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网络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为大学生提供了新的社会活动空间，通过考察藏、汉族大学生的微信朋友圈的使用动机与线上人际交往特点，发现藏族大学生在使用微信朋友圈时，自我呈现的遮蔽策略运用笨拙、关注实际利益、重视人际情感维护，呈维系式特点;汉族大学生在使用微信朋友圈时，能够娴熟的运用自我呈现的遮蔽策略、关注线上情感认同、重视他人认可，呈认同式特点。
关键词 维系;认同;藏族大学生;微信朋友圈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8）23-0042-02
1 问题的提出
从学界对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研究上看，现阶段关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媒介素养、文化适应、身份认同、国家认同等问题上，研究学科主要涵盖民族学、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等，是个典型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对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媒介使用方面的研究主要针对该群体的微博使用与互动、网络行动与交往、新媒体使用与身份构建等问题展开，将该群体自带的民族文化烙印与新媒介技术结合讨论，对目前我国某些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媒介接触与使用做了一个宏观描绘，但缺乏专门针对藏族大学生与汉族大学生的新媒介使用自我呈现的比较研究。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了新的自我呈现场域，各种新媒介也深深渗透到藏族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与学习中，大学生游离于现实与虚拟共同交织的传播网络中，多元身份交叉重叠，虚实之间，藏族大学生如何利用新媒介，进行自我展演、维系并拓展人际关系、在大学环境中逐步完成自身的社会化？而要讨论藏族大學生的新媒介使用情况，需以汉族大学生的新媒介使用情况作为参考，差异在对照中才会得以显现。
2 藏、汉族大学生朋友圈使用的工具理性比较
欧文·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舞台，每个人都是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不同角色的演员，他们都在互动中“表演”自己，塑造自己的形象并更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朋友圈这个线上舞台，藏族大学生与汉族大学生在进行电子化自我展演时，他们的诉求是否存在差异？与传统网络社交模式不同，微信朋友圈为受众提供的是一个“窄播深交”、强关系的互动平台，由于软件本身的不断更新和功能的开发，对个人信息的私密性的保护增强，营造了一个互动、多向、半开放的、能给受众更多主动性和安全感的展演空间。
本研究以江西省高校藏族大学生及汉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线上为观测点，结合这两个不同族群的文化背景及新媒介接触使用习惯，以微信使用为例，秉承受众研究的社会文化取向，探寻与对比藏、汉族大学生的新媒介实践特点。基于此，本研究以江西某高校为例，采用问卷调查法，共计派发720份，藏、汉族大学生各36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分别为99.2%与97.8%。问卷包括基本信息、微信朋友圈使用情况、微信朋友圈的互动情况三大部分。通过对两类问卷的整理与对比，研究发现，藏、汉族大学生在朋友圈使用习惯、特点及动机方面呈现出诸多不同。
2.1 线上自我呈现时展现出不同程度的“遮蔽”策略：娴熟与笨拙
戈夫曼将自我呈现的环境比作舞台，有舞台就有前台和后台，人人都是演员，而自我呈现的过程就是呈现主体对呈现行为进行管理的过程。微信朋友圈的分组功能赋予了个人操控前台与后台表演区域的权力，前后台的隔离即部分内容的选择性遮蔽，关闭了他人对自己形成印象的技术闸道，保证了个人的隐私，规避了不必要的展演后果，增强了用户对线上人际关系的主动力与控制力。
在“是否会设置分组可见”及“分组可见的原因”的选择方面，与藏族大学生相比，汉族大学会出于想要“隔离小部分人，减少不必要的误会”而更倾向于选择“设置分组可见”或经过其他设置如“提醒谁看”来做到“特定的内容只想给特定的人看”，汉族大学生深谙以汉族受众为主要消费群体而设计、使用的汉语语言体系及专业话术，他们对微信朋友圈的丁点技术更新都异常敏感和雀跃，总能在技术的有限赋权下，娴熟地将其应用到准确的线上自我呈现中，以求有限的隐私保护与临时有效的自我遮蔽。
藏族大学生虽然在“基本信息的呈现真实度”的简单操作上，不会将真实的个人信息暴露出来，偏向于“遮蔽”自己，但是在“是否会设置分组”及“选择分组可见的原因”方面则显得坦诚得多，他们在正式成为江西高校的大学生之前，还要参加为期一至两年的大学补习班，即“预科生”，在补充一些基础教育尤其是汉语言文化知识后，才会进入到高校与非少数民族的大学生一起学习与生活。藏族大学生的汉语基本听说读写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在“一般如何编辑文字”的选择上，藏族大学生呈现出更加谨慎的状态，汉语语言的难关也许是一个较好的解释。在以汉语语言话术及逻辑框架的媒介使用过程中，往往需要转换语言思维后进行再加工理解，如此一来，能够真正理解到、表达出的意思早已打了折扣。相较于汉族大学生而言，他们的“语言遮蔽策略”使用显得生涩又笨拙。
然而在“一般如何选择或处理图片”的选择上，藏族大学生对自己朋友圈里的照片的要求更高、即可视化自我呈现的要求更高，相较于“语言遮蔽策略”短板，“图片修饰策略”是他们采取的补充措施。
2.2 朋友圈使用中不同主要功能需求：精神娱乐与物质利益
在朋友圈的使用情况时长方面，虽然汉族大学生更新微信朋友圈的频率较高，但是问卷调查结果却显示，藏族大学生使用朋友圈的时间更长，每日打开次数更多，呈现出更强的媒介依赖。在看待网络主要的功能方面，在异域他乡求学的藏族学生，相较于大多汉族大学生追求的“社交娱乐”，获取更多用以消除环境的不确定性的信息对他们来说是更加实际有用的，这是他们的朋友圈工具理性。藏族大学生发朋友圈的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刷存在感，稳定社交关系”，而对于汉族大学生来说，“分享及记录生活”则是最重要的目的;除了共同选择的“情绪表达”外，藏族大学生有稍强的新闻敏感性，他们关心家乡新闻时事、想念远方亲人，甚至因为要回家采虫草挣钱而耽误学业，国家单位是他们的热门职业追求，他们对大学生活及未来规划有更加实际的期望——物质利益。
归纳而言，汉族大学生更乐于更新朋友圈，主要是为了社交与娱乐、分享及记录生活，这也符合威廉·斯蒂芬森在《传播的游戏理论》一书中所论及的观点——媒介融合时代用户们最重要的动机之一，仍然是娱乐。藏族大学生主要是为了“刷存在感，稳定社交关系”并在“使用分组可见功能的原因”的多项选择上，更多的将朋友圈当作承载物质利益的商业途径，但同时又十分担心这种利己行为会对朋友圈中的“朋友”造成视觉负担，利益与情谊，二者通过简单的“分组可见”这一“遮蔽”策略得以平衡，与汉族大学生相比，藏族大学生的媒介使用带有更强的实用主义色彩。
2.3 朋友圈互动中不同人际交往倾向：维系与认同
在“发朋友圈时犹豫的原因”的多项选择上，藏族大学生中，选择“担心他人评论冷嘲热讽，说我矫情”和“担心自己刷屏，被朋友们嫌弃甚至屏蔽”的人最多，而汉族大学生选择“担心他人评论冷嘲热讽，说我矫情”和“担心他人不敢兴趣，忽视我发的内容”的人最多。可推测，藏族大学生更担心他人的“反向”解读，违于自己本意，且擔心过多的信息投放会影响线下的人际交往。汉族大学生则更担心线上的自我呈现得不到他人的“反馈”，如果是“正向反馈”的话，那就再好不过，说到底，是在求关注、博认同，而这种认同，就简化为一个简单但寓意颇丰的计算机语言符号——“赞”。
在“会对什么样的内容点赞”的选择上，藏族大学生给“点赞”赋予了个人喜好及维系人际关系的寓意，真心掺杂着礼貌，他们以诚待人，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朋友，都诚心维系。而汉族大学生则倾向于将“点赞”看作是一种简单直接的“认同”，或是对好友的线上表达方式、文字编辑、图片处理的赞赏，或是对好友的处事态度、生活方式的认可，或是对好友经历的感同深受，都凝聚在一个小小的“赞”里。在“乐于点赞还是评论”的选择上，汉族大学生表现出更强烈的使用“点赞”功能偏好，或许，对汉族学生而言，点赞意味颇多。一颗小小的爱心符号，胜过评论区的文字交流。表达“认同”比表达“看法”，甚至比“沟通”更简单高效。
在“点赞目的”的选择上，藏族大学生选择“出于认可与关心”和“维系人际关系，礼尚往来式点赞”的人最多，在汉族大族学生中，选择“出于认可与关心”的人最多，其次是“维系人际关系，礼尚往来式点赞”。可推断，藏族大学生朋友圈使用更加注重人际关系的维持，汉族大学生则更加注重寻求认同。
3 结论与讨论
“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在藏族大学生和汉族大学生的微信朋友圈使用对照中，可以发现族群新媒介使用的不同动机与偏好及原因。对藏族大学生而言，通过新媒体的使用，他们主动“出场”，但作为新技术的“非主流”使用人群，他们的媒介践行受到一定约束，相较于难以确定的他人认可，他们更在乎技术下的实际情谊，体现出谨小慎微、维系式人际交往特点;对于汉族大学生而言，大学是他们社会化的关键期，他们利用新媒介完成个人电子形象的自我想象和构建，积极展演自我、寻找认同，体现出积极拓展、认同式人际交往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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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西国际媒介形象构建研究——以陶瓷文化传播为突破口”（项目编号：17xw11）。
作者简介：熊霞余，助教，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传播、文化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