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萌芽于三代而形成于春秋之际的民本思想，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通过对《左传》“重民轻神”和“重民轻君”思想的考察，查考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变化。
关键词：《左传》 民本思想 重民轻神 重民轻君
《左传》作为春秋时期最为重要的历史巨著，详尽地记载了周朝的衰落和列国诸侯们的逐鹿争霸，展现了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过程中的新势力斗争和旧势力消亡，反映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思想，其中便包括了当代极为重视的民本思想。
一.民本思想概述
“民本”一说，始于现代，辞海对民本的定义为二：一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二为民间的奏本，现在学界多采用第一种释义。中国古代并没有“民本”这个概念的提法，更多史料记录显示是将“民”与“本”区分为两个概念，如“民为邦本”、“以民为本”。直到进入现代，梁启超才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首次将“民”与“本”合二为一，用“民本主义”这一全新概念来探讨先秦时期的政治思想，并将其视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大特色。在梁启超看来，重民思想都可以称之为“民本思想”。而金耀基则认为：“凡为生民立命，凡为天下著想之精神，即是地道的民本思想。”（《中国民本思想史》）
从学者们的研究中，我们或可探知：滥觞于殷商至西周的民本思想，包含有极为丰富的内容和完整的思想体系。随着夏、商、周时期中“民”的地位的提高，“受命于天”的思想悄然发生了改变，从“惟天监下民，典厥义”到“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从较早前认为人的美德是天给的，到现在认为下界人民所为代表了扬善惩恶的观点，将民意等同于天意，将民与天等同起来。不仅如此，民还可以超越天：“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鲜以不孚于天时”。从民为君到君应为民，这一时期的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民为邦本”，要求统治阶级将“民”作为社会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并由“民”当家作主。
然而此时的民本思想尚处于萌芽阶段，并未成为时代的主流。“天”在人们的思想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如盘庚的“浮于天时”和周公的“宏于天”。直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劳动方式的改变，奴隶制逐渐消亡，封建制开始萌芽发展。在新旧势力的互相争斗中，“民”作为主体性的伟大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显示，民本思想才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入发展。
二.《左传》的民本思想——重民轻神与重民轻君
从《左传》所录史实来看，春秋是我国奴隶制逐步灭亡，封建制萌芽、发展的大变革时期，新旧势力矛盾激荡、斗争加剧。一些优秀的政治家看到了民在社稷兴亡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民本思想在西周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
（一）重民轻神
殷商以来，天命观是最对神、民关系的最为普遍的认识，国之兴亡，人之祸福，皆由天决定。这一思想直到春秋时期还普遍存在，如晋公子重耳之所以流亡，在于他为“天之所启”;而重耳之所以能再归国，也在于天意：“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
然而自春秋以降，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各社会阶层的重新划分严重地冲击了天命神权思想，否定天的轻神思想开始有所发展。
1.对卜筮进行逐步否定。“殷人好鬼神”，“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殷商时期，无论大小事，都要先占卜问吉凶。《尚书·盘庚上》记载盘庚用卜向天询问迁都之事：“各非敢违卜”，这说明龟卜极具权威性。西周时期，在总结夏桀、商纣亡国之因时，统治阶级并不局限于天命，认为其亡国在于：“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依”，“罔顾于天显民祗”。由此可见，此时人们对于“天”已经产生了怀疑。
到了春秋时期，传统的尊神敬天的观念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僖公五年》载重耳出逃，主张卜问一下，狐偃曰：“无卜焉”。《桓公十一年》又在记录斗廉发表军事策略之后說：“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坚决不占卜。学者们认为，蔑视、否定卜筮，就是否定天，因为卜筮就是向天进行卜筮。由此可见此时天、神的地位已经开始逐渐下降。
2.天人相分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载“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职竞由人”，谓下民的灾祸，不是天罚而由人生。这是天人相分思想的最初萌芽，到春秋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僖公十六年，宋襄公问內史叔兴，天降陨石和鹢鸟倒飞二事的吉凶之兆，叔兴胡乱应付了襄公几句，却在背后对别人说：“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其否定了把自然界出现的灾异现象当作是天对人类发出警告的传统思想，否定了“吉凶由天”。此外郑国子产认为“天道远，人道迩”，天意渺茫难稽，人们无法知道，而社会人事却迫在眉睫，与天道没有关系。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的天人相分的观点，更深层次的对上天进行了否定。
3.重“德”与“仁”的重民思想兴起与发展。“仁”为爱人，“德”为恤民，《尚书·盘庚上》载有“施实德于民”。西周初年，又将德与民相结合，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到了春秋时期，随着民的社会地位的改善与提高，进一步提高了“德”的地位，即：要恤民、利民。昭公二十一年，子产在谈治国方针时亦说：“唯有德者能宽民。”可见德是包括宽民的。“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则归心焉。”意即对民实行德政，民就高兴地感谢君的恩德，民心就归向君。
这一重视“德”与“仁”的思想，实际上就是重人事，重民思想的发展。用德治民，意味着对民的重视，标志着民的地位的提高;爱民，则更是民的地位提高的标志。因此，重“德”、“仁”的人事思想的发展，实则为重民思想的发展。
4.“民为神主”思想的萌芽。桓公六年，季梁指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先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僖公五年，宫之奇说：“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又引《周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里，神与天是同义词。因此，“民，神之主”，也就是“民，天之主”。在此明确提出民是主，天是从，民处于主动地位，天处于从属地位，把天与民的位置进一步颠倒过来。在此基础上，史嚣又提出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庄公三十二年）意指国之兴亡都是由民决定的，这是观念上的重大变革。
（二）重民轻君
“民为邦本”是民本思想的核心，君民关系是其处理的重点对象。事实上，君民之间的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君对民施行制约;另一方面则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民对君的制约，而其中民对君的制约则是民本思想处理君民关系的重点。
1.民制约着君的思想的发展。春秋时期，一些杰出的政治家逐渐认识到君对民的依附性和民对君的制约性，这种制约性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观念形态、战争、政治、经济诸方面。如《楚语上》所载“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民富才能君富，民穷则君穷，这就体现出君在经济上对民的绝对依赖性。
《左传》在记录事件和抒写人物时，表现出了民心向背的重要性。《文公十六年》记载宋昭公丧失君位时自白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国人”，因为不能得到大夫和国人的信任。而重耳之流亡十九年之后重返晋国成为国君，其因则为晋惠公、晋怀公“无失于民，无援于外”，“民不见德，而唯戮是闻”，正是“惠、怀弃民，民从而之”。由此可见，政治家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民的重要性，将民与政权更迭和战争的胜负紧密联系起来，得民则国兴，失民则国亡，君民观念发生了进一步变革。
2.君为民设，是为民服务的，害民之君，民共逐之。《文公十三年》载“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襄公十四年》载“天生民而立之君”，由此可见，“君为民而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共识。《文公十三年》记载郑文公在是否迁都一事上问卜，史官说，迁都于民有利，于君不利。郑文公说：“命在养民”，“苟利于民，孤之利也”，“民既利矣，君必在焉。”意指君的使命在于养民，君与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对民有利，就是最大的吉祥。
在此基础上，晋师旷更进一步指出：“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襄公十四年）将卫献公的被逐归咎于君自身，而不在国人。更有甚者，认为驱逐、杀掉害民之君是天然合理的。昭公三十二年，鲁昭公为季氏所逐，史墨如此评论：“天生季氏，以贰诸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他认为由于昭公腐败，失去民心，而季氏世世代代勤于治国，获得人民的拥护，地位也就发生了转化，因此人民抛弃昭公，他虽然死在外地，也就没有谁怜惜，这种情况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
综上所述，《左传》的民本思想，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春秋时期君民观念的转变，阐述了现实斗争中天神、君主权威下降，民的地位迅速上升的现实，其思想内涵不仅较之夏、商、周三代更为丰富，而且对稍后的儒家民本思想的形成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东方出版社，1996.
[2]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M].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
[3]张之佐.《左传》民本思想考[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3）：21-23.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周衰世‘诗史考论”（19BZW054）;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华师范大学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立项项目（CJF18054）;西华师范大学校级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xjjgxh2017176）;西华师范大学青年教师资助项目（18D026）。
（作者介绍：廖瑜，西华师范大學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写作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