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以毛姆的长篇小说《面纱》为研究对象，小说中涉及到了大量对中国环境、人民与文化等方面的描写，但是在这些描写中却呈现出了两个相互矛盾截然相反的中国形象：一个是恐怖野蛮的异域之地，一个是亦真亦幻的乌托邦。本文将运用形象学、叙事学等相关理论，对这一矛盾的中国形象进行具体的分析阐释，在探究其形成原因之后，并进而指出这是毛姆对长久以来的两个形象套话叙事的历史移置与重新利用，它代表了20世纪初期西方文化想象对古代东方的重新发现。
关键词：《面纱》 他者 两极书写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一生游历广泛，曾两次到过中国，受此影响，他的一些作品都将中国设置成故事的发生地而展开叙述。其中小说《面纱》讲述了女主人公凯蒂由于婚外情的暴露而被丈夫瓦尔特胁迫一同前往霍乱横行的中国内陆小城——湄潭府，她在那里得到了宗教与道德的救赎，然而瓦尔特却不幸在霍乱中死去了，最终凯蒂回到英国，重新开始了一段崭新的人生。小说的故事情节较为简单，其中涉及到了大量对中国环境、人民与文化等方面的描写，但是在这些描写中却呈现出了两个相互矛盾截然相反的中国形象。
一.恐怖野蛮的异域之地
在《面纱》中，毛姆首先展现的是一个神秘恐怖的异域形象。
在叙事学理论中，叙事视角通常是指作家选取的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根据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关系，叙事视角又有内视角（叙述者=人物）、外视角（叙述者<人物）与全知视角（也称零视角，叙述者>人物）之分。在传统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中，作家为了全面地展现生活，通常采用全知叙述模式，但是，在一些特定情况下，作家有时会放弃这种视角，采用故事人物有限角度对观察对象进行描述，以此强调人物对观察对象的认识。而《面纱》这部小说主要讲述的是女主人公凯蒂的成长历程，因此小说主要采用了故事人物的内视角，同时为了故事的全方位描述，毛姆又辅以上帝视角的全知叙述。
在凯蒂坐轿子前往湄潭府的途中，毛姆运用人物的限知视角细致地描写了凯蒂的心理变化过程，展现了她对周围环境的好奇与陌生。她面对轿夫说的中文是“听不懂”的，看到炫目美丽的牌坊“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并且“她自己也说不上来”[1]。在这些否定句中多次出现了用于限定观察者认知能力的词语，这些词语的重复出现，表现了作为外来者的凯蒂与当地环境之间的隔阂。而在叙事学理论中，持续采用人物有限视角会导致读者情不自禁地认同该人物，从而倾向于接受他的认识立场。在凯蒂与瓦尔特安定下来以后，这一点表现地更加明显，毛姆“通过她的视角描写异域景观意义的不可穿透性质，这一叙事策略无疑加强了横亘在凯蒂与异域之间的文化疆界，使得异域及其意义成为一个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异己形象。”[2]小说曾多次描述她坐在窗口观望小镇景象：在凯蒂看来，由于白雾的笼罩，河上的小舢板以及河对岸的城镇笼罩在一片鬼魅般的光影中，在她眼中是如此地沉寂与神秘，那些小舢板好像是屈从于某种令人生畏可怕无比的力量的控制才会在河面上安然停泊。在这里，湄潭府对于凯蒂来说已不仅仅是简单的隔膜，而是让她心生恐怖的妖魔之地。而在后续的情节中，跟随凯蒂的视角，证实了这并不是凯蒂偷情被发现后的恐惧心理导致的，而恰恰是她眼中的现实：在湄潭府的城中心，街道不仅狭窄混乱，还污秽肮脏、臭气熏天;在这里，由于瘟疫，死亡随处可见。人们“像苍蝇一样一群群地死亡”，所到之处，因为亲人离世，人们呼天号地触目怵心。毛姆甚至运用全知视角，叙述了凯蒂的梦境——在梦中，抬棺材的苦力在她面前无声无息地匆匆走过——来进一步强化这一形象。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凯蒂觉得这座城市就是鬼蜮之地。
纵观《面纱》的整个文本，其中充斥着大量中国人的形象。这些形象大多是苦力、孤儿、乞丐，他们以群像的形式出现，没有名字，没有个性，没有话语权，只有模糊的轮廓。关于这一点，有很多论者从东方学的角度切入进而批判毛姆的殖民主义思想。但是从整体看，鲜活的中国人物塑造有悖于小说主题的表达，因而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在关于中国人的外貌描述方面，则具有对于中国根深蒂固的负面态度。在凯蒂看来，这些中国小孩“面黄肌瘦”，身材矮小如同侏儒，鼻子是“扁的，不像正常人”，反倒像个动物。而其他的中国人总是“令人厌恶地死盯着她瞧”，古董店的老板和店伙计笑起来油腻狡猾、阴险狡诈。下层人民永远是“肮脏的、卑微的”，他们“举止粗鲁，言语粗鄙。”这些词汇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是构成“中国”形象的最基本单位。此外，毛姆筆下的中国人还是冷漠无知的。华人厨师一脸漠然，“抱着漠不关己的态度”做饭上菜，丝毫不在意凯蒂他们有可能会感染上瘟疫;在瓦尔特的葬礼上，那些苦力们只是觉得新鲜，“好奇地”望着这种基督教式的葬礼，在举行葬礼完以后，他们便离开了，丝毫没有对生命的敬重之意;此外，中国的父母们也漠视生命，随意遗弃自己的孩子。总而言之，在《面纱》中，毛姆类型化、丑化、野蛮化、异类化甚至动物化中国人，流露出欧洲集体无意识中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鄙视、厌恶之情。
二.亦真亦幻的乌托邦
前文所述，《面纱》这部小说主要采用了凯蒂的视角进行讲述，同时又辅以上帝视角的全知叙述。而这种采用人物视角叙述所展现出的异国形象，并不是现实中的真实情况，而是关于异国文化的想象。在实际的行文过程中，毛姆对于中国的描述也是不真切的虚幻的，他对于中国文化也充满了误读。
小说在描述韦丁顿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时，改用全知叙述模式，使得关于这一人物的描述产生了较大的可靠性。虽然毛姆对韦丁顿的设定是外国人，但是他却是个十足的中国通。从他与凯蒂之间的种种言论可以表明他是站在中国的立场的。中国文化对韦丁顿影响颇深，尤其是道家思想。韦丁顿曾对凯蒂描述了自己对于“道”的理解，凸现了“道”含有超越语言概念的真理特点，并将这种东方思想提升到了哲学层面。更为重要的是，他对“道”的阐释强调了道家学说的平等思想，这表明韦丁顿暗示凯蒂要看到这样一种世界观：没有一种秩序高于其他秩序，并且提醒凯蒂以一种顺应和无为的方式接受事物之道，即要将自己置于认知对象的位置与事物同为一体。[3]但值得注意的是，韦丁顿对于生活是抱有一种玩世不恭的虚无主义态度的。在他看来，“生活的意义似乎就在玩世不恭。……这个世界在他看来充满了诡异、怪诞、荒唐”，[4]唯有中国的“道”才是“万物的避难所”。而将韦丁顿玩世不恭、虚无主义的态度等同于“道”的智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姆对道家思想的误读。并且从毛姆的游记中得知，他认为庄子其实是一位个人主义者;他对《庄子》以及道家思想的理解充满了浪漫的想象。而这种错误的“遐想”也影响到了笔下人物韦丁顿对道家思想的理解。
除了韦丁顿，毛姆还设置了一个人物来凸显他眼中的中国，这就是韦丁顿的情人。在毛姆笔下，这位满洲贵族后裔的“脸上涂着脂粉、斜睨着眼，神态淡定”优雅得像画一样。这一描述很容易联想到西方小说家关于中国女子容貌的套话，在这样的叙述中隐含了中国女性普遍缺乏主体意识的认知。在这里，凯蒂觉得无论如何“这位长着猴子脸的秃头男子”不可能让一位异族女子产生激情，她可能是由于韦丁顿外国人的身份才委身于他的。不过，这并不是毛姆真正的创作意图，这个缺乏内在特性的“东方”恰好符合凯蒂的期待和想象。毛姆将灿烂悠久的东方文明集中表现在这一人物身上。“遥远而神秘的感觉”与眼前真实之间的关系被彻底切割了，东方成为观察者的心理投射。通过一个被想象虚化了的审美对象，凯蒂将先前看到的湄潭府幻化为一个遥远的过去——东方：此刻她心里突然浮现一种由古老东方带给她的神秘又难以看透的感觉。她仿佛通过这个体态优雅又极具代表性的满洲格格，看到了东方的信仰和理想。[5]此外，在那些关于湄潭府自然环境的描写中，毛姆赋予了中国以世外桃源的形象。生活久了，凯蒂对湄潭府的印象再也不是初来乍到时的惊恐不安：乡村广袤的原野一望无际，它的触角伸向四面八方，在凯蒂眼前延伸铺展开去，让她倍感松弛与宁静;稻田、农舍、竹林、阳光一切都“显得安逸而温馨”。需要注意的是，文本中并没有信息显示霍乱已经得到控制，叙述者也并没有告知湄潭府混乱肮脏的情况得到了改善。而且这种描述显然与20世纪初的中国现实不符。1919年，当毛姆来到中国时，中国依然处于殖民压迫、军阀混战的苦难之中，并且当时盛行的新文化运动正在摧毁这个古老的中国。不过，真实的中国现实并不是毛姆描写的对象，正如陈友冰所说，毛姆仰慕的是古代中国及其文化。[6]通过对“道”思想的误读、对韦丁顿情人的塑造以及对中国田园牧歌式的描绘，毛姆完成了对中国的想象，构建了一个虚幻美丽的中国形象。
三.对两极书写的理解
鉴于以上的分析，《面纱》中的中国形象极具矛盾性。毛姆笔下的中国既是一个野蛮恐怖的贫穷落后之地，又是一个纯粹脱俗的世外桃源。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相左的异域形象映照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矛盾态度。
长久以来，在西方长期的集体想象中，中国一直是一个乌托邦的乐土，东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西方很多学者和作家都将中国建构成了一个“集文化智慧精神与道德秩序为一体的中华帝国形象”，[7]通过对中国乌托邦式的美好描述来展现西方社会存在的诸种弊病，并寄予自身的不滿与急切变革的渴望。但是，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浪潮风起云涌以及古老闭塞的中国夜郎自大日益衰退，中西方社会之间差距的悬殊使得西方人逐渐改变了以往对中国的印象：在他们眼中，中国贫穷落后、肮脏野蛮，中国人丑陋粗鄙、愚昧无知的形象也逐渐定型。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形象的集体想象是多重变化的，这种矛盾变化的中国印象是根植于西方集体无意识内的，而毛姆作为欧洲知识分子，他的认识“很难跳出历史先验成分的限定，摆脱西方文化的认识基素或基本符码。”[8]事实证明，毛姆通过《面纱》这部小说呈现出来的中国形象还是不可避免的打上了西方人惯常的文化心理的烙印。
从毛姆个人来讲，由于深受叔本华与王尔德的影响，因而他无比憧憬向往“道法自然”的古代中国文明，为此他甚至还亲身游历中国。他心目中的中国还充满着“凭借其自身文化优越感散发出的异国情调”，是一个繁荣昌盛的泱泱大国。可在亲身游历中国后，毛姆举目四望却是自身积重难返、扭曲、颓败、自我矛盾的近代中国。但他仍然从这颓废中寻觅一丝昔日的荣光，将现实的景象幻化为审美想象中的一个片田园乐土。而这种审美化的中国印象正是毛姆创作小说的一个重要动机。他在《在中国屏风上》的序言中明确表示，要把自己在中国看到的印象作为“素材写入小说”，向读者展现自己“看到的中国”，为他们“提供一幅真实而生动的图画”，以帮助他们“想象中国”。[9]这也就是说，《面纱》这部小说展示的其实是毛姆想象中的中国。
无论何时，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永远是与自身相对立的“他者”。在描绘他者形象的同时，西方人也在不经意间传递着自我的观念、价值与情感。因此，“异国形象从来都不是自在的、客观的产物，而是自我对他者的想象性制作，即按自我的需求对他者所做的创造性虚构，是形象塑造者自我欲望的投射。”[10]所以，无论是贬抑的意识形态表述，还是美好的乌托邦建构，都是西方关于“他者”形象的虚幻的想象。它既是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集体想象在毛姆身上的投射，也是毛姆作为一个独特个体对“他者”的理解。但是，毛姆关于中国形象的两极书写并不止于此。
作为一位西方外来者，毛姆描述中国、塑造中国形象的最重要的目的就在于为当时的西方社会找到一剂救世良方。20世纪初期，一战横扫了西方文明，人们内心的精神信仰开始瓦解崩塌，这不禁促使人们思考生命的意义与出路。与此同时，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病展漏无疑，使得人们转而寻找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于是走投无路的西方人将目光聚焦到了古老的东方文化中，“中国是这个文化东方的重要代表，中国形象作为前现代想象中的他者，在时间上代表着美好的过去，在空间上代表着遥远的东方，表现出前现代主义思潮中那种怀乡恋旧的寄托与精神和谐的向往。”[11]因此在这部作品中，毛姆向西方展示了一个净化心灵、纯粹自然的世外桃源形象。依据前文的分析，小说中的中国形象依然以东西方二律背反思维结构为基础：当时的中国不论是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大大落后于西方世界。在《面纱》这部小说里，毛姆意在通过强调视觉经验与审美想象在人物观察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将落后停滞的形象展现为一个具有淳朴田园生活风貌的前现代社会意象，将关于中国形象的两个套话描述进行了重现利用，使得关于东方他者的构想成为质疑西方价值的一个镜像。也就是说，小说将田园美景与城市混乱肮脏并置，同时强调人们宁静祥和的生活态度，揭示了中国古代智慧的现代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20世纪初经历战争与现代技术文明之后的欧洲对古代中国的重新发现。[12]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被作家们热衷描写的对象。顾彬曾谈到：“西方人把视线移向东方的目的是想通过东方这个‘异来克服他们自身的异化。”[13]因此毛姆表面上是在言说“他者”，实际上是在言说“自我”。在社会与个体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毛姆笔下的中国也就变成了带有特定文化涵义的、被建构起来的他者形象。“中国是一面镜子，你只能看到镜中的自己，永远也看不到镜子的另一面——中国。”[14]在这样的描写下，毛姆也就给真实的中国蒙上了一层彩色的面纱。
参考文献
[1][4]W·萨默赛特·毛姆著.阮景林译.面纱[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
[2][3][5]王丽亚.论毛姆《彩色面纱》中的中国想象[J].外国文学，2011（04）：47-53+157-158.
[6]陈友冰：《二十世纪中期以前英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及特征分析》，载《华文文学》2008年第2期
[7][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9：1.
[8]张隆溪.中西文化研究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9]毛姆：《序言》，载毛姆《在中国屏风上》，唐建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0]姜智芹.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8：325.
[11]周宁.双重他者：解构《落花》的中国想象[J].戏剧，2002（3）：135.
[12]张艳花.毛姆与中国[D].复旦大学，2010.
[13][德]顾彬.曹卫东译.关于“异”的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47.
[14][英]瑞恰慈.镜子两边的中国梦[C]//赵毅衡.对岸的诱惑.北京：知识出版社，2003：163.
（作者介绍：许玲，河北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在读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