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振华
摘 要 统编高中《语文》必修下册第一单元属于“思辨性阅读与表达”任务群，意在引导学生对文本进行多元思考，有效质疑，深度解读，以提高学生的理性思辨水平。本文试就《论语·侍坐章》孔子“问志”话语的多解性，以语用关联为支点对其进行思辨性推理、剖析、比较、判断，力图在对孔子“问志”恰切的推敲解读过程中，发现发展和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 逻辑关联;思维发展与提升;论语;解读
统编高中《语文》必修下册第一单元第一课为《论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这篇公元前五百多年人们谈话的文章，高一学生对照文下注释理解词语、句式理解似乎没有困难。但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翻译文本时则集中出现了思维质疑点——对孔子“问志”话语的理解。
子曰：“以吾一日长（zhǎng）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教材对“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给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
“因为我年纪比你们大一点，（你们）不要因为我（年长）就不敢说话了。以，因为。后一个‘以同‘已，是‘止的意思。毋，不要。一说本句的意思是，因为我年纪比你们大一点，（老了，）没有人用我了。这里后一个‘以是‘用的意思。”
笔者任教两个班，共请了六位同学尝试翻译孔子“问志”的话语，学生无一例外把“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译为“因为我年纪比你们大一点，（你们）不要因为我（年长）就不敢说话了”。笔者特意问学生为何不译为“因为我年纪比你们大一点，（老了，）没有人用我了”，学生回答的理由集中于两点：一是因为语感使然，二是“长乎尔”强调了年长的语境，译为“不用我了”不合逻辑。
由此来看，那么教材给出的两种解释到底哪种最符合孔子当时说话的语境呢？关于这点，历来有许多名家进行过考释梳理。
据傅新营疏证，程树德《论语集释》指出西汉孔安国的解释是：“不要因为我比你们年长而不说话。”此后的郑玄、何晏、皇侃、朱熹等儒家巨擘皆承此说。何晏《集释》：“言我问女，女无以吾长故无对也。”皇侃《义疏》：“孔子将欲令四子言志，故先说此言以劝引之也。尔，汝也。言吾今一日年齿长大于汝耳，汝等无以吾年长而不敢言己之志也。”近代仍持此观点的有王淄尘的《四书读本》、王力的《古代汉语》[1]，等等。
至于“人家不用我了”的解釋，清代王衡《论语驳异》、刘宝楠《论语正义》、王闿运《论语训》等皆赞同此说。如《论语正义》：“‘毋吾以者，‘毋与‘无同，皇本作‘无。以，用也。言此身既差长，已衰老，无人用我也。”近代杨伯峻《论语译注》亦如此：“因为我比你们年纪都大，老了，没有人用我了。”
两派各持一端，这应该是教材把两种观点均录的原因，供师生教学时参考。但是，教材对孔子“问志”话语的理解不应仅仅是呈现两可情况，让师生陷入模棱两可的思维状态。
从课程内容的角度来看，本单元属于必修课程“思辨性阅读与表达”任务群，意在引导学生阅读时能把握本质，有所质疑，从理解、思考转向推理、判断，进行有深度的剖析、比较，以提高学生的理性思辨水平，实现学生分析质疑、多元解读、思辨训练等能力的提升。笔者以为，孔子“问志”话语的两解现象恰是训练思维提升的较好素材，激活了学生的思维，能引导学生进行语用关联下的思维推断，发展他们的思辨能力。
可以确定的是，孔子“问志”的语境应是明确的，话语前后应是关联的，他不可能在事实交际中说出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否则就难以和弟子们进行交流沟通。再者，书面语更应是写作者深思熟虑的结果，是经过深度加工过的话语，前后之间的关联性应该更强烈。正如何自然先生所言：“人们的言语交际总是倾向于用最佳关联的方式来处理有效信息，关联性始终在起作用，甚至认为关联性是唯一起作用的准则，成功的交际主要是通过已知信息和认知语境来作出明示推理，建立最佳关联。用最小的努力，建立话语意义最大的关联，即让每一个信息毫无遗漏地进入意义网络，生成最大容量的话语意义。”[2]
鉴于此，笔者引导学在此处进行比较分析，讨论探究，依文说理，凭感体悟，在实现对文本最恰切解读的同时，发展和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
一、从语用关联感知词语意义
统编高中《语文》必修下册《教师教学用书》给出孔子“问志”话语的译文是：“因为我年纪比你们大些，人家不用我了。（你们）平日说：‘没有人了解我啊！假如有人了解你们，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做呢？）”奇怪的是，译文居然是个不完整的因果复句。关联词“因为”引出的单句，没有跟着关联词“所以”照应的单句，这就无法表明前后分句间的关联方式，在语意组织上缺乏严密性。
其次，如果把孔子“问志”的话语译为“因为我年纪比你们大些，（所以）人家不用我了”，那么这里还存在着一个问题：从语法结构来看，该复句没有问题，但从语用角度来推敲，就会发现前后分句间存在着事理逻辑上的舛误：人家不用我了，是因为我年纪比你们大些。根据证明假命题用反例的原则，只要追问一下就能发现谬处：难道孔子年纪比四位弟子小些就能得到重用吗？显然这是不成立的。
孔子前句话说到“以吾一日长乎尔”，把自己和弟子在年纪上进行比较，那么他后句话“毋吾以也”就应该围绕“年纪”这个比较基点来传达话语意图。否则，他本可说成“以吾长，毋吾以也”。这就是说，孔子上一句的“以吾一日长乎尔”，为下句的“毋吾以也”垫就了话语情境的逻辑关联，此句语意应该指向的是：“因为我年纪比你们大一点，（你们）不要因为我（年长）就不敢说话了。”
笔者认为，在对文言文进行现代文转述时，我们关注的焦点应是语用功能下的言语实践性的逻辑关联，即言语主体与语言的关系，而非语言本身。孔子当时说话的意图是让弟子尽情表达各自的志向，不要因在年长的老师面前而不敢说话，并不是表达自己没有受到重用的感喟。试想一下，如果孔子强调自己年老而没有被重用，却让弟子谈他们重用后如何施政的方略，这无疑会让弟子们尴尬不已，不知如何开口——老师都没有受到重用，我们学生哪敢谈自己的从政志向？
二、从语用关联考察创作情境
任何交际话语的产生，必然有着具体情境下的语用逻辑关联，否则文本解读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因为任何真实的言语交流必会产生于真实的语言关联情境。因此，《侍坐》章孔子“问志”的语言关联情境应成为理解孔子话语的重要支点，那么“问志”的真实语言关联情境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据陈一平先生考证：师从孔子的子路比孔子小9岁，曾皙比孔子小20多岁，冉有比孔子小29岁，公西华比孔子小42岁，所以这件事不太可能发生在公元前497年孔子55岁离开鲁国周游列国以前。联系到公元前492年冉有离开孔子为季氏宰时，孔子已60岁，这件事又不太可能发生在此之后。再加上“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说明四位弟子均未从政，而此时的孔子已离开了鲁国，正生活在卫国。因此，这件事最有可能发生在公元前495年至公元前494年，孔子57-58岁期间。[3]
在卫国的孔子因着南子向卫灵公的建议，受到了较高的礼遇。卫灵公依照孔子在鲁国当大司寇的标准给予俸禄，才让孔子在卫国有了授徒讲学的条件。此时的孔子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将到了“耳顺”之年。钱穆《论语新解》这样解读孔子的“耳顺”：“耳顺者，一切听入于耳，不复感其于我有不顺，于道有不顺。当知外界一切相反相异，违逆不顺，亦莫不各有其所以然。能明得此一切所以然，则不仅明于己，亦复明于人。不仅明其何以而为是，亦复明其何由而为非。一反一正，一彼一我，皆由天。”[4]
孔子既然“于我”“于道”皆感到顺遂，那么对自己不被君王重用也应该于心释然，不再纠结。试想，如此心态的孔子“问志”于弟子，难道还会用“没有人用我了”这个沉重的话题来启发学生谈各自的“志”吗？这样的孔子是不是显得迂阔不堪，是不是与“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超然形象不符？
创作的结果是文章，是语用体验与生活体验相关联而成的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整体，选择什么样的词语、句子组合，以什么样的顺序安排组合，都有着内在创作情境下的逻辑关联要求。刘勰《文心雕龙》：“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所以，孔子“问志”的话语绝非不顾话语情境的存在，否则弟子们不会只在孔子“问志”时才说到自己的志向。《论语》中有许多弟子“问仕”的情景，却没有弟子擅自“谈志”的情景。如，“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孔子不喜门弟子汲汲于谋禄仕，告诉子张，只要在学问上求多闻多见，又能阙疑阙殆，再继之以慎行，达到寡尤寡悔，谋职求仕之道就在其中了。由此可知，《侍坐》章里四位弟子应是在得到孔子“（你们）不要因为我（年长）就不敢说话了”的允许下，才有了这一次“述志”的境遇。
三、从语用关联体悟意脉连贯
交际的根本是追求关联，人类的认知倾向于同最大程度的关联性相吻合，话语理解的前提是构成话语的一系列语句必须符合语境，意脉必须是衔接、连贯的。[5]这就是说，对于一篇完整的文章来讲，最大程度的关联性吻合应指向文章内部的意脉关联，即语篇范围内上下文之间、前后事件之间事理情感上的照应关联。
《侍坐》章中孔子向弟子“问志”的行为意图应统摄着整个文本语境，孔子前“哂”子路、后“与”曾皙在意脉上应存在着语用上的照应关联，而这个关联点就是“（你们）不要因为我（年长）就不敢说话了”。试想，如果落魄而耳顺的孔子在向弟子“问志”的语境中，还在感喟“没有人用我了”，那他有什么理由去“哂”子路的宏伟志向，去“与”点的洒脱志向呢？
只要站在“问志”文本语境的关联点上，就能理解孔子给弟子们“评志”是以长者之师的身份来对他们进行谆谆教诲，并无“没有人用我”的感喟。
孔子“问志”话音未落，子路就“率尔以对”，显得莽撞、性急，很不符合孔子对弟子们在修身方面上谨于言慎于行的要求。《礼记·曲礼》说：“侍于君子，不顾望而对，非礼也。”可以说，子路的“其言不让”是一种非礼行为，所以，孔子“哂之”。其实，孔子“哂”子路还有其它方面，那就是子路没先想到用老师一贯强调的“治国以礼”理念，只想到使民“勇”，再知“方”。对于子路的勇，孔子一直强烈反对。孔子虽然曾说过“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但更说过“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甚至骂道“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
孔子“与”曾皙亦如此。曾皙在回答“如或知尔，则何以哉”这个语境下的问题时，向孔子描绘了一个有着“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祭祀之礼的大同社会。春秋之时，祓浴、雩祭、咏归皆是禳灾去邪、祈福求佑的周礼行为，可说是具备着尧舜气象。包咸《论语集解》认为，曾点是“歌咏先王之道，归夫子之门也”。李翱《论语笔解》也说：“仲尼与点，盖美其乐王道也。余人则志在诸侯，故仲尼不取。”由此可知，与前三位同门“述志”重在“勇”“政”“学”相比，曾点的“述志”重在“礼”，重在王道之志。这表明他希望自己能得到贤君明主的信任，能做出一番治国理政的乐民功绩。按照孔子“以礼治国”的儒家思想来说，曾皙描述的王道之景就自然被他认可。所以，孔子“与”点，正是作为老师看到弟子能顺应自己的教育思想后的欣慰表现。
在本文的阅读理解教学过程中，笔者引导学生抓住语言，立于語境，进行甄别、比较，从语用关联角度解读文言语词意义、创作情境和意脉连贯，落实以文本主体为基础，发展和提升学生结合文本语感和生活体验来解读文本的思维能力。正如王漫老师所说：“在阅读教学中进行思维训练，不要把文本解读的结论和相关知识，直接或变相直接地‘告诉学生，而是要让学生经历文本解读、知识探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展开充分的思维活动。”[6]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在阐述“学科核心素养”时指出：“在语文课程中，学生的思维发展与提升……是以语言的建构与运用为基础，并在学生个体言语经验发展过程中得以实现的。”所以，在语文课程教学过程中，老师应引导学生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抓住语用关联这个思维发展与提升的支点，开辟思维的向度，拓展思维的广度，挖掘思维的深度，进而激发学生思维的活力，真正做到让学生在文本解读过程中实现思维的发展与提升。
参考文献
[1]傅新营. 论语“侍坐”章考释解析[J]. 孔子研究，2002（4）：52-58.
[2]何自然.认知语用学——言语交际的认知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38-39.
[3]陈一平.《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解读[J].语文月刊，2018（11）：62.
[4]钱穆. 论语新解[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25.
[5]何自然主编.认知语用学——言语交际的认知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456、458.
[6]王漫.阅读教学促进学生“思维发展与提升”的策略[J].中学语文教学，2021（2）：25.
[作者通联：南京市大厂高级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