的一种运作，他与诗人的“天性”有着莫大关联。世宾在其早期的诗歌《一夜》中如此描述自己：“这一夜，我不能入眠/坐在木椅和桌子之间/写下诗歌，敲击着发音器官/把暮色沉沉的大地赞颂/我如此安静，……满怀热情/宁静地写下这些句子/写下夜间无限的静谥”。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将不眠之夜交付于诗歌的人。我相信，也只有把诗歌当成了最精致与最纯粹的灵魂礼物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选择。诗歌出于对日常的“爱”，然而生活残酷而真实。当一个人从“厌倦的日常”中真正发自内心地喊出“我爱”的时候，这才是对诗歌“隐秘血脉”的一种发现：“一句诗光临了我，我看见/它周身散发出光芒—/一束光，来自那崭新的世界/照亮我，使我从污浊中脱身……一句诗周身散发出光芒/如果它源自我已厌倦的日常，我爱！”（《一句诗周身散发出光芒》）
当然，诗歌又不仅仅出于“日常”，有时候它也端坐在“云端”。从世宾的文本对于诗歌的实践看，他对诗歌也持一种多元态度。他有一首专门写“诗”的《诗》，就隐隐折射出了诗歌“高高在上”的痕迹：“那声音从遥远的高处传来/飘渺、依稀，与稠密的人群形成反差/它银白、透亮，像云朵后面的霞光/一匹白马踢踏而过，它的背影/是远古市井智者的回声//诗在高处，有如觀音在云端现身/她手中的白瓷瓶、柳枝、甘霖/——它盛装着一个大千世界/而地面上的疼、泪水和哀号/都牵动着高处的神经/但她如此端庄，微笑着/注视着人们的撕咬、挣扎、哀求/——从不为困厄所动”，然而他最终所心仪的也还是诗歌最重要同时也是百变不离其宗的救赎功能：“她用微笑告慰着另一种存在/纤纤玉指溅洒着甘霖/使那些哀号得到了抚慰/使那些狂热的脑袋获得了平静”。无论如何，实现“救赎”始终都是诗歌的一个大传统，就像诗人一直在诗中寻找“另一个自我”（《蓝袍湾论酒》），寻找“信任”（《借着他的那张嘴……》），尽管这种救赎只是一种“小乘”式的自我救赎。不仅如此，有时候诗人也借助诗歌来召唤“隐秘力量”：“我知道你的存在：明亮而宽阔/在我和诗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我听见你在召唤，隔着千山万水/你如此清澈、深沉，像高处的光//你要我跟随那节奏/在我和诗之间，就隔着一层纸”（《在我和诗之间》），就像诗人一直在诗中寻找“觉悟”（《我未醒来，你依然隐匿》），寻找“光明”（《光明之地》），寻找“残缺之物”——这“与上帝之间，有隐秘的血脉”的事物（《残缺之歌》）。此外，从对“苦难世纪”的回应看，诗人对里尔克、茨维塔耶娃和策兰情有独钟，尤其是茨维塔耶娃，她就像是“苦难的地平线上”升起的一座高山，深深震撼了他的心灵。尽管“和他们之间，隔着半个世纪的沧桑”，诗人“依然能听到他们深沉、清越的声音”。很显然，对于诗歌而言，这就是一种“内心河流的回响”，是诗与诗之间在寻找曲高和寡的“知音”。
然而，对于诗歌的发生学，世宾的内心有一个潜在的意识。那就是，他认为诗人就像“伐木者”：“伐木者在伐木，诗人在写诗/他们不需测量、计划/斧头落在哪里，木头就在哪里断开/诗到哪里，语言就到哪里/世界的秘密不再躲闪，已经敞开”。此时的世宾已经深谙诗歌之道，其实这也是一种自然之道。自然而然是人生的高境，也是诗歌的秘境。通观世宾的诗歌，我们发现他似乎正坦然地行走在“伐木”的道路上，他就像一个老了的“伐木者”：“在人群中行走，木讷，拙于言语/他不再四处寻找什么语言、诗意/许多事物已不再令他兴奋/他只是有时感到欣喜/便轻轻地道出，只是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