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昀
内容摘要：《瑰宝》是根据韩素音爱情经历写成的一部自传体小说，被许多西方评论家认为是其最伟大的小说。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在文化冲突中不断寻找自我，最终实现“世界人”身份建构、获得自我认同的混血儿韩素音的形象。它提供了一个关于如何打破文化冲突，获得自我超越的典范。本文将从后殖民主义理论文化身份动态建构观出发对《瑰宝》中的文化身份建构过程进行研究。
关键词：文化身份建构 自我认同 “世界人” 后殖民主义
《瑰宝》是韩素音独立创作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小说以她和英国《泰晤士报》驻港记者伊恩·莫里森的爱情为素材，真实地记录了一位欧亚混血女子与英国男人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香港发生的一段缠绵悱恻、动人心弦的爱情故事。小说虽以爱情为主线，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男女主独特的身份，中英文化、欧亚文化、不同人种和阶层的生活状况与生存意识，不同的政治制度与精神信仰，所有的一切都与他们的爱情奇妙的交融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小说丰富的内涵。女主人公作为一个欧亚混血儿，在这段感情和时代的观照下，克服了深陷东西方两种文化引起的精神分裂，建构起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以中西方文化作为基础，却又不同时完全属于中西方文化的“世界人”形象。值得说明的是，本文所论述的“身份”是“根据一定的社会制度、组织规则所建构起来的社会位置，个人的角色与身份定位就产生于个体与其所处身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协商安排之中。”[1]而“认同”则是“主体将自身的社会角色作为自身的意义来源而主动内在化加以接受”[2]。
一.精神分裂症
韩素音是一名欧亚混血儿，从小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中生活成长，同时接受两种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但正如她在《瑰宝》中所表明的：“一身兼有两种甚至多种血统终究是令人烦恼的。这样容易得精神分裂症。”[3]精神分裂症体现的是一种身份认同焦虑，混血儿身份使她同时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和成长。她无法对自己的角色和身份进行准确定位从而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1.精神分裂症的流变
韩素音早期的精神分裂症来源于母亲的厌憎、父亲的冷落以及因混血儿身份所带来的歧视和排斥。对此，她做了如下描述：“她整个的自我发生了分裂，每一个碎片都从与之有关的事实的总和中重新创造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单独活动，彼此不相往来。”[4]她的自我分裂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碎片，无法建构起完整的自我以及身份认同。
1949年前后，生活在香港的韩素音仍然处于一种精神分裂中，“在多个城市、多个国家的生活经验，空间的交错已然让她的个人经验高度碎片化”[5]，她的生活浓缩成了各种片段，“每一个片段都是独立的”。[6]在《瑰宝》中，当马克写信邀请她去吃饭时，她一方面说：“在中国，女孩子是不应该和外国人约会的。我是说正经人家的女孩子是不应该这样的。”[7]另一方面，她如期赴约，并在约会过程中与马克“越聊越起劲，越聊越热络”。这种心理在她与马克随后的相处中不断重复出现，她不断重复自己是中国人而马克是英国人的观点，另一方面却控制不住地被马克所吸引。在故事刚开始时，她信誓旦旦地宣称“任谁都不能把我留在香港，都不能让我离开祖国，即使是我的女儿。”[8]但当她终于回到内地，她却因为马克而执意回到香港。当孙质疑她“最后也会跟许多西方人一样跑到美国去”[9]时，她辩解道：“我觉得不会这样。我不会跑开。不过我眼下必须回到香港。”[10]她既无法放弃自己对中国认同的追寻，又受到西方观念的影响而无法完成对中国的完全认同，从始至终都处于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中。
2.身份认同的焦虑
这种精神分裂症的背后是对于自己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马克不仅仅只是象征着爱情，同时也象征他背后那个世界。“说到底，马克不只是作为一个男人和一个恋人横亘在我和中国之间。关键是他代表了什么，他意味着什么。他背后有他的那个世界。”[11]马克代表的是象征着精神自由的西方世界。中国和西方的两种文化深深地分裂着韩素音，“无论是在中国大陆的那个小城，还是后来在春意融融的香港，我的两个世界都以疯狂的速度义无反顾地冲撞在一起，我明白我必须在马克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12]透过韩素音与马克这种感情纠葛的张力，我们可以看到韩素音精神分裂症中所体现出的文化归属的危机和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为了摆脱这种焦虑，她不断地在与这种分裂进行斗争并寻求自己的文化认同。
在《瑰宝》中，韩素音与精神分裂症抗争构建自我认同的历程共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与她和马克缠绵悱恻的爱情主线纠缠在一起的。
二.文化钉子标——中国文化认同
韩素音是一个欧亚混血儿。“混血儿”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指不同种族的男女相结合所生的孩子”[13]，指的是一种生理学意义上血缘的杂交。但文化研究学派将它的意义延伸至文化领域中，意指在两种或两种异质文化中成长的人。他们同时承载着两种文化因子，成为两种文化交融共生的“混合体”。
韩素音作为一个欧亚混血儿，她不停地在两种文化中来来回回，导致了她的精神分裂症。鲍曼在《共同体》一书中指出“个体身份认同的脆弱性和独自建构身份认同的不稳定性，促使身份认同的建构者们去寻找能拴住个体体验的担心与焦虑的钉子标”[14]。为了对抗这种漂泊无依的精神状态，韩素音本能地往两个方向寻求认同：代表着母亲的比利时和代表着父亲的中国。
1.中国认同的原因
韩素音18岁时，她来到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求学，这给了她一个接触母亲丹尼斯家族的机会。她对于丹尼斯家族十分好奇和向往，她渴望得到他们的接纳但得到的却是沉默和冷淡。“丹尼斯家族只是将她当作中国来的小表妹，从未意识到她也是他们家族的一员，将她接纳进丹尼斯家族的怀抱。”[15]她朝着这个方向的追寻遭遇了拒绝和失败。相比于母亲家族的冷漠，韩素音在父亲家族这边的生活则算得上是温暖舒心。
在《瑰宝》中，这一点主要体现在韩素音对待三叔一家的态度以及与他们的相处当中。当她的妹妹素尘写信指责三叔一家对她的敌意并对她们大骂一通时，她极为恼火，她写道：“我不明白，那些爱我的、对我宽厚仁慈的人们会对她有什么敌意。”[16]她认为是素尘误解了他们的动机。其次，韩素音从香港回到重庆，她花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与三叔一家的相处。她见到三叔三婶后，与三婶回忆起了许多往事并表示我们是互相深爱着对方的;三叔没有问什么问题，但我們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默契与温情;当我去看望搬出家门的妹妹回到家里时，家族成员都在等着我，“三婶给我倒了一杯上好的茶，三叔来到我的卧室，亲手把一直在橱子里搁了许多年的座钟取出来，放到床头桌上，还替我上足了弦。”[17]这些举动让她感觉到了关心和爱意，这给迫切寻求身份认同的韩素音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因此韩素音一直将自己看成是中国人。她对于中国的这种认同，并不是对于当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的认同，而是一种对于精神、习俗、文化、语言上的民族的认同。
2.中国认同的表现
出于这种认同，就算她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宗教徒，她也退出了天主教而推崇中国的道家思想，因为她“只是想当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而不是一个‘半真半假的洋鬼子。[18]她在与马克的交往过程中时刻提醒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切记，他是个外国人，而你要回内地去”，并试图以中国传统来要求自己的言行，“在中国，女孩子是不应该和外国人约会的。我是说正经人家的女孩子是不应该这样的”。在回到重庆之后，她半夜拜访她的妹妹素尘遭到了拒绝，她内心知道按照西方的规矩，这个时候造访确实是太晚了。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自己什么时候拜访，作为妹妹的素尘都应该从床上爬起来迎接她，于是她明明知道这样是不对的，是在强迫他人，但是她“还是毫不愧怍地说：“你去跟张太太说，我今晚就要见她。”[19]对于素尘从家里搬出去住到一个外国人家里的事，她的反映是“这的确太丢人了！我能够体会到他们的耻辱，对我妹妹我也感到恼羞成怒。”[20]通过这种共情，她认识到“在这一刻，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而且从骨子里变成一个老派的、传统的中国人。”[21]
在这一阶段中，韩素音将中国当成自己身份认同建构过程中的钉子标。她实现的是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习俗和文化上的认同。
三.自我与他者——重陷分裂
但是韩素音同时是一个受过西方精神自由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当她的生活环境发生变化和转变时，她开始在他者的关照下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身份。
1.苏珊娜——自我的扩张
这一点首先表现在感情观上。在新中国时期的爱情观里，“新型爱情的基础是相互尊重和共同的政治理想，分属于不共戴天的两个阶级的人之间是不可能产生爱情的。”[22]爱情实际上是阶级意识和政治观念的具体体现。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她与马克之间的爱情是不被允许和祝福的，这个问题从始至终都深深地困扰着她，但苏珊娜的出现让她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和感情。苏珊娜是另一位欧亚混血儿，她与韩素音截然不同，韩素音认同中国文化，苏珊娜代表着崇尚西方文化的一极。
后殖民理论家敏米在《殖民者与受殖者》[23]一文中指出，受殖者在被殖民过程中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模仿殖民者，试图把自己变成他们的一部分;二是反抗，试图重新夺回他们所拿走的一切。《瑰宝》中的苏珊娜就是第一种类型的典型体现。当韩素音时隔二十年后见到她时，她写道：“只看后背，这完全是个欧洲人;但看她的脸却是华人的。她的化妆和她眼睛、嘴唇的动作又是欧式的。”[24]当时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苏珊娜作为受殖者，她对殖民者所采取的态度是同化，她渴望与殖民者认同，“由仰慕至仿效，她力求与殖民者达到完全一致，最好是再也认不出原来的自己。”[25]苏珊娜对殖民者的这种归化还体现在她的恋爱观上，她将自己的生活归纳成是一连串的恋爱，而她对待恋爱的态度就是一场消磨时光的游戏，好像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小说指出苏珊娜受的教育是法国式的，与苏珊娜的重逢则让韩素音看到了“另一种景观”，她在这之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都恪守着中国传统，“在遇到马克之前，我连做梦也没想过让一个外国人触碰”，但苏珊娜就像是一面镜子，反射出韩素音心中的另一面，与苏珊娜告别以后，“我感到自己像一朵枯萎的花，很不自在，心中又涌起了一种渴望。”[26]
2.集体精神与个人自由
韩素音对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审视与困惑在她第二次回到内地小城后达至了高潮。她曾经在具有浓厚的自由气氛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求学，出于对中国的认同和热爱，她毅然决然地在新中国刚建立时期回到中国，渴望与中国人民结合在一起。当她回到中国内地，她看到全国同胞满腔热情地为建设一个焕然一新、生机勃勃的新国家而努力，她在其中感受到了“一个超越自我的扩大的自我…我的名字是‘集体。”[27]她听到了由口号、标语和游行激发的在人民群众中不断蔓延的无形的鼓声，她内心深处的爱国热情被这种鼓声和律动激发起来，“我感到这种东西已经把我心中所有真实的情感都鼓荡起来，如同爱情一样强悍、迫人，好像我的骨髓在几万年前就听到了。”[28]她将这种想法与共产党员孙分享，后者却指责她是回到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观念上，这种鼓声和活力应该是我们的国家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后表达快乐心情的民主表达方式。韩素音认为我们不能将过去从自己的身上剥离，我们应该吸收我们过去文化中优秀的那一部分，而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类为封建主义思想。她指出我们第一次会建立起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府，“但是我们也可能做得太过，我害怕这些热闹场面中的狂热。”[29]她的这种担心被指责为是胆小，并说“你什么时候才能不再用幻梦来装饰活生生的现实？”[30]在韩素音看来，看待同样一件事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方式，她在小说中写道“我很清楚，这是跟马克学的”[31]，但孙先生却说“正确的方式只有一种，你必须掌握”。
韩素音回到中国大陆之后，她又重新面临着精神上的分裂，面临着集体精神与个体自由之间的选择和困惑。她一方面认为“许许多多的人怀着真诚、热情、信仰掀起了劳动的高潮，我能成为其中的一员也很幸福”，但另一方面她又冒出了“有的时候我还是有点迷茫”的念头。因为当时的社会企图把人改造成为思想一致、行动一致的“集体的”人，她必须在个人与集体之间进行抉择。“这些以家、国家的义务要求个体自我克制，自我牺牲的做法带来的是个体的矛盾、迷茫、困惑、痛苦。”[32]韩素音于是开始思考中国文化中的集体精神与西方文化中的个人精神自由如何才能取得平衡，她在小说中指出“我已经明白为什么我的灵魂和身体要在香港和大陆之间、马克和中国之间来回穿梭了。”[33]
四.贯通中西——“世界人”
韩素音没有徘徊于两种文化的边缘，而是向着两种文化的腹地不断深入，对他们进行反思与融合，这使得她具有了贯通中西又超越中西的文化视野。双重文化视角让她能够辩证地看待问题，就如她在反驳孙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新时期的纪律是萌芽于旧时代的混乱的，“如果没有这些旧时代的东西，新时代的东西似乎也不见得必然会出现。这些对立的东西，似乎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可是在我的眼中他们既是相互对抗的，也是相互补充的。”[34]她在与他者的观照中找到了在差异文化中的生存策略——承认矛盾，拒绝表面的统一。她思考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集体精神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冲突，“我依违难定地站在动荡不安的陆地和起伏不定的海洋之间，为什么两者都拒绝？我说出的话又被海風送了回来。”[35]她作为欧亚混血儿既无法融入西方文化又无法完全认同中国文化;在新中国所表现的集体社会中，个人的精神追求是被集体精神所抹杀的。她指出中国许多最优秀的、较为诚实的西化知识分子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抛弃了个人的自由，转而追求一个超越自身的更大的自我，即使这意味着严格的管束和纪律以及对某些方面的反感也不在乎。”[36]但韩素音所思考的是东西方文化之间是否有可能进行文化交流与融合，集体精神与个人自由之间能否取得平衡的问题。
她回到了香港，因为只有香港这个位于东西方之间的中转站“能够让人歇歇脚，喘口气，考虑一下该怎样选择”[37]。最终，她意识到了自己永远也无法单纯认同东方和西方文化中的某一种，“我不能毫无负担地去大陆，因为我不能否定我曾经理解的，不能辱骂我曾经所爱过地，不能憎恨曾给我生命的。”[38]但同时，“马克也永远不会消失，现在我不能没有马克。”[39]她意识她永远无法摆脱其中一极的影响而寻求另一极的身份认同。最终她从马克和孙先生在香港的谈话中得出结论：中间道路肯定是有的，马克与孙先生虽然有信仰和种族上的差异，但是在香港这个地方却可以毫无芥蒂，不带敌意地进行交谈，异质文化间的交流和沟通是可能的，但这需要我们都怀抱着世界意识，承认种族和文化间的差异，相互尊重、相互宽容，她由此而实现了她作为“世界人”的文化身份建构。
纵观韩素音在《瑰宝》中所体现出的文化身份建构，始终呈现出的是一种动态的变化的建构过程。欧亚混血儿的身份使她无法在两种文化中准确地定位自己，由此患上精神分裂症。这种焦虑与分裂促使她强烈地寻求文化身份认同，从压抑自己的个性恪守中国传统到重新分裂于中西两种文化中再到最后贯通中西成功建构起自己世界人的文化身份，不断自我反思与自我重塑地精神在她身上得到了典型地体现。作者最后所提出来的中间道路虽然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在国际和种族冲突不断加剧的当代社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现在这个多元文化社会，我们每个人应该怀抱着平等对话的态度对待异质文化，期待文化和平时代的到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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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2]罗如春.《后殖民身份认同话语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3.
[3]韩素音.《瑰宝》[M].孟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02.
[4]韩素音.《伤残的树》[M].孟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5]邹蕙鸾.《瑰宝》中韩素音笔下的"精神分裂症"[J].北方文学（中旬刊），2019，（9）：107-108.
[6]韩素音.《瑰宝》.孟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69.
[7]韩素音.《瑰宝》.孟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5.
[8]韩素音.《瑰宝》.孟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2.
[9][10] 韩素音.《瑰宝》.孟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16.
[11]韩素音.《瑰宝》.孟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21.
[12]韩素音.《瑰宝》.孟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20.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6：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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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韩素音.《瑰宝》.孟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19.
[17]韩素音.《瑰宝》.孟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39.
[18]韩素音.《瑰宝》.孟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72.
[19]韩素音.《瑰宝》.孟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36.
[20]韩素音.《瑰宝》.孟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34.
[21]韩素音.《瑰宝》.孟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34.
[22]韩素音.《瑰宝》.孟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13.
[23]敏米.《殖民者与受殖者》.魏元良译，载许宝强、罗永生选编《解殖与殖民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33-59.
[24]韩素音.《瑰宝》.孟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68.
[25]罗如春.《后殖民身份认同话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91.
[26]韩素音.《瑰宝》.孟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73.
[27]韩素音.《瑰宝》.孟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07.
[28]韩素音.《瑰宝》.孟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08.
[29]韩素音.《瑰宝》.孟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08.
[30]韩素音.《瑰宝》.孟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08.
[31]韩素音.《瑰宝》.孟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11.
[32]关惠梅.世界是我家园[D].福建师范大学，2008.
[33]韩素音.《瑰宝》.孟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21.
[34]韩素音.《瑰宝》.孟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10.
[35]韩素音.《瑰宝》.孟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17.
[36]韩素音.《瑰宝》.孟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20.
[37]韩素音.《瑰宝》.孟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22.
[38][39]韩素音.《瑰宝》.孟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51.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