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
内容摘要：因文风和身世以及传媒眼中张爱玲的性格原因，大众皆认为她是一个孤高冷漠的女作家，殊不知在上海沦陷时期的张爱玲是一个极其善于自我营销的作家。本文仅从其沦陷时期或发表或出版的散文，来见证其独特的营销手法。
关键词：张爱玲 散文创作 自我营销
大多数人认为沦陷时期的张爱玲行为举止略显孤僻乖张，比如严格的时间观念，略显怪异的服装搭配，对人严重的防备心，斤斤计较的金钱观念亦，显赫衰败的家世等而疏漏其主动用文字来进行个人IP营销的事实。其实，她很善于用散文来和读者做交流，先不着痕迹地打造一个她想让读者看到的形象，引发她所需要和引导的共情，在肉体的疏离和文字的构建中，高明的完成极具个人特质的营销，在激烈的文坛竞争中快速打开知名度，树立高辨识度的IP。“从创作主体的心态看，张爱玲早年的身世无疑影响了她人格心理的发展，进而影响到她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和体验。”①某种程度上，她是将自己的文本形象和公众形象也作为一个商品在营销。
张爱玲不自觉的给自己定下若干人设，将自己和其他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区隔开。在沦陷时期，张爱玲通过散文创作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热爱上海，家世华丽但已破落，从小缺爱，不得不独自求学谋生的上进年轻女知识分子形象。但女作家不能模仿女明星那样炒作自己，毕竟是文人，而且对自己的身份有着高度的认同，她不是冰心白薇那一路的作家，非要拎出一个同道中人，也许只有苏青了，但她和苏青唯一相似的地方在于对世俗的热爱。于是，怎样在雅和俗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又怎样在保持自我又能最大程度的吸引自己想要吸引读者，才是摆在张爱玲个人营销的难题。
上海滩的女明星是靠“噱头”博眼球，维持曝光抬高身价。“噱头”包括：各类绯闻、劲爆新闻、高片酬和荧幕外的各种人设打造，然后分门别类细化各自的市场。女作家其实也属于此类靠眼球谋生存的人群，但宣传手段却不能如女明星般难登大雅之堂，大多数女作家可以炫耀学历，但张爱玲大学因为战争未能毕业;有一部分可以靠美貌，张爱玲显然不行;还有一部分靠高端恋爱，比如借助男作家的恋爱加持，但张爱玲的恋爱对象是胡兰成，有名的汉奸文人，藏都来不及，如何宣传？也有一部分直接花钱，但张爱玲还指望稿费过生活，或者用最流行的站队方式，将自己归类在某种主义之下，但张爱玲显然也不适合;又或者题材取胜，花妖狐媚花前月下这类鸳鸯蝴蝶她喜欢但是不完全认同，凶杀暴力色情历史悬疑她完全无法胜任;至于人脉，作为一个刚刚出道的女学生，连辨明杂志背景的能力都很有限;家世上，早已和父亲闹翻的她无法取得任何援助。很显然，常见套路都走不通，那么只有另辟蹊径来营销。
张爱玲不自觉地给自己做着个人营销，她善于精准定位，深知自己的主要受众是上海的受过一点教育的市民，尤其是有一定收入的中产或小资产阶级女性，她很自觉的把自己划入她们的阵营，做起了代言人，真的是低至尘埃，并努力在尘埃中开花。首先是赞美衣食父母，然后自诉其苦，也给大众看一点她们想象的豪门，以及乱世孤女的谋生不易，最后结合实际谈谈乱世中的两性关系，当然也忘不了拍拍杂志或书商老板的马屁。一套流畅的“组合拳”打下来，不仅小说、杂志更加畅销，自己的收入也随之增加，且让自身的公众形象更具传奇性。一举多得，她用自己的文字，终于把自己包装成当时的实力“网红”。
一.身份营销
营销的第一步就是找准受众群体，对于孤岛时期的张爱玲来说，就是滞留在上海的广大小市民。当时张爱玲靠着一本《传奇》暴得大名，但根基并不稳固，所以一向给现在读者高冷之感的张爱玲，在面对最直接也是最唯一的读者群时，也不免用最热烈的词语赞美自己的读者，就差把自己“低到尘埃里”。
但民国时期上海人的名声并不完全正面，张爱玲面对这一群并不容易讨好却对自己这个初来乍到的女新人格外青睐的衣食父母们，一时之间如同获得最佳新人奖的幸运儿，感恩得颤颤巍巍甚至有点语无伦次。
《到底是上海人》中，张爱玲几乎通篇在赞美自己的读者，首先在外形上：“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仿佛张爱玲刚从化外之地归来，一见故人十分相亲，顿觉神清气爽，仿佛一扫香港岛的暑热，瞧着乡亲父老就是清爽。接着是智商和情商，直言褒赞上海人的“通”，先是“文理清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嗯，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熏风的‘熏”。对自己潜在的市民读者的智商和审美品位充满自信。最令张爱玲称道的是上海人的情商，这情商在外地人眼中也许是奸猾虚伪，可张爱玲给予最深切的体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并对上海人的标签形象做了广泛而悲悯的安慰，广大的上海市民和新兴女作家张爱玲一样在乱世中如履薄冰的挣扎着，她对社会底层生活有着深切的认知，对上海市民读者的真实生活状态了如指掌，并深切同情：“谁都說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上海人不那么幼稚”。这已不是对读者的精准定位了，这是在阐述和营销自己的创作理念，现代读者多认为张爱玲是贵族作家，技巧大于内容，这是对她的误读。她至始至终为最广大的市民发声，写市民的真实故事，不过是用华丽的笔触，道尽乱世中的世态炎凉，展露乱世中人性的幽微隐秘，而绝非风靡上海滩多年的公式化鸳鸯蝴蝶派。她不仅用全新的语言，还要用亦古亦今的视角，冷峻却悲悯的现代手法书写独居一格的上海意象，上海群像。
张爱玲对第一本小说中将重心放在香港深感愧疚：“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荣莉香片》、《心经》、《玻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几乎已是完全的身份认同，仿佛要从纸面上跳出来：“我张爱玲是上海人，哪怕是第一本书写香港大卖，我也是上海人！”“特殊的人生经历与现代女性在新旧交替社会中的都市生活，造就了张爱玲‘上海女性视角的特殊质素，形成文学上的‘张看式的‘冷，从而把她对都市文化持以沉醉于玩味的心态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呈现为自我主义倾向的‘虚无”。②
最后几乎直白的拉票：“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张爱玲的身份认同呼之欲出。销售的潜台词，变成了乡里乡亲的互助，张爱玲巧妙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营销，不仅妥帖的赞美了自己的受众群体，还把自己融入期间。
在《童言无忌》中，张爱玲对读者的赞美几近虔诚：“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面是买杂志的大众。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顾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众是抽象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张爱玲对自己的职业有着清醒认识，虽然劳苦，但起码是正当的受欢迎且收入不错的职业，对大众对自己的文化消费预期做了近乎明察秋毫的论断。
一炮而红的《传奇》虽是香港故事，但1945至1949年间，时局变化，顶着“汉奸妻”的名头，她依然没有离开上海，她对上海人的身份认同，相当彻底，她用自己的行动为自己的誓言做了最坦荡的注脚，哪怕这座城市一度抛弃她，张爱玲的身份认同十分彻底。甚至多年后在美国，她依然不断重复着早年间的上海故事写作。
二.共情营销
女作家和女明星都是民国上海的“特产”，张爱玲不介意民众的“窥视”，甚至有意的展示。这也是其主动营销的策略。论美貌和曝光率，女作家自然不是女明星的对手，但极擅长用繁复笔调描摹市民生活的张爱玲，以一种自嘲的方式展示自己的生活，尽管是人人称羡的女作家，但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住的公寓也绝非民众想象中的广寒宫。
乱世的人不如狗，又遭战乱，广大市民生存堪忧，身逢乱世实属不幸，张爱玲一上来就悲乱世人之苦，尤其是悲乱世女人之苦，将自己的身份认同泛华成全体沦陷时期的上海女性，上海米贵，白居不易，独居更不易。
她深知上海寸土寸金，能有头顶上的一片瓦已属不易，哪怕是住在租界里随处可见的公寓中，居住条件也比一般市民要强太多。所以对自己的居住条件，张爱玲的叙述谈不上炫耀，更多的是拉近距离共历时艰，不过文字表现上亦是张氏风格的“幽默”。《公寓生活记趣》发表于1943年12月的《天地》杂志，时值深冬，可“公寓房子上层的居民多半要感到毛骨悚然。屋子越高越冷。自从煤贵了之后，热水汀早成了纯粹的装饰品”。
张爱玲明了民众对女作家的居住环境深感好奇，很多市民连公寓也是住不起的，但沦陷时期的上海公寓早已不是普通民众想象的那样，它已然是一座半瘫痪的废墟，甚至供水还不如贫民窟方便，“若是当初它认真工作的时候，艰辛地将热水运到六层楼上来，便是咕噜两声，也还情有可原。现在可是雷声大，雨点小，难得滴下两滴生锈的黄浆”。但张爱玲善于苦中做乐，于艰苦或乏味中找寻生活的小确幸，这也是广大普通市民的惯常心态：“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风如果不朝这边吹的话，高楼上的雨倒是可爱的”;“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风雨和市声，到了张爱玲这里便雅得紧，大有一种“大隐于市”的悠然自得。张爱玲对所谓的都市独立女性的难处最感同身受：“恐怕只有女人能够充分了解公寓生活的特殊优点：佣人问题不那么严重。生活程度这么高，即使雇得起人，也得准备着受气。在公寓里‘居家过日子是比较简单的事。找个清洁公司每隔两星期来大扫除一下，也就用不着打杂的了”。
除了住就是吃，正如苏青所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耶”。张爱玲对沦陷区的吃也做了营销式描写，但不是直言上海，她在《烬余录》中写了战后香港的饮食风情：“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济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慢。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做了饼师。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样的罢？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锐肯定。”《烬余录》发表于1944年2月，冬天还未结束，在这种香港上海的互文关系中，上海的情况也可想而知，物资的短缺让人退化成动物，生理的饥饿比什么道理都不讲道理。这种饥饿不需要刻意营销，人所共知的东西，张爱玲不过是略略一提，便能激发读者的身心共鸣。
衣食住行删繁就简就是钱这一个字，迫切想经济独立的张爱玲对钱有着格外真切的感知，推己及人她毫无困难的就能推演出乱世中都市女性的困窘和骄傲，以及一些些男性作家所不能感知的微妙心理，这才是最有区分度的营销，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在《童言无忌》中张爱玲精妙传神的击中了女性受众的软肋。“这一年来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关于职业女性，苏青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看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官呢？”这是至理名言，多回昧几遍，方才觉得其中的苍凉。“张爱玲的写作主题不同于五四时期严肃主题的书写，她只写日常都市中的‘男女间的事情，本人对金钱的爽直态度也有异于传统较为清高的知识分子。”③
又听见一位女士挺着胸脯子说：“我从十七岁起养活我自己，到今年三十一岁，没用过一个男人的钱。”仿佛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也近于负气吧？一句苍凉道尽乱世里所谓独立女性的辛酸，骄傲中透露着不甘，强悍中掺杂着委屈。这些因为种种原因得不到男性庇佑的女性，心甘情愿的被张爱玲所营销，感同身受永远是营销技巧中最能打动受众的技巧。在广泛的施以同情之后，张爱玲仿佛觉得自己在财务上有点高高在上，于是她祭出营销技巧的升级版——有所遮蔽的“卖惨”，她相对的财务自由，来之并不易，亦充满不足为外人道的委屈。
三.身世营销
原生家庭对作者的影响巨大，张爱玲终其一生都在和原生家庭做抗争，这在她创作的早期尤其明显。她对自己原生家庭的诸多不满溢于言表，既展示给大众前清贵族破落户的生活，满足大众的窥视欲望和想象，又将成长时期的委屈和苦痛相对真实的呈现出来，从而达到多重营销的目的。这些目的包括：对祖上荣耀生活的追忆;对童年幸福生活的缅怀;对父母失败情感的伤感;对少年缺爱的埋怨;对时局艰难导致自身发展困境的嗟叹等等，无不在叙述中将自己打造成一个看似锦衣玉食富贵人家，其实真实生活不如小家碧玉的悲凉人设，唤起读者大众对自己的同情，并化解一些潜在的阶级对立。张爱玲的身世营销是其营销策略中最有技术含量也最成功的部分，于是《私语》的横空出世既满足了大众，又成全了自己。“张爱玲笔下的悲剧人物，大多因为亲情爱情的缺失、家庭婚姻的不幸，二导致产生了或怨恨或嫉恨或痛恨或憎恨或愤恨等种种仇恨心理，他们或嫉恨他人幸福，或憎恨世界不公平或疾恶如仇，在仇视与愤恨的情緒、情感中纠结了一生、凄凉了一生、悲惨了一生。”④
1.父亲的无力和暴戾
民国文学大家似乎都有一个父亲缺席的童年和青少年，无论是肉体意义上的缺失，抑或成长过程中的父亲作为精神引路人的缺失。张爱玲很显然也遭遇了这种情况，甚至更加不幸。如果父亲是单纯的死亡，起码不会对成长造成负面影响，他只是一个零而不是负数，张爱玲的父亲在他看来陋习较多，就是个负数。如果父亲贫穷而对成长无力顾及，起码不会变成成长的阻力，张爱玲的父亲到了后期就演变成一个阻力，逼得她不得不变成一个“娜拉”。
父亲是张爱玲童年见到最多的人，但并不能称为有效的“陪伴”，她对父亲是骨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掺杂了嫌恶的畏惧。“然而我父亲那时候打了过度的吗啡针，离死很近了。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楚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很害怕了”。后来畏惧嫌恶变成了悲悯和绝望：“另一方面有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张爱玲的青春还未开始便要结束，这样的下午让人想起《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房间，而父亲的形象便幻化成《金锁记》里曹七巧的痨病丈夫。张爱玲期待着改变，母亲的回归，为张爱玲陈腐的童年打开一扇窗。“中学毕业那年，母亲回国来，虽然我并没觉得我的态度有显着的改变，父亲却觉得了，对于他，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来跟着他，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在那一边。我把事情弄得更槽，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他发脾气，说我受了人家的挑唆”。父爱的缺失在青春期变成了暴戾的父爱，他不能容忍妻子其他而去之后，女儿也要弃他而去，父亲此刻变成了曹七巧，绝望而有破坏力。“我父亲趿着拖鞋，拍达拍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这样的暴力彻底摧毁了仅存的亲情，于是升级为禁锢。“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禁锢到最后便是逃亡，张爱玲终于成功了。对父亲的种种描述，也完成张爱玲为何显得叛逆的解释，不仅是对自己的解释，也是对大众的解释，没有谁愿意做一个家庭里的叛逆者，如果不出逃，就只有和他们一起腐烂。所幸，张爱玲的父亲没有用鸦片来禁锢她。对父亲的叙述完成了自我营销的一个质变，张爱玲不是不想做一个乱世中的乖女儿，而是一旦向父权低头，自己也将堕入无边的黑暗之中。
2.母亲的缺失
在张爱父爱的缺失是家世营销的第一步，但不是最重要的一步，可以模仿的母亲，以及母爱的贫瘠，让张爱玲所向往的光明生活变得不那么触手可及。母亲教会了一切都是不可靠的，只有自己最可靠，一如乱世，只有腔子里的這口气最靠得住。在她有意无意的展示中，母亲一直是缺席的，无论精神还是金钱。张爱玲在某种上也是弑父娶母，但因为她是女性，只能自觉不自觉，半被迫的变成母亲。
“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从一出生，母亲的不在场，并没有对张爱玲的生活造成影响，只是觉得可有可无，这和传统的“缺失的父亲”大相径庭。随着母亲的回归，家中气氛为之骤变，“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母亲像一个迟到的光亮，照进她昏沉沉的童年，带来短暂的幸福，隐约中，此时的母亲也变成她以后想要成为的偶像，她的生活不再暮气沉沉。母亲是那个时代的新鲜空气，富有生机活力，英语，钢琴无一不令张爱玲着迷。母亲几乎代表着所有美好生活的想象，她的形象对于广大女读者而言是一个最好的影响偶像，自由独立，财务自由，尽管这财务自由是父权授予她的，张爱玲的母亲之所以财务自由是由于继承了她父亲的遗产，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成功的娜拉，一个跳出夫权的胜利者。可欢时易过，父母婚姻的破裂，终结了稍纵即逝的快乐。“我父亲把病治好之后，又反悔起来，不拿出生活费，要我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掉了”。母爱来得太浓烈又短促，更衬得父亲的陈旧迟暮。父亲的举动不仅逼走了母亲，也让张爱玲情感天平严重倾斜，父亲对她仅剩的牵绊开始松脱。“不久我母亲动身到法国去，我在学校里住读，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家庭再无可念，母亲不愿深陷泥潭只好再次动身出洋。希望来了又走，张爱玲失落可想而知。这种失落让读者尤其是女读者感同身受，但又无可奈何，张爱玲的身世营销通过母亲的形象达到自身形象的重塑，一是母亲这样的独立女性经济尚且堪忧，张爱玲的母亲除了靠遗产，自己是不能实现经济再生产的，张爱玲不想走母亲的老路;二是母亲的心狠，也让张爱玲对亲情不再毫无保留的依赖，濡慕之情也不得不变成锱铢必较，甚至，在母亲的幸福和女儿的幸福之间，母亲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自己。虽然后来到底母亲还是拿出了钱供她读书，但是张爱玲懂得世间再也没有什么不问条件的爱了，所以也就别怪她是个凉薄而“贪财”的女作家。至少，在自尊心强烈的张爱玲看来是如此，连母爱都是要靠交换和看脸色才能得来。女人要想独立，必须要经济长期独立，就连嫁妆都有坐吃山空的一天，这和父亲吸鸦片荡尽家产也无区别，至少，在她张爱玲看来，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有钱的双亲只顾自己豪奢的消费从未在她身上毫无保留的付出过什么，就连学费都是预支的嫁妆。而且，她更明了想要获得一个传统意义上慈母的爱，是绝不能向一个洋派的母亲去索取的。亲情营销的高潮是亲生母亲对于张爱玲前途的犹疑，她心目中宛若天使一般阔绰的母亲也有凡人计较的一面，她好不容易斩断前尘来投奔的母亲，其实也不过如《倾城之恋》中那个劝她改嫁的母亲一般“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在《童言无忌》中张爱玲不无遗憾的坦言：“后来我离开了父亲，跟着母亲住了。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思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亲情营销的下一步是自尊自立营销。
3.和继母的关系
张爱玲和继母的关系也是一大营销策略，是张爱玲自尊自立营销的前奏，自我的觉醒。带有感情色彩的描述继母，不排除她迎合读者对“继母”形象的想象，以强化自己的孤苦无依，而且相对于自己如天使一般的生母，后来的姨奶奶和继母，无论从身份，教养、学识等方面相较，她们实在难以突破张爱玲的心防，张爱玲对她们的母亲职责并不认同。她也希望她的读者认同她的选择，或者说她的选择就是读者们潜在的选择。
张爱玲在《私语》中对那位姨奶奶的描述相对客气，隐隐透着姨奶奶巴结她的意思：后来我父亲在外面娶了姨奶奶，他要带我到小公馆去玩，抱着我走到后门口，我一定不肯去，拚命扳住了门，双脚乱踢，他气得把我横过来打了几下，终于抱去了。到了那边，我又很随和地吃了许多糖。小公馆里有红木家具，云母石心子的雕花圆桌上放着高脚银碟子，而且姨奶奶敷衍得我很好。最重要的是姨奶奶不重男轻女，或者说她犯不着去培养有继承权的弟弟：“姨奶奶不喜欢我弟弟，因此一力抬举我，每天晚上带我到起士林去看跳舞。”在《童言无忌》中：“她替我做了顶时髦的雪青丝绒的短袄长裙，向我说：“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我说：“喜欢你。”因为这次并没有说谎，想起来更觉耿耿于心了”。这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因为这位姨奶奶始终保持着尊卑有序，顾忌着张爱玲的自尊。但张爱玲对姨奶奶的出身和学识实在不能苟同，她骨子里对父亲的这位妾谈不上深刻的欣赏。强烈的身份意识，令她对姨奶奶的示好只能做到情感上的接受，但难以达到精神层面。
后来的继母和母亲一样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但这位继母和堕落的父亲过于般配，这种落后的般配，以及这种般配的后续效应简直就是对张爱玲成长的巨大阻碍。在《私语》中张爱玲首先坦言“我后母也吸鸦片”，她对父亲爱吸鸦片无能为力，对后母的芙蓉癖则是略带嘲讽的嫌弃，尤其是和兴趣高尚的生母一对比，高下立判。而明媒正娶的继母对妻子身份的在意也不断刺激着张爱玲：“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甚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张爱玲认为继母是自己的耻辱有个特别有名的例子，在《童言无忌》中：“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让她穿旧衣服，张爱玲完全不能接受。以至于一直致力于和张爱玲搞好关系的继母，因为张爱玲的刻意疏离扇了她一巴掌，彼此终于彻底的终结了名存实亡的母女关系。“回来那天，我后母问我：“怎样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我说我向父亲说过了。她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她刷地打了我一个嘴巴，我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住了。”虽然这段所谓的史实，张爱玲自己也在《雷峰塔》第三章中澄清过，继母没有打她，但这已不重要，张爱玲对继母的反感显而易见。继母就是落后生活的直接化身，张爱玲连父亲都可以嫌弃，就更不需要继母来行使教养之权。
经过姨奶奶和继母的对比，张爱玲在个人营销上的“卖惨”更进一步，她和童话故事里的白雪公主，灰姑娘是同一类型的人物，更绝望的是，几乎没有人帮她。幸好，在逃出家门后被姑姑收留。
4.求学的艰难
自尊自立的形象营销首先从考上香港大学开始，张爱玲不负众望考取伦敦大学，因战争爆发只好改去香港大学。在那个年代女大学生人数稀少，女留学生就更加物以稀为贵。张爱玲的这一经历践行了自我奋斗的人设需要，她为自己的命运也曾孤注一掷的拼命过，她考上大学的经历完成了一次极具人格魅力的营销，激发了读者的上进之心和认同之感，将张爱玲很容易的和男作者以及其他女作者区分开来，她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女读者对女学霸的想象。
但战争的疯狂无情的摧毁了她的奋斗之旅，《私语》中张爱玲：“不得不以考进大学，但是因为战事，不能上英国去，改到香港，三年之后又因为战事，书没读完就回上海来。公寓里的家还好好的在那里，虽然我不是那么绝对地信仰它了，也还是可珍惜的。现在我寄住在旧梦里，在旧梦里做着新的梦”。
肄业生的身份回上海谋生，她人生的第二次巨大挫折，令每一个读者都为之扼腕嘆息，末世之感骤然而生。可沦陷区的上海，大学毕业生尚且不容易找工作，何况她这个肄业生，还是个女生。乱世求存的人设令每一位女读者都心有戚戚，这不就是她们自己吗？战争的恐怖，前途的叵测，生命的无常让很多人躲回家庭：“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但张爱玲并没有选择匆匆嫁人，她选择了双手劈开生死路，用自己的才华为自己挣得一个相对独立的未来。她母亲没有做到的事，她做到了。
身逢乱世，成长的委屈，谋生的不易，每一次进步都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不正是每一位上海女性的生存困境吗？张爱玲一步一步将自己变作她们的代言人，完成身份的终极营销，也就是乱世中的生存营销。张爱玲就是挣扎在上海普通的年轻女人，挣扎在上海的普通年轻女人就是张爱玲。
5.仅有的温情
在苦难营销的间隙，张爱玲也难得为自己保留了两块温柔之地，一块是姑姑，一块是炎樱。虽然这两块温柔之地不可能像在家里那般毫无顾忌，可张爱玲这样长期被生存这条疯狗逼迫的凉薄之人迫切需要温情的抚慰，她的受众也需要舒压。
《私语中》对姑姑的描述饱含深意和深情：“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我对于我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我姑姑与我母亲同住多年，虽搬过几次家，而且这些时我母亲不在上海，单剩下我姑姑，她的家对于我一直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论如何不能让它稍有毁损”。“因为现在的家于它的本身是细密完全的，而我只是在里面撞来撞去打碎东西，而真的家应当是合身的，随着我生长的，我想起我从前的家了”。张爱玲如一艘漂泊的船，终于暂时找到一个可以停泊的港湾。也许最终她没有变成她的母亲，但好在终于变成了她的姑姑，一个没有丰厚遗产却可以自食其力的独立女性。张爱玲的营销手段在这里又深了一层，让读者更有代入感。不是只有她一个人可以获得如此自在，只要努力每个女人都可以活得自在！但这样的家依然需要小心翼翼的维系，毕竟她也只是借住在姑姑家中，姑姑再好，总不是亲妈。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和她的姑姑都视张爱玲的母亲为偶像，可最终两人都因没有丰厚遗产而不得不走向自食其力的道路，这也是广大都市女性的共通之路。张爱玲通过姑姑的形象塑造，展示了都市女性最终之路，这也是她个人营销所追求的结果，大家都没有祖荫，还是靠自己！
另一块温柔的乐园是炎樱，没有闺蜜的独立女性是寂寞的，在张爱玲的自我营销中，饶是她再有能耐，她也需要友情，无论是逛街还是作画，总要有个人的陪伴。炎樱是最好的选择，外型一般，还是外国人，也不算穷，更好在彼此品味相似，真是没有威胁的闺中良伴。张爱玲可以在文字中打造了炎樱俏丽的形象，她仿若一个红娘，或者一个不甚美丽的薛宝琴。
四.劳资营销
张爱玲写苏青是其个人营销最微妙的一环，苏青也是女作家，作品销量很不错，而且还是自己的老板，最让张爱玲钦羡的是苏青的社交能力强张爱玲太多。大众很期待这样同性同量级的作家之间的评论。
张爱玲的散文营销从来不会回避矛盾，甚至会把利害关系首先挑明，起码看上去坦荡，有些东西遮遮掩掩反而引人遐思。这也是张爱玲老练之处，与其被动的等人指摘，不如主动出击，摆事实讲道理，摆明利害，也顾及情理，于是深思熟虑通达老练的《我看苏青》成了张爱玲的散文代表作。“苏青与我，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密切的朋友，我们其实很少见面。也不是像有些人可以想象到的，互相敌视着。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况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可是我想这里有点特殊情形。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看来，我也愿意有苏青这么一个人存在，愿意她多写，愿意有许多人知道她的好处，因为，低估了苏青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代的文化水准。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荻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张爱玲直言自己和苏青的关系，但她也愿意和苏青一个阵营，两个人是真的在生活，也许苏青的文艺技巧弱一些。甚至于张爱玲愿意承认自己欣赏苏青多一些，哪怕是苏青的世故，因为一个女人如果不世故，她怎么可以在乱世做老板，发稿费养活张爱玲呢？但苏青好在是一个通透热情体贴的好老板。“我想我喜欢她过于她喜欢我，是因为我知道她比较深的缘故。那并不是因为她比较容易懂。普通认为她的个性是非常明朗的，她的话既多，又都是直说，可是她并不是一个清浅到了一览无余的人。”张爱玲更想通过苏青的形象告知世人，作为相对弱者的女人，文人，尤其是女文人能够自己养活自己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她张爱玲不介意成为下一个苏青，苏青是她想變成的样子。“而且无论怎么说，苏青的书能够多销，能够赚钱，文人能够救济自己，免得等人来救济，岂不是很好的事么？”
张爱玲甚至是同情苏青的，谁愿意出来在乱世抛头露面呢？苏青的丈夫依然无法养家，父权夫权的缺席，将苏青一人抛向生活的最前线，并且一大家子人都靠她苏青支撑，境况可能比张爱玲更惨，甚至离了婚有了钱的苏青没有时间恋爱。“苏青是乱世里的盛世的人。她本心是忠厚的，她愿意有所依阿;只要有个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她的家族观念很重，对母亲，对弟妹，对伯父，她无不尽心帮助，出于她的责任范围之外。在这不可靠的世界里，要想抓住一点熟悉可靠的东西，那还是自己人。”
张爱玲在苏青身上看到了以后可能的自己，她也通过营销的苏青的形象告知她的读者们，谁都活得不容易。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乱世里的名女人难上加难，尤其还是离婚带娃的名女人。
五.结语
张爱玲的散文营销，到苏青这里就是结尾了。至少在她孤岛时期的散文中，除了父亲弟弟几乎没有男性的出现，社会关系相对单纯。令她的目标人群，也就是上海的独立女性们深感惬意，张爱玲通过一连串的文字营销，打造出一个她所预期的个人公共形象，培养了一大批代入感强，忠诚度高的受众，完成了声望和经济转换的双赢。
注 释
①宋声泉.在“男女”与“时代”之间——重论《金锁记》[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59（04）：123- 132.
②计明月.女性视角下的上海与流言体叙事——张爱玲、王安忆上海书写研究[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9（14）：235-236.
③董汶倩.真实人生的镜像投射——论张爱玲《传奇》中金钱书写的缘起[J].名作欣赏，2020（23）：105-107.
④杨锦鸿，汪稀稀.“恨”得化不开——论张爱玲小说的仇恨情结[J].江淮论坛，2019（04）：169-173.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