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俞伶
内容摘要：张爱玲在《传奇》初版中以“家”作为故事发生的场景塑造了几类母亲形象，本文试图将这几类母亲形象进行类型分析，一一对应，深入探析这背后所隐含的创作心理和创作动机，进而求解张爱玲对人性的深层思考。
关键词：母亲形象 母亲类型 心理投射
由上海“杂志社”印行的《传奇》于1944年出版，共收入了十部张爱玲在1943年至1944年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除《年轻的时候》和《封锁》外，其余八部小说都以“家”作为故事发生的场景，描写其中的爱恨纠缠与人生境遇。一个场景如果重复出现，它就有可能成为一种象征。[1]书中各篇小说虽有不同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但无一不在一个没落的旧式家庭里发生出现，而在这些具有相似氛围的家庭里，都有一个或隐或显的母亲作为主角或次要人物登场。
“母亲”作为一个具体人物形象不断被张爱玲在各篇小说里演绎刻画，这其中投射了张爱玲的哪些心理活动与童年阴影，小说中母亲与子女的紧张关系以及矛盾冲突是否又折射了张爱玲与其母亲的矛盾？而在这些书写背后隐含了张爱玲对于人生和人性的哪些思考？
一.母亲的类型划分
1.冷漠自私的母亲
在小说《花凋》里，川嫦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又因生性老实，打小就受了不少委屈。郑家条件不宽裕，子女多，人人好面子却没多大真本事，做“女结婚员”是最佳选择。经人介绍，川嫦终于遇到了合适的结婚对象云藩，无奈却患了骨痨，病了几年后，父亲便不愿再花更多的钱给川嫦买西药治病，母亲也因为害怕丈夫知道自己存有私房钱，不愿拿出钱来。对于亲情和爱情的失望，加上无药可医，三星期后川嫦就死了。在我们的传统认知中，母亲是甘愿为子女倾注所有的，但张爱玲却有意瓦解这种传统母亲形象书写，深入挖掘身为母亲的人性与矛盾——母亲当然也可以是自私自利的。但在小说文本的书写中，我们也应该看到张爱玲给予女性的同情，郑夫人视钱比自己亲生骨肉的命更重的根由，还是源于在男权社会里，她对自我生活的不安定感。
《倾城之恋》里的母亲更是达到了冷漠的最高水准。与前任丈夫离婚后，流苏回娘家住了有七八年了，当她带回来的积蓄终于被全家人花光后，便成了众矢之的。受够了哥哥嫂子们的冷言冷语，便去找母亲诉苦，奈何母亲也冰冷的劝她再回到前夫家争点财产，走投无路的流苏只好去往香港寻找归宿。母亲的再次出场是范柳原发来电报乞求流苏回港，“既然是叫你去，你就去罢！”时隔多年，她还是被母亲当作整个家族的谋钱工具，叫人难以不心寒。母亲的冷漠势力里带着残忍的成分，欢喜的永远只是那个“有前途”的女儿。
2.保守变态的母亲
《沉香屑·第二炉香》里，母亲形象由冷漠自私进一步演化为保守变态。愫细的母亲为了不让女儿们的思想受到污染，屏蔽了一切性知识，使得愫细在新婚当日误以为自己有正常生理需求的丈夫是个变态，并在无意之中向外散播了这一“谣言”致使罗杰身败名裂。在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压迫下，罗杰不得不终结自己的生命。在这场短暂匆忙的婚姻中，不幸的不只有罗杰，还有无知甚至可怜的愫细，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便是封建保守的母亲。在笔者看来，此处的母亲象征着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仍在盛行的禁欲主义，它要求人们严酷节制肉体的欲望，无情地将女性乃至婚姻的幸福碾压至消亡。
《金锁记》里的母亲曹七巧，更是恶毒变态母亲形象的典型。在传统宗法制和长期性压抑的双重禁锢下，七巧逐渐性格扭曲，而这一切使其无法顺利从女性过渡为母亲，反而用母亲身份对女儿进行禁欲式的折磨。从为女儿裹小脚到去学校大吵大闹倒逼女儿从洋学堂退学，再到用鸦片缓解女儿生病的痛苦，直至亲手斩断女儿的爱情，七巧无所不用其极，断送了长安的一生。如果说长安的一生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是沉默的牺牲;母亲七巧的一生则是悲凉的最佳注解，歇斯底里之后还是黑暗。
3.温暖慈爱的母亲
在整部初版《传奇》里，唯一让人感到温暖慈爱的母亲形象只在《心经》里短暂出现过。由于从小从父亲那里得到了更多的关心和爱，使得小寒逐渐偏向于依赖父亲，加之母亲的一味妥协让步，进一步扼杀了她对得到母亲关注的渴望，“恋父情结”愈演愈烈。为了保全自己赖以生存的家，母亲并没有在有所察觉时及时遏制她与父亲间的乱伦关系。从这一层面来说，母亲几近残忍。故事里的母亲虽最终与小寒一样落得悲凉结局，处境尴尬生活又极度压抑，但在父亲终于带着绫卿远走高飞后，母亲还是决定成为女儿最后的依靠，即便这里的依靠带着许太太只能跟女儿相依为命的生存诉求。女儿动身去三舅母家前，许太太说：“你放心。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一定还在这儿……”，母亲的守护即使来得有些晚，但还是在张爱玲小说里看到了少有的温存。
二.作家的心理投射
《传奇》初版中所收录的十部小说创作于1943年至1944年间，彼时张爱玲二十三四岁，她笔下的母亲大多冷漠自私以至恶毒残暴，唯一一个温暖的母亲形象也是在十分畸形的家庭关系中出现。笔者认为，这种刻画反映了张爱玲的矛盾心理，在母亲形象划分的基础上，一一对应来看，可以一窥张爱玲的情感挣扎。
1.对母亲的真实印象
将《花凋》以及《倾城之恋》中的母亲形象拎出来进行分析即可发现，这些母亲虽不至于恶毒，但对女儿的爱与付出都是有条件的，带有功利主义倾向。张爱玲的母亲虽无意在女儿的婚姻中獲得好处，甚至支持她完成西式的教育，但她对张爱玲的培养和教育并不是出于一种无私的母爱，更多的是在坚守她所信奉的价值观和标准。张爱玲虽接受母亲的某些信条，某种程度上还是母亲所带回来的西方生活方式的忠实追随者，但在母亲制定的这些生活原则以外，她更想要的还是母亲无条件的关心和爱。当母爱的施与需要一定的条件才可达成时，张爱玲与母亲之间的亲密关系自然难以维系。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有意或无意的把自己与母亲相处时的真实感受投射在作品里，从而构成作品与现实的互为关照。
2.内心厌恶的母亲
苏珊·古芭和吉尔伯特曾指出：疯狂的女性人物通常具有女作家本身的焦虑和疯狂的意涵。疯女人的形象吸纳了女性作家的愤怒与不平，并在这恐惧不安的形象中为她们自己以及笔下的女性角色创造出“阴暗复本”。[2]《沉香屑·第二炉香》、《金锁记》中母亲形象的刻画，无疑就暗含了张爱玲对母亲及后母的不满与控诉。
对亲生母亲的厌恶源于在母亲那里永远无法得到的安全感。在终于逃离了父亲的家之后，在母亲处的生活也是如履薄冰。母亲总是固执的执行她所谓的“淑女的标准”，不能包容女儿的缺点，比起内心的真实感受，更看重生活的姿态，几乎丧失了对自然情感的体验能力，包括对母爱的体验。在母亲的要求下开始学做淑女，但在学习中所显现的“惊人的愚笨”还是让母亲感到失望与不满，又因得不到母亲的鼓励和支持，使得她愈发感到紧张与恐慌。长此以往，使得张爱玲丢失了成长所必需的自信心，此后的人生也一直以忧郁作底本，总逃不开“苍凉”二字。母亲无疑是张爱玲后来所反感的那种被各种定型感情和生硬的条条框框所拘囿的人，她无论如何也挤不进母亲所欣赏的世界，在母亲那里永远是个局外人。
从小在旧说部和鸳蝴派小说中读过的无数关于后母的故事，早已让她对后母这一角色产生了极其恐怖的印象。后来自己亲身经历，慢慢领略到后母的淫威，生性倔强的她，与后母发生矛盾似乎也成了必然。后母那纯属发泄情绪的一巴掌，使得本想要反抗的张爱玲被父亲狠狠揍了一顿，并被父亲拘禁在一间空房里长达半年。后母身上所携带的一切恶毒因子，它们无孔不入，将张爱玲引向至深的黑暗。
3.渴望的母亲
《心经》里所塑造的母亲形象，笔者认为就是张爱玲内心所真实渴望的母亲。在张爱玲的整个童年成长阶段，由于母亲几度出洋，使得她与母亲相处的时间及其有限， 觉得起初母亲就不在，对母亲也就没有任何依赖和期待。和母亲朝夕相处后，对母亲的“罗曼蒂克”的爱终被现实碾碎。相较于父亲，张爱玲显然对母亲抱有更多的期待，作为一个女儿所能要求于母亲的，除了提供生存支持以外，更多的是想要得到来自母亲的爱、赞许与支持，无论自己是否愚笨。《心经》中的许太太虽不能算是个称职的母亲，但却能在最后成为女儿的依靠，带给女儿希望与温暖，而即便如此，也是张爱玲可望不可及的梦。
三.作家对人性的思考
张爱玲在作品中还原了母亲形象的女性原生性和世俗性，在她的文学世界中，母亲不再伟大完美;她还拒绝了超现实的家庭神化和虚幻的女性本质，以冷静的写实揭穿了神化的虚幻。[3]张爱玲拒绝刻画传统的母亲形象，除了有意突破传统书写模式以外，与其特殊的成长环境、复杂的人生经历以及对母亲的复杂矛盾心理也不无关系。她虽想努力突破对母亲固有印象的桎梏，但不堪的记忆仍旧不断拉扯着她，使得她在对母爱抱有期待的同时深陷情感的泥淖。笔者认为，张爱玲对母亲及后母的抱怨控诉虽带有很强的个人性，但某种程度上，也反应了一种真实存在的亲子关系。
张爱玲深深知道人总是人，一起虚张声势的姿态总归没用。[4]人性本就充满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是微妙多变，况且她的作品所关照的还只是凡庸的人，偶尔做点有失高贵的事情，在她看来是可以原谅的，她无意指责他们的主观选择。《传奇》初版中的各类母亲形象，性格从自私保守走向变态，张爱玲虽讽刺控诉，但仍旧深潜着对她们的同情与体谅，挥洒不去的还有难以言说的悲哀。
参考文献
[1]余斌.张爱玲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35.
[2]（美）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M].楊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陈红玲.苏青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J].求索，2005，（3）.
[4]子通，亦清.张爱玲评说六十年[A].夏志清.论张爱玲[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275.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