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海锋
摘 要 以隐喻为技法依托，以“朦胧”为风格追求，加上“漫长”的复合创作，让《峨日朵雪峰之侧》抒情主体二元对应、抒情内核螺旋进化。由诗歌的两个创作时间，看清昌耀跨越21年的两种处境，屹立峨峰的两样抒情姿态，进而感知昌耀指向现实、过往和未来的两般情怀，能走出一条“千岩万转”的文本解读之路。内容开掘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教学落实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 创作时间;创造姿态;作者情怀
《峨日朵雪峰之侧》（下称《峨》）是昌耀诗歌的经典作品，被选入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第一单元。以隐喻为技法依托，以“朦胧”为风格追求，加上“漫长”的复合创作，让《峨》抒情主体二元对应、抒情内核螺旋进化，这使得它既不易读懂，更不好教透。
好在昌耀“有心”，在《峨》密不透风的言语外壳之下，留下了“创作时间”这一后门。由诗歌的两个创作时间，看清昌耀跨越21年的两种处境，屹立峨峰的两样抒情姿态，进而感知昌耀指向现实、过往和未来的两般情怀，能走出一条“千岩万转”的文本解读之路。“是教学目的和内容‘选择方法，而不是其相反”[1]。《峨》文本解读的深入，为合宜深刻的教学内容开掘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教学落实指明了方向。
一、两个时间：被时代穿透的昌耀
昌耀是极少数因诗罹祸后，仍持续隐秘写作的作家。据燎原记述，1980年时，昌耀曾在家中向他出示一本陈旧的笔记本，其中密密麻麻地写着一首首短诗，或一些吉光片羽的感受、意象。[2]299“（昌耀）个人的命运浮沉，起码是到此为止的个人命运浮沉，是那样密切地与时代和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2]328。这一方面，使得昌耀的诗歌内容有着强烈的呼应现实的公共性，得以使我们有昌耀返视那个时代、那时民族;另一方面，个人与时代、民族关系的失序，又使昌耀的诗歌语言阴错阳差地获得某种“现代性”——隐喻的表达，变形的形式，奇崛的风格。正因如此，回归昌耀世界，知人论世地阅读昌耀，成为理解《峨》的必然。
昌耀1936年出生于湖南常德，家里是当地有名的地主富绅，家资殷厚。但这个家族却有别样的“革命传统”——大伯王其梅早年参加革命，并于1955年授少将军衔;其父王其桂曾在山西抗日部队任指导员一类职务，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回乡建立中共桃源特别支部，任书记;四叔王其楝曾任人民解放军18军文化教员——这或许正是1950年4月14岁的昌耀投笔从戎的家族原因。1951年春，昌耀随军入朝作战;1953年，昌耀因空袭中头部受伤，提前回国，伤愈后入河北保定荣军学校学习。17岁，还是个孩子的昌耀，已经在战争生死线兜了一圈。1955年6月，19岁的昌耀作为国家干部，投身火热的大西北建设，来到青海，并于1956年6月进入青海省文联。至此，昌耀的路顺遂而激昂，此后则风云突变。1957年7月“反右运动”后，因诗作《林中试笛》（二首）被批判为“毒草”，次年3月定为右派，10月4日判处管制三年，送劳动改造。其后在祁连山腹地流徙21年，1979年2月24日被平反昭雪。这段非常时期对昌耀家族的打击也是巨大的，1967年8月，时任西藏自治区委书记的大伯王其梅，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蒙冤离世;同年，其父在黑龙江劳改农场的兴凯湖作业时投湖身亡。[2]
《峨》后有“1962年8月2日初稿 1983年7月27日删定”字样，之间时差正好也是21年。二次创作在昌耀作品中极其常见：初次创作时，昌耀年少意气却深陷时代泥淖，诗作囿于局势只能隐秘存在，难以公开发表;新时期后，昌耀年届中年，作品有了问世发表可能，无论时局，还是昌耀人生阅历、艺术修为，早已今非昔比，翻天覆地。修改，甚至二次再创作，成为昌耀诗歌的必须与必然。
落实在《峨》的教学设计，诗作后署两个时间，既能指明昌耀的两次创作，又能由两个时间穿越昌耀的大半生：由1962年前溯到1957年国家时局脱轨，又能清晰昌耀1958年21年的蒙难之始，甚至再向前勾连少年昌耀的意气风发，以此助力学生理解青年昌耀盛极而堕的落差;由1983年向前，可追溯至1979年，甚至更早：宏观层面清晰国家局势的拨乱反正，微觀层面明确昌耀摇落荆冠，脱身罗网。借助“知人论世”的背景支架，在“知其人”“论其世”的基础上，学生才能更好地“颂其诗”“读其书”，教学才能更合宜顺畅地铺展开来。
二、两样姿态：“峨日朵雪峰”的攀登者与过来人
《峨》的两个创作世间，自然使21年两端的昌耀以不同的姿态融入作品。不同的写作姿态，塑造了不同的抒情主体形象：1962年前后，昌耀是深陷“反右”洪流的受难者，诗作由此凸显一个羁身峨日朵雪峰的攀登者形象;1983年时，昌耀已平反昭雪，迎来人生“新时期”，诗作又深隐了一个穿越苦难的过来人形象。
以1962年初稿写作的视角审视《峨》，诗作无疑在用一种隐喻的笔法抒写昌耀自身处境。与雪峰攀登者对应的一组意象“太阳”“山海”“石砾”“深渊”，从宏观大环境与微观小环境层面，明晰了攀登者的置身处境。“朝向峨日朵之雪彷徨许久的太阳/正决然跃入一片引力无穷的/山海”，诗句以“太阳落山，山海薄暮”的叙事情境，在点明《峨》的文本时间外，更隐藏着深刻文化隐喻可能——在“反右”运动扩大化，以及接续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新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陷入晦暗低谷。早在《诗经》时代，已经出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江山社稷”隐喻文化萌芽，后世以江山林表之萧瑟衰败，隐喻时局动荡更成了一种文化传统。“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隋·王绩《野望》）“山泽时晦暝，归家暂闲居”（唐·储光羲《田家杂兴·其二》）“众木俱含晚，孤云遂不还”（宋·陈与义《题许道宁画》）等诗句，都隐藏着如此隐喻文化密码和基因。“太阳落山，山海薄暮”的隐喻抒写，亦可视为对这一文化传统的接续。
如果说“太阳”“山海”内蕴着昌耀的时代抒写，“石砾不时滑坡/引动棕色深渊自上而下的一派嚣鸣/像军旅远去的喊杀声”则是他个人处境的含蓄传达。雪峰石砾滑落深渊的描写，有两个关注点：巨石罅隙间攀登者不使自己坠落的细微动作，竟诱发脚下石砾滑坡，可见雪峰基石的脆弱破裂易碎，可想昌耀身处生活的如履薄冰、如涉危岩;石砾滑落深渊时，彼此撞击成一派嚣鸣，昌耀以军旅间以命相博的喊杀声比拟，又见出卑微堕落者“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卑劣。1961年，昌耀在《凶年逸稿·在饥馑的年代》最后三行如此写道：“看它们相互吞噬又相互吐出/看它们如何相互威胁、挖苦、嘲讽/看它们又如何挤眉弄眼紧紧地拥抱”，算是对《峨》中石砾嚣鸣的另类回应吧。《昌耀评传》作者将这些诗行看作右派“囚徒”们关系状态地摹画：在不断承受外在压力的情况下，其固有人性扭曲变形，相互之间的倾轧，乃至向管教人员打小报告、告密邀功之类的事时有发生。[2]178于昌耀而言，哪怕“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其艰难又让人何其动容！
以1983年删定写作的视角审视《峨》，诗作写作雏形已定，核心的“太阳”“山海”“石砾”“深渊”意象未变，变的是昌耀再次介入文本写作的生命姿态。21年的右派苦难一日日捱过，如同一步步向着峨日朵雪峰的攀爬。阴霾过去，“新时期”到来，他是登顶的人，是一位了不起的过来人。以如此姿态，他不能改写由名词意象构建的历史，但他有权选择合乎当下心境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如“远去的”“默享”“快慰”。他必须从心里送走那个残酷晦暗的时代，而不能执迷于个人曾经的苦难。而这，是一种难得的姿态。
落实在教学，可以“《沁园春·长沙》中‘看‘忆的人是谁”“《峨》中攀登雪峰的人是谁”两个问题，引出《峨》以隐喻之法象征表达的文学气质。借由“两个时间”下的“知人论世”支架，引导学生理解两次创作中攀登者与过来人的写作姿态差异。在不同写作姿态下，由师生、生本、生生的多维对话，深入“太阳”“山海”“石砾”“深渊”隐喻意义，感受攀登者雪峰间的绝命维持。整体课的结构设计，也由诗人的“两样姿态”架构起来。
三、两般情怀：从抵抗现实到和解过去、相信未来
《峨》的教学理解是困难的，其难在多次创作聚合、多样姿态嵌入，更在多般情懷的复杂熔铸。攀登者与过来人，既是昌耀21年苦难历程里生命姿态的确认，又是感受诗作丰富情绪的路标明灯。
作为攀登者，面对“太阳”“石砾”一般下堕的“万有引力”，但他并没有太阳般“彷徨许久”的“决然跃入”，亦没有石砾一样仓皇沉沦、绝望撕扯。他所面临的，是冰冷坚硬的巨石罅隙，是摇摇欲坠深渊。他毫不犹疑地用温热柔软的血肉指节，以“铆钉”的硬度、“楔”的行动对抗冷硬巨石岩壁，对抗自我堕落的从众心机。哪怕报以血滴于千层掌的恣意流淌、骨肉来自岩壁的锥心痛楚。攀登者于峨日朵雪峰的搏命自赎，正是昌耀面对浩浩汤汤的时代逆流的孤独对抗，对抗冷硬现实，也对抗沦陷边缘的肉身。对雄鹰或雪豹一般同路人的渴望，如镜子般映照出昌耀们对抗的孤独。在鹰迹罕至、豹迹罕至的地方，“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就是英雄，就是呼应攀登者悬身绝壁的意义之境。这样的“绝壁悬身”，正是昌耀21年里对理想的一丝不苟，对现实的从未松懈。追根溯源，之所以如此这般，这“大自然”的时代逆流有多少诱因？如同蜘蛛在锈蚀岩壁间的默默蹲守，他们都有资格享受那“大自然”里艰辛对抗的快慰。
1979年，随着昌耀的平反昭雪，一个反常的时代也过去了。“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挣扎，又随着这条千疮百孔的大船复航后，他不但感慨万端，并且思绪也更为深远”[2]329。他感慨过去苦难的不易，但不能活在过往。那些“喊杀声”已经远去，拨乱反正的时代也给予了攀登者与“蜘蛛”以肯定赞赏的“快慰”，甚至那些被裹挟的施暴者也已真诚忏悔与反思。比如曾左右昌耀命运、又被时代命运左右的青海文联主席程秀山“在官复原职不到三年……狂热地在被窝里、厕所里偷写‘病房书简，以大量书信向组织、向所念及的人，包括他伤害的每个人，反思他的错误，忏悔他的粗暴”[2]283。所有“对手”瞬间消失，诗人所抵抗的现实，在时间维度变成过往，在空间维度化为乌有。诗人需要在再走一步，否则，只能活在痛恨，活在不能开解的受害创伤，这不再是坚守的抵抗，而是狭隘弱小。
冷静地审视时代灾难，与过往和解以从容释然，向未来憧憬以美好希望这是那一代人“思绪也更为深远”的历史必然抉择。1980年，昌耀的《卖冰糖葫芦者》已经显露出如此深远的未来指向：他理解——人们对春意的期望/才将火红的山楂/剪作一串甜蜜的蓓蕾/绽放在扎靶/于是，早春的集市/多了一树裹着冰甲的红梅。对春意的热烈期望，对酸涩的甜蜜包裹，对红梅的艺术创造，都是昌耀从攀登者向过来人身份的转换、从批判者对抗现实的决然不屈向过来人相信未来的热情。
黄州的苏轼面对突如其来的风雨，与裹挟难卸的仕途纠葛，以一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道出了经历人生萧瑟后从容释然。从1983年删定写作时间、过来人的姿态审视诗作，其中也熔铸了昌耀对过往苦难的淡然豁达，对拨乱反正局势的欢欣，对未来生活的热情讴歌，于昌耀于《峨》诗，这中情怀的转向升华无不更深刻、更浓墨重彩。
教学中，理解特殊时期特殊创作下诗作情绪的复杂多层性，是不可偏斜的教学内容。由1962年的初稿时间为切口，厘清这一时间维度下攀登者姿态，感受由此抒发的昌耀对抗现实的决然不屈。此可作《峨》主旨把握教学环节的前奏，但非终局。以此为认知踏板，从1983年删定时间、过来人姿态，深入诗作，揭开昌耀隐藏于文字更高维度的情感内容，感受他对现实、过往、未来的情怀迁变，是一种教学升格，教育升级。其中包含着一种广阔的历史观，健康的价值观，高扬的人生观。借《峨》让学生爱美、爱生活、爱未来，无疑是对“立德树人”教育方针更好的贯彻。
参考文献
[1]巴班斯基.中学教学方法的选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3。
[2]燎原.《昌耀评传》[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
[作者通联：广东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