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萍
由于我和姐姐都属于“外来人口”，从1月底开始，我俩一天能接到无数通电话。“有没有发热情况？”“几号回来的？具体行程是什么？”有次半夜打进来问，我在回答时表达出一些不耐烦。工作人员似乎察觉出了我的情绪，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非常抱歉打扰你！但这是我们的责任，必须要完成。”
礼貌且严肃。忽然我想起爸爸说过，这段时间社区的工作人员经常工作到凌晨四五点。一想到他们在与身体的疲惫作抗争时还要应对我的不成熟，我在为自己感到羞愧的同时，也感慨他们的耐心。
新疆的雪，极少像鹅毛那样舒缓地落下，有的多是狂风骤雪，一夜就在街道上积了厚厚一层。那段时间，每天都有卫生院的医生上门测体温。给我测体温的是一个女医生，胖胖的。测体温的时候，她会和我聊天，在哪里上学，疫情过后有没有出行计划之类的，像一个随和的邻居阿姨。在口罩的遮掩下，我只看到她那双历经岁月风霜依旧动人的大眼睛，眼里荡漾的，是让人安心的波纹。
有一天，我的温度计显示37.5度，超过了正常温度，她一下子失色，急急地询问我有没有其他症状，“难受吗？头疼吗？浑身乏力吗？”接着让我测了一遍，体温又显示正常。她長呼一口气，嘀咕了一句“吓死我了”。给体温计消过毒，道一声再见后，她便踩着雪离去，日复一日。巷子里她的足迹通向每一扇门，带给门内的人关爱和信心。那些脚印，在阳光下亮晶晶的。
居家观察后，小巷子口一直有个协警在站岗，有时候闲来无事，我就从门缝里“偷窥”。无论何时，那个穿着黑色制服的身影都在那里。他像是一个人形警示牌，警示所有按捺不住的人待在安全区。
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我看到他在巷口走来走去，雪花一片片落在他的肩膀上。他时不时跳一跳，抖一抖身上的雪，哈口气，搓一搓手，这就是在天寒地冻中唯一的取暖方式。就是这样一个平凡中有点可爱的形象，让我觉得，无论什么凶猛的病毒，也无法冲破他用并不伟岸的身体构成的防线。
雪停了，阳光透过重重乌云照射出来，好天气即将来临。
责任编辑：曹晓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