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骏虎，1975年生，山西洪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长篇小说《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母系氏家》《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众生之路》《浮云》，中短篇小说集《前面就是麦季》《此案无关风月》《李骏虎小说选》，随笔集《比南方更南》，散文集《受伤的文明》，评论集《经典的背景》。曾获第四届山西新世纪文学奖、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07-2009年度赵树理文学奖及赵树理文学奖荣誉奖。鲁迅文学院第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第二十八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深造）班学员。
在读文清丽的中篇小说《姑姑艳传》的时候，脑海里飘过一些名作的影子，比如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比如冯梦龙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不过，也只是一点影子而已，看到最后，摇摇曳曳地，似又飘来了许茹芸的歌曲《独角戏》。当然，这些作品，虽可与《姑姑艳传》产生丝丝缕缕观感上的交融，却都不能替代或涵盖这篇由现代作家所写的呈现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价值观的小说的所有意蕴。甚至，从小说题目开始，说不定我们就已经误读了。细细琢磨，这篇小说可以总结出一个反讽的题目，两套龃龉的话语系统，三种具有标本意义的人物关系。拎清了这三点，似乎就可以纲举目张，对小说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了。
先说三种人物关系，也即姑姑与她的三个男人的关系，这一对对人物关系，呈现了不一样的情爱样板。在小说的叙述中，最有意思的是，这三种关系随着故事的展开，逐一都出现了一种反转的效果。
第一个男人，是姑姑的初中同学，当兵后给姑姑写信，二人相爱，而后结婚，可是婚后一个月男人即出车祸而死。姑姑对这个人很衷情，在心里装了一辈子，甚至二十多年后还专门跑到他当过兵的海岛上去凭吊了一番。看上去，两人的关系似乎很是纯真，如此的生离死别也难免会有凄美之感，可是就在姑姑凭吊之后，她向叙述人“我”说出了车祸原因——丈夫的哥哥趁丈夫在外当兵的时候，对她图谋不轨，她想让丈夫带她一块儿走，可丈夫却又无能为力，于是这个年轻的男人心中有了猜忌、不忿，以致心思迷亂死于非命。
第二个男人是个矿工，是那个年代的“国家工人，吃商品粮”，在县城还有大房子，硬件很是过得去。不只如此，这个男人还靠关系让姑姑当上了民办教师。可是他和第一个男人一样，与姑姑也是聚少离多，并且两人就算是在一起的时候，也无话可说。渐渐地学校中传出了关于美貌姑姑的流言，姑姑和这个男人的关系也不好起来。姑姑想离婚，男人没同意。诡异的是，二十多年后，当姑姑和这第二任丈夫前后脚来到叙述人“我”在海南的家里，故事竟接连出现了两个反转——一个是姑姑说姑夫阳痿了，两人在一起不行，受罪；一个是姑夫竟在酒后对“我”的丈夫说他一直在矿上找小姐，他之所以不与姑姑离婚，是因为姑姑是个好继母。
第三个男人与姑姑持续了多年的婚外情。这个男人既是姑姑的同学，也是同事，是个教师。与矿工丈夫追求纯粹的生理满足不同，姑姑与这个教师既有性，也有情，像对军人丈夫一样，她仍然是付予真情。因为这段关系，两人不只名声上受到夹击，现实中也遭了罪——男的被调到了山区，女的多年不能转正。后来男的终于受不了了，与姑姑斩断了关系，于是一路坦途，当到了副县长。二十多年后，男人得了绝症，想不开，姑姑不只关心备至，而且像当年“私奔”一样，主动带他到海南散心。结果却是，男人不只风光时风流无限，临死之前还对别人吐露了对姑姑的轻蔑不屑之意。——又是一重反转。
这三种人物关系，随着叙述结构上的一层层反转，道出了姑姑处境的窘迫和人心的险恶。这种险恶最直接的道具就是语言——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指的就是这一种情况了。先是第一个男人殒命之后，婆家要赶姑姑出门，欲加之罪，便找了个姑姑与他人有染的借口。而后姑姑跟了第二个男人，随之与第三个男人成了同事。最开始，姑姑与男教师之间并无任何感情或身体方面的出轨，两人只是谈得来而已，可是在他人充满偏见的眼中，似乎已经“看”到了确定不疑的“事实”。这两次际遇给出的信息是，社会和他人会出于各种现实的或心理上的利益考量，制造或选择他们心中的“真相”，还要顽固地维护并扩散这种“真相”。至于事实到底如何，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在这种情况下，有心气的姑姑干脆“迎合”他们，坐实了艳名。——在这样的情节交代之中，便呈现出了两套无法兼容的话语系统，一套的运用者是他人，一套的运用者是姑姑和叙述人“我”。
进入第二次婚姻，姑姑在流言之中由“艳名”而得“艳实”，爱与性双双付出，不能说他人的飞短流长没有推动之功。既成事实之后，他人的非议更加兴盛，这其中不只包括社会关系中的“他人”，还包括亲属关系中的“他人”，人数众多。而姑姑一方就显得弱势了，除当事者外，似乎仅剩叙述人一人。为了挽回这种局面，替姑姑鸣不平，叙述人通篇一以贯之地展现着姑姑善良、真挚、重情重义的一面，尽力要让大家看到她是个有美好生活愿望与爱情愿望的人，似乎叙述人讲述的目的就是要为姑姑正名。可是，随着故事的推进，姑姑所爱着、信任着的两个男人的底牌终于翻了出来——原来他俩也在对方的话语系统之内，尤其是那个教师，这便与姑姑的钟情、率真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于是叙述人的底牌也翻转了出来——她要以姑姑的善来对比他人的恶，以姑姑的真来对比他人的伪，以一个好看女人的命途多舛，表达女性对爱情的不信任。看上去她在力挺姑姑的做法，实则她表达的是一种爱情虚无观。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值得玩味的是，在对方的话语系统中，第二个男人——矿工，第三个男人——教师，他俩最终被反转出来的那些话，到底是真是假？矿工与姑姑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但是据姑姑说，结婚两年后，矿工便受伤失去了性爱能力。而矿工却向“我”的丈夫炫耀他与小姐的战绩，宣扬他“图个乐子”的人生观。假如矿工说的是实，那么他便具有了一种可怜的人性之恶；假如矿工所说是假，那么他如此高调地谈论隐私，只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性无能，甚至只是为了给自己扭曲的心理一个安慰。再说那个与姑姑偷情的教师，他与姑姑是有过患难真情的。在得了绝症与姑姑同游海南之后，他在病房所说的那些无情话，难道不可能是为了撇清与姑姑的关系，以维护自己的家庭或脸面的违心之语？如此一来，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姑姑与这两个男人的关系，出现了“罗生门”。如此，这篇小说所要表达的意思，便有了不确定性。——更有意味的是，在矿工的炫耀过后，叙述人“我”的丈夫竟然哭了，而叙述人只觉得莫名其妙，并未深入探究。如此，“我”和丈夫这一对“局外”的人物关系，便也陷入了扑朔迷离之中。
唯一真实的似乎只有姑姑。她不只坦承自己无法抵抗情欲，还试图通过服用药物来消除身体的正常需求。在作者的笔下，只有她的言行是确定无疑的，也只有她的心是真诚的。这样一个被作者以浓墨重彩塑造起来的正面形象，被男人们觊觎、猜忌、利用甚至背叛，还受着周遭人群的诽谤中伤，她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个，所以，作者毅然决然地站在了她的话语立场上，要挺她！而作者挺她的方式，又颇有姑姑的作派——既然姑姑的艳名原本虚妄，干脆加之以“艳传”的题目，用这种媚俗的字眼来向世俗呛声，让他们哑口无言。这种做法，无疑达到了一种反讽的效果——它既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宣示，更是一种反驳甚至反击，作者要以此来主张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来维护姑姑的尊严。
这又是一重“罗生门”。
责任编辑 韦毓泉
特邀编辑 张 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