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鸿远
内容摘要：《文选》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选集著作，“选学”作为影响历朝历代的显学，在近些年来已逐渐重拾其应得的关注，但依然缺少精深而细致的探索与研析。正如黄侃在《文选平点》卷末中所题：“八代名篇此尽储，正如乳酪取醍醐。”[1]被收入《文选》中的作品具有醍醐般的深厚价值，值得细细品味。若探讨这些醍醐之作是因何制成，笔者以“绝处逢生”作答，意即指出，《文选》中的作品正如乳酪取醍醐那样，经历炽焰煅烧方能降生于世。但毕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2]（32），原著所集浩如烟海，犹能体现“绝处逢生”的，还属魏晋六朝文学。
关键词：《文选》 魏晋六朝 绝处逢生
魏晋六朝时期，战乱不断、疫病横行、社会动荡、几乎人人自危。在這样艰难困苦的时刻，却先后诞生了曹孟德、阮嗣宗、谢灵运等名家;传诵出建安风骨、魏晋风流等文史佳话。鲁迅称这一时期是“文学自觉”之时代，李泽厚称其为“人的觉醒”时代，宗白华评述其为“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3]（142）。总结下来，毋庸置疑的是，这段历史于后人而言，是文学佳作层出叠见的美好传奇;于当时的文人墨客而言，却是既解放又痛苦的绝境。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忧愤出诗人，文学作品亦得以“绝处逢生”。本文以时间为轴线，兼采魏晋六朝数位代表作家们的部分作品，来阐释上述“绝处逢生”之主题。
魏晋六朝时期，天灾与人祸双双降临，其时许多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命丧其中;目睹这般惨状的有识之士有感而发，执笔著文。而这些文人或仍积极入仕，或选择远离庙堂。前者夹杂在强权与门阀制度的复杂交替中为其所累，后者则虽看似潇洒恣意、自由畅快，内心却同样不无痛苦。受内外刀枪的无情挞伐，作家们或是万念俱灰，耽溺于对极乐世界的幻想无法自拔;或是极力保有清醒的自持，沉痛着将所见所思都书写成章;抑或放任心绪，纵情高歌，试图以此纾解苦闷;又或者经历曲折尝试后愈发无措无求，只愿以尚有的笔墨才能，寄身于远离尘嚣的自然万物之中，聊以慰藉。这几种生存状态之中，后三者所创佳作精品尤为经典。正是在这样的痛苦绝境中，文章篇制应运而生，让千百年之后的我们得以一聆“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4]（57）的现实绝唱。
一.感于战乱，忧时济民
在汉末的历史卷轴上，曹操不仅是一位掀卷时代风云的权谋奸雄，还是一名忠诚地直述史实的文学家。在其一生当中并不算多的诗文遗珠里，反映滚滚硝烟之下生离死别的将士百姓、明里暗里作奸作恶的当权者等人物的诗篇尤为突出。试看其数篇代表作中的几句——《薤露行》里的“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5]，《蒿里行》里的“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6]，这不正是孟德身兼政治家宏大视野与文学家记录之思的表现吗？再聚焦《蒿里行》这首诗，“铠甲生虮虱”[7]将将士的困苦直陈其上，“万姓以死亡”[8]便将这份沉重的叹息灌之以更广阔的社会，“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9]则是对萧瑟现实的环境复刻，方方面面的感触集结为一，最终化成“念之断人肠”[10]之悲凉慨叹。可以看到，曹操的挽歌绝非单单记录自己的情思，他那军事家与政治家的宏阔心胸不屑于小家子气的欷歔碎语;也并不满足于记录一人一地，他的诗文是“汉末实录，真诗史也”[11]的，一人一事、一花一草不叫历史，群像纷涌、斗转星移才得以作数。这样的结果当然有个人性格所致，但放眼其所处的环境，不难发现，若不是风云驰逐的动荡社会勾起了他的挥毫热情、悲苦苍凉的惨淡人世引发了他的慷慨本色，那岂会有如《苦寒行》般纪事、《对酒》般述志等名篇得以在绝处中逢生呢？
而在风云变幻的汉末，因感于短戈兵戎之乱象而援笔的典型当中，还有王粲及其《七哀诗》。试举其一为例，“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12]可以看到，同样是出于对战争现实的感怀，王粲的笔触较之曹操，退却了政治家的博大雄壮之感，而多了一份从微处着笔的细腻。作者善于通过人事物的微小典型来反映普遍的社会现实。路边的饥妇无奈抛弃自己尚处襁褓间的孩子，这不是广阔的群像，却更能引人涕下，仿佛看见了烽火连天的土地之上，到处是生离死别之痛;听见了哀泣声此起彼伏，触碰到了身死之人再也回不来、幸存者不知何去何从的悲哀。就像王粲在诗中坦然直言，“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13]最后，诗人还由此及彼，想象那泉下之人，如若看到在世亲人竟是如此存活，想必也“喟然伤心肝”[14]了。总结而言，这系列诗作实在是集诗人之痛苦、他人之痛苦、社会之痛苦于一身的“痛苦”之作，是“绝处逢生”的又一“幸运儿”。
二.感于命运，因寄真情
在建安文人集团当中，曹植是最为重要的中心之一。相比其征战四方的父亲，曹植可谓既承父志又拓新风。这与他的人生前后分期是息息相关的。前期，即其13岁之前，随父而过的动荡军旅生活，见证到的群雄并逐之盛况，无不使其渐生满腔政治热情与壮志雄心，这使得他当时的诗风乐观开朗，昂扬豪迈，同时也为其日后历久不衰的对政治功名的热情打下基础;之后，在短期的游宴诗赋生活之后，曹植逐渐落入人生的牢笼中，生活上被曹丕严格监视、物质上愈发困苦、精神状态高度压抑。这前后的精神与物质的双落差塑造了更加为后人所熟知的曹植。他的政治理想已不可得，于是诉诸诗端成了唯一的抒怀方式。《赠白马王彪》便是这样一首集大成之作。面对本就广且深的江河，却发现自己无桥可走;改走平常土路，大雨又要来阻挡行径的步伐;无奈换成登高山，却又人疲马病——“伊洛”“霖雨”、“东路”“高岗”[15]，前者象征人生里无穷无尽的困境，后者寓示被不断阻隔的希望之路。随后，子建又通过用典，如引父亲诗句作“去若朝露晞”[16]、借物自况，如借“归鸟”与“孤兽”[17]二者，既表对比，又以此表意，等方式，来寄托自己浓郁的哀思。可见，不同于其父，曹植的诗文更多是感于个人命运，因苦痛寄真情。
进入正始时期，社会思潮与文学创作都有了极大的变化。随着道家思想与玄佛思想逐渐深入，深感官场败坏、政治黑暗的士人们逐渐疏离、乃至否定儒教礼法等“身外之物”。阮籍、嵇康便是其中的部分代表人物。他们展示出了重抒情，更重哲思的新倾向，也就是玄远情趣的审美追求。究其根源，即如罗宗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所言：“社会生活中提出的种种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作出理论的回答”[18]。换言之，阮籍、嵇康等人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情感宣泄，而是渴望从思想的玄妙中撷取有助于表达情感者，为己所用，注于诗文之中。如阮嗣宗在《咏怀》组诗中所记，半夜时分“不能寐”，于是借琴声以解闷。但坐处琴鸣之中，聆听四周生灵的声响，却终得“忧思独伤心”;只身坐在“空堂”，极目所及皆是触人伤怀之景物，“我”就像那“孤鸟”“离兽”一样，即使思念亲友，却也只能独自叹息[19]。这样的“格式”在阮籍的诗作当中极为常见：由身边景物“触而生怀”，其间杂糅着多种多样的慨叹，或是抒发岁月蹉跎之音、或是书写生命憔悴之脆弱、或是寄寓孤独思亲的寂寞。同为真情流露，相比前代文人的抒情，阮籍这类诗作更多地融合了哲思的体悟，使得诗篇更加深远、余韵悠长。而嵇康亦在《赠秀才入军》、《与山巨源绝交书》等作品中，既流露真情，又将自己的人生体悟、元旨追求融入其中。而在这些文人看似不顾世俗礼教，似乎尽显潇洒风流的背后，却是阮籍任车前行，无路可走时方停下来“恸哭而反”[20];是刘伶等一众名士借酒浇愁愁更愁;是“非汤武而薄孔周”[21]的嵇康终惹杀身之祸。生死谁更伤？或许正因现实已是穷途末路之绝境，这些文人们才或逃避或无奈地选择了借诗文以抒怀的方式吧。“谁可与欢者？”[22]“谁与尽言？”[23]一样的痛苦，一样的“绝处逢生”之佳作，一致的嗟叹如斯。
三.潜入自然，聊以自慰
进入西晋，这个速盛骤衰的短暂王朝，政风表面上宽和到了极致，乃至到了争相炫耀斗富的局面。这个时代的文人或自发地耽于富贵奢靡，或被统治集团拉拢而成巩固政权的棋子。罗宗强先生说这个时期是“没有大欢喜”“没有大悲哀”，这个时期的士人亦是“没有激情”[24]，大抵是从哲思的角度而谈的。而确如先生所言，这一时期虽然流传有“二十四友”“潘江陆海”等美话，但这些文人中，除左太冲诗承建安外，大都一摒建安的慷慨和正始的玄悟，而是怀抱“士当身名俱泰”[25]的政治追求，多落得为之丧命的悲剧。
真正雕琢出上承正始玄言，下衔山水田园之风的，当属陶渊明与谢灵运这两位文人。此时西晋已被東晋所取代，前朝那近乎痴狂的感官享乐与物质追求，以及与之截然相对的官场血雨，让西晋的文士们自觉地开始反思，开始关注国破家亡与自身的何去何从。在警示自己勿落前朝窠臼的同时，他们逐渐形成了一股益趋闲适宁静的心态，所追求的境界也化为脱俗之美。但这样的“改头换面”是现实的惨痛代价换来的。在诗中自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26]的陶渊明，历时三十年才永离“尘网中”。如此漫长的游宦生涯，岂全都是出于生活之无奈？若如此，那他便不会提笔而留“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27]，也不会对祖辈“裕隆劝夏，豕韦翼商”的伟绩赞叹以“历世重光”，更不会直抒“有志不获骋”与“前途渐就窄”[28]。联系具体背景，我们似乎也很容易联想到，在门阀制度盛行的当时，出身寒微，始终被讥为“小人”的陶渊明，是多渴望建功立业以一扫冷言。或许正是因为官场黑暗，实辱士节，陶渊明才会寄身于田园之中，即使“草盛豆苗稀”[29]，也能“悠然望南山”[30]吧。也正因这几十年岁月的起伏沉潜，陶潜的诗文多了玄理与情思交融的理趣，颇有“质而实绮”[31]之美。的确，这是一位喜乐皆直言的“诚实”作家，既写读书时的“不乐复何如”[32]，又记“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的萧瑟、“倾壶绝馀沥，窥炤不见烟。”[33]的落魄。这正如袁行霈之释义：贫穷之状，非亲历写不出。渊明心中有不平，亦有疑问，所谓“贫富常交战”，如此才真实。[34]但另一方面，渊明笔下的田园乡村，似乎总是小宅屋舍、柳荫桃李、村庄缥缈烟、吠犬与鸡鸣的和谐交融[35]，这固然真实而朴直，但这样的恬淡情景却是诗人主观感情的强势倾注——陶笔下的农村田园景色宁静、淡雅，似乎是与官场的喧闹与污秽截然相反的世外桃源，但一如诗人的情思并非局限于闲适情趣和田园畅意，现实的农村也并不完全是其笔下的那般美好。其言在此而旨归于彼、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写法，确使得最为平凡不过的炊烟、杂草都蒙上了一层道法自然、心境隽永的哲思意味，给人以无限遐想与启示。但这背后是怎样的矛盾心绪和痛苦挣扎，便不得而知了。
晚出生几十年的谢灵运，与陶同属返归自然一派，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文风文貌。出生于家族鼎盛显赫时期，却逢士族地位下降的时代浪潮，这使得身拥才气的谢灵运既有着狂放任性的肆意，又裹挟了愤慨与偏激的悲哀。而在家族财富与社会地位的矛盾作用下，诞生了谢灵运明丽丰盈、才气精琢的所见所感。从《山居赋》的句子：“北山二园，南山三苑。”“罗行布株，迎早候晚。”[36]之中，可以看出诗人的家中境况。此时呈现在诗人眼前的并非炊烟渺渺、草盛苗稀的古朴乡间，而是颇有得意、足称丰腴的富意图景。一如罗宗强所评：岩居穴处未必有诗，山水的美只有在生活温饱的前提下才能从容领略。而这份源于家庭基础的天生优越，在诗人的工笔兴头上便可窥见。[37]谢确实多记出游，而诗句中所写的水之波光、夕晖暮色，似乎都被渡上了一层华美精致的外壳，以精巧的连续剪影之貌浮于笔端，最终化成“潜虬魅幽姿，飞鸿响远音”、“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38]等佳句。但在谢灵运执着地以笔雕琢自然，将所见所感都凝练于才华尽显的语言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诗人此番做法的原因。若从文学本身看，自然是谢灵运对陶渊明式的写意与朴素心有不满;从所处环境看，谢向内面临着“仕”不达意、“隐”不甘心的矛盾，向外则屡遭弹劾、深受集团相争之苦。由此看来，其畅言之意惬，似乎既包含山水愉人之乐，又是其借自然抒怀，暂别“进德智所拙”的无奈。如是而生的诸篇作品，便也是“绝处逢生”之作了。
随着东晋结束，南北朝开启，陶谢两大名家也逐渐湮没在历史红尘中。但岁月更迭，不敌人才辈出。一如沈约、谢朓等名士先后降生，中国文学的进程也在不断演进，延续至今。四声八病被一代文士们提出，似乎一经诞生便以其严苛肃然的面貌震慑着旁观者与参与者。这近乎匠人色彩的细密规矩，与山水交融，与浓情相合。但涕泣如谢朓望乡，发出“谁能縝不变”[39]的哀鸣;又如沈约有感别离，愁述“何以慰相思”[40]。名篇固然灿若繁星，点缀历史的天空，但其生之痛苦，又有谁人晓呢？只希望如萧统所信，椎轮大辂，踵事增华[41]，历史巨轮滚滚向前，前人之事业也能在后世中得以继承，开出更加绚烂的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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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嵇康.赠秀才入军
[25]刘义庆.世说新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卷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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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叶嘉莹.与诗书在一起[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32]陶渊明.读山海经.北京：中华书局，文选第23卷
[33]陶渊明.咏贫士
[3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5]陶渊明.桃花源记
[36]谢灵运.山居赋
[38]谢灵运.登池上楼.北京：中华书局，文选第22卷
[39]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北京：中华书局，文选第27卷
[40]沈约.别范安成诗
[41]萧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文选序
（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