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峰
内容摘要：作为80年代成长起来的先锋小说家，苏童对人性片面、抽象的理解使其过度关注人性“恶”，耽溺的颓废意绪悬置了基本的道德价值判断。人物主体缺少反抗精神使其对女性悲剧的关照陷入男权主义阴影，“少年血”中死亡和暴力的形而下书写使成长陷入晦暗的深渊。
关键词：创作局限 南方文人 女性 “少年血”
作为80年代成长起来的先锋小说家，苏童对人性片面、抽象的理解使其过度关注人性“恶”，耽溺的颓废意绪悬置了基本的道德价值判断。人物主体缺少反抗精神使其对女性悲剧的关照陷入男权主义阴影，“少年血”中死亡和暴力的形而下书写使成长陷入晦暗的深渊。
一.南方的堕落与诱惑
颓废作为一种时间的危机意识，本身蕴含一种积极的反抗。他们反抗庸常世界的武器便是艺术审美，“在这动荡和纷乱的时代，在这纷争和绝望的可怕时代，只有美的无忧的殿堂，可以使人忘却，使人欢乐。”[1]但是，颓废在本质上是用一种绝望反抗另一种绝望，感官享受的放纵很容易走向极端，这也正是审美现代性的困境。
陈佐千一辈子沉溺女色，却满足不了妻妾成群的欲望，娶了四房姨太太后在他的身上终于发生了某种悲剧，女人为了争宠早已变得绝望疯狂，儿子飞浦却是个性无能;旧时代终结，革命摧枯拉朽的时候，沉草作为四十年代最后的地主的继承人躲在一篇罂粟地里似醒非醒。
从衰败的“枫杨树故乡”到“香椿树街”是一幅令人绝望的人类图景。《舒家兄弟》中，老舒和丘美玉在自己儿子的房间里偷情，舒农被捆绑起来并在嘴里堵上毛巾。城北地带是个肮脏龌龊的前现代地区，前清曾是厂狱行刑的地方，香椿树街一颗香椿树也没有。这里的人没有一个好下场，达生偷偷骑走了李修业的自行车而造成了父亲的车祸，母亲腾凤当年被自己的父亲两百块钱卖给了野蛮的李修业，受尽虐待;打渔弄美丽纯洁的女孩美棋被懵懂的少年红旗强暴，因不堪忍受流言而跳河自尽，红旗的母亲为儿子到处奔走，最后猝死在法院的门口……市井生活的藏污纳垢、冷漠自私构成一个黑暗的人性世界。
文明的发展向着人类真善美的方向，写作如果放弃知识分子理性批判立场与人物平行，顺应着他们的所作所为，原封不动将其照抄照搬，便是一种无言认同。爱伦堡认为人在其本质的发展过程中拥有着自由意志，能够主宰自己的行动，这使他能按自己的愿望塑造自身，像鲁迅一样在绝望中看见希望。
自六朝战乱，中国的南北政治之争，多以南方失败为终，伤感、怀旧、耽溺是南方文人普遍的心态。在现实的灰败中退身出来，以“向后看”的写作姿态重温已逝的生活，对一个消失的历史唱“挽歌”。政治上的失败和经济上的优裕构成畸形的生存环境，无论是六朝还是明末，他们无不在追求声色犬马的同时逃避现实，或游山玩水，或恣肆声乐，渐渐培养起纤细精致的审美触觉，来作为政治失意的“代偿”。苏童作为新时期的南方作家，连同叶兆言、韩东、鲁羊等，在文学启蒙之后，回到南方渐渐消融了青春的热情和文学的社会动力。以苏童写作《妻妾成群》的时间点为止，在八十年代短暂的启蒙思潮后，迅速的退回到保守主义。
二.男权阴影下的“红粉”宿命
19岁的女大学生颂莲，因为父亲茶厂倒闭自杀后，选择了嫁个有钱人做小。念佛诵经的老女人毓如、笑里藏刀的卓云、孤傲放荡的梅姗，都加入到斗争中，卓云教雁儿刻字诅咒颂莲、颂莲报复卓云剪掉她的耳根、颂莲逼雁儿吃掉马桶里的草纸等等。痛苦的四个女人争得不是什么女性的独立与自由，而是被一个枯瘦无能的老头的夜晚。人身依附意识的背后是女性彻底的“物品化”：“女人到底算个什么东西，就像狗、像猫、像金鱼、像老鼠，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人。”[2]与颂莲有所灵犀的飞浦竟是个怕女人的性无能，颂莲在生理和精神上陷入双重绝望，最后看到被丢进死人井的梅姗而彻底疯掉，五太太文竹的嫁入则显示了腐朽堕落的继续。五四时“娜娜”们出走家庭的痛苦与挣扎被苏童消解殆尽。同样写封建家族，苏童没有《红楼梦》里少女沦为妻妾的屈辱，没有黛玉般用生命争取自由的意志。建国后，解放军改造妓女，翠云坊的秋仪在劳动训练营的卡车上夺路而逃。秋仪深知男人靠不住，但她还是投奔嫖客老浦，小萼怎么也缝不完三十麻袋，“你们不怕吃苦，可我怕吃苦……你们是良家妇女，可我天生就是个贱货”[3]劳动能改造人的身体，却改造不了思想。相对于陆文夫《小巷深处》的重获新生和老舍《月牙儿》笔下的凄凉纯真，《红粉》的叙事是失败和“反启蒙”的。秋仪被老浦母亲赶出家门后出家当了尼姑，而小萼背弃姐妹情谊和老浦在一块，最终将老浦坑到刑场，小萼丢下悲夫和一个北方男人走了：“我不行，还是想嫁男人……我也不明白自己怎么回事”。[4]小萼临走还在找翠云坊，八岁的悲夫也被女人的胭脂盒香气深深吸引。
除了对男人的依附，女性同类间的戕害更让人触目惊心。《妇女生活》中三代女性娴、芝、萧的命运似乎都是在一念之间铸成的，“女人永远没有好日子，这和男人没有关系”。[5]她们不仅无力抗拒男性的嘲弄，更对自己的亲人莫名的憎恨。娴与母亲互骂对方“骚货”，萧为了住房将芝送到精神病疗养院，芝查出不能生育后对邹杰说道：“一切都会变的，只有人的命运不会改变……母亲把我生下来，就是为了让我承担她的悲剧命运……我注定享受不到别人的幸福和权利。”[6]《另一种妇女生活》中简氏姐妹终日幽居在酱园楼上与世隔绝，妹妹少芬觉得巢里的燕子就是她整个禁锢生活的写照，顾雅仙用粗鄙的世俗生活“拯救”了少芬，姐姐少贞则在怨恨中走向自毁。
人本身有逃避自由和成为物的缺陷：“这是一条险恶的道路，因为人被动、异化、迷失，就会成为外来意志的牺牲品……不过这是一条容易走的路：这样就避免了本身地承担生存所带来的焦慮和紧张。”[7]苏童让笔下的女性放弃了自由和抵抗，自动成为“他者”，如果还有一丝自由，恐怕也是“欲望”的自由。《城北地带》中美琪被红旗强奸后自尽，“骚货”金兰与叙德父子偷情私奔;《米》中织云先后被六爷、五龙视为“玩物”而丢弃。苏童说：“在很多时候她们有作茧自缚的选择，我们一直觉得是封建礼教男权主义压迫着女性，但女性自身的问题怎样导致了自己的悲剧，这是我感兴趣的问题。”[8]“从人性角度出发，没有男女有别，女性的美化和眼泪相看实际上是不尊重。”[9]似乎女性的欲望只有迎合男性才是合理的，否则就应该受到谴责和惩罚。
三.“少年血”的无意义流淌
“一条狭窄的南方老街，一群处在青春发育期的南方少年……一些在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年轻生命，一些徘徊在青石板路上的扭曲的灵魂。”[10]所谓“少年血”，是一些盲目的生命体验和晦暗记忆，充满着无意义的暴力和死亡。
“我”好不容进了舞蹈队，段老师却死了，“我”尽管赢了李小果，“却莫名其妙的大哭一场。”（《伤心的舞蹈》）剑喜欢沿着铁路搜集意外死人的遗物，他对小鸟的迷恋，对远方的羡慕，夹杂着深深的迷惘和失落。（《沿着铁路行走一公里》）
“少年血”肆意流淌的是暴力、欲望和死亡。《城北地带》，“前清曾是厂狱行刑的地方”，东风中学“是杀人放火无所畏惧的象征”，生活的乐趣就是打沙袋和拜师学武，达生在一场以一敌十的帮派械斗中，以自毁的方式完成了他英雄主义般的崇敬。《刺青时代》成为某种暴力的图腾，天平的野猪帮和白狼帮在石灰厂的血战和惨死让人触目惊心，小拐以“刺青”明志，欲重新振兴野猪帮，然而最终额头上却被刺上“孬种”的屈辱标记。《被玷污的草》中，少年轩的眼疾无法治愈，必须以血腥的报复才得以恢复。《游泳池》中，达生为了偷偷练习向往的自由泳，故意让看门的老头活活溺死。《桑园留恋》中，毛头和丹玉最后在竹林深处殉情，丹玉的脸上还留有毛头深深的压痕。《舒家兄弟》中，少女舒丽为了报复母亲的堕落和舒工，以死亡来祭奠荒诞的情欲。
苏童认为他们一代出生的人身上有种自然的“街头气”：“那时代的孩子，比如对美感的培养，对事物价值判断的培养是没有教科书的，教科书就是他人。暴力的孩子拿另一个暴力的孩子做自己的课本。”[11]这样的“街头”没有任何道德、伦理的约束，对于冲动所带来的毁灭和死亡，也没有任何内心的恐惧，香椿树街生活的人，凭着本能行事，对于他人，要么以暴抗暴，要么屈辱苟活，对于自身，往往采取的极端的自私或自轻自贱。
暴力，曾经和革命历史联系在一起，成为社会进步的某种极端或崇高的方式。苏童的小说中，则放弃了了暴力可能包含的社会、历史意义，人物成为没有内心的暴力冲动的符号。苏童从来没有以成人的眼光来切入那个年代，“孩子对外部世界是从来不做道德评判的，他们对暴力的兴趣一半出自当时当时教育的引导，一半出自天性……我作为一个旁观的孩子，没有人可以給我定罪，包括我自己，这是我作为一个六三年出生的人比他们轻松坦荡的原因之一，也是比那些对文革一无所知的七十年代人复杂一些世故一些的原因之一。”[12]也许苏童的小说根本就不能归入“成长小说”，因为作者从未“长大”过。
注 释
[1][英]王尔德：《王尔德全集》，第4卷，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2]苏童：《妻妾成群》，《妻妾成群》，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136页。
[3]苏童：《红粉》，《红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13页。
[4]苏童：《红粉》，《红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43页。
[5]苏童：《妇女生活》，《红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104页。
[6]苏童：《妇女生活》，《红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87页。
[7][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郑克鲁译：《第二性》，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9月版，第14页。
[8]周新民、苏童：《打开人性的褶皱—苏童访谈录》，《小说评论》2004年第2期。
[9]苏童、王宏图：《南方的诗学：苏童、王宏图对话录》，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2月版，第59页。
[10]苏童：《自序七种》，《虚构的热情》，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50页。
[11]苏童、张学昕：《回忆·想象·叙述·写作的发生》，《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6期。
[12]苏童：《六十年代，一张标签》，《虚构的热情》，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95-98页。
（作者单位：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