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海，1977年生，山东平度人，现居上海。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著有《书到今生读已迟》《若将飞而未翔》，随笔集《个人底本》，翻译有《小胡椒成长记》，编有《书读完了》。“你站在我的心中对我说话”
爱因斯坦五十岁生日那天，弗洛伊德给他发去贺信，信中称爱因斯坦为“你这幸运儿”。爱因斯坦对此颇感好奇，他在回信里问弗洛伊德，为何如此强调他的运气。弗洛伊德复信解释，没有哪个不精通物理學的人胆敢批评他的理论；可是人人都可以评判弗洛伊德的理论，无论他是否懂心理学。我不太清楚现在物理学的外行是否还谨守那个年代的禁忌，但记载这个故事的《爱因斯坦谈人生》（海伦·杜卡斯、巴纳希·霍夫曼编选，李宏昀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版），却让无缘研习相对论和现代物理学的人，拥有了一次接近甚至谈论爱因斯坦的机会。
这本薄薄的小书，差不多是爱因斯坦的各类书信节选和有根据的轶事集锦，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作家马克斯·布罗德因为有人错误地点评了他的书大为光火，爱因斯坦去信致意。信中他劝对方不必把这些事当真，临结束的时候，爱因斯坦说：“这样安慰自己吧：时间是个筛子，重要的东西多半都会漏过网眼落入遗忘的深渊；而被时间挑剩下的，往往仍是些陈词滥调。”这句话前半句看起来还像是安慰，后半句表达的则几乎是对人的深入探索准确传达至人世的绝望。当然，绝望背后仍蕴含着爱因斯坦的积极态度，甚或可以说，只有在如此绝望之后，才可能有真正的积极。不过，这积极要与爱因斯坦其他的话参照才明朗：“为思维本身而思维，恰如在音乐中”“我从事科学研究完全是出于一种不可遏制的想要理解大自然奥秘的渴望。”只有把注意力回向思维和工作本身，才有可能避免自己陷入喧嚣人世的无聊争执。编者没有在书中收入布罗德的回信，不知道他是否因为收到这封不太像安慰的信而变得心平气和，但信里爱因斯坦的一个思维特征值得珍视，他似乎总能在别人思考结束的地方，再翻出一层。这翻出的一层，才是爱因斯坦思想很难企及的深邃之处。
不只作家，犹太裔小伙子也向爱因斯坦去信求教。他爱上了一个家庭信仰不同的女孩，父母虽然也喜欢这个姑娘，却无法接受不同信仰间的通婚，因此坚决反对。小伙子舍不得自己的恋人，却又不愿与父母决裂，惶惑不已。爱因斯坦回信：“我得坦率地讲，就那些决定孩子们人生方向的重大决策而言，我不赞同父母施加影响。这种事应该由孩子自己说了算。”话说得斩钉截铁，值得每个身为父母的人仔细思量。但爱因斯坦的信没有在这里结束，他接着写道：“不过，当你想要作出父母并不赞成的抉择时，你得扪心自问：我的内心深处是否已经足够独立，使得我能够在违反父母意愿的同时不丧失内在的均衡宁静？如果你对此没有把握，那么我不鼓励你采取下一步行动——这也是为了姑娘的利益。以上就是你作出选择的唯一依据。”
回信有经有权，既明确了父母和成年子女在意见不同时的处理原则，又灵活地指向当事人所处的具体情境。在准确表达自己意见的同时，爱因斯坦并未越俎代庖，而是把决定权巧妙地归还了那个必须自己作出决断的年轻人。
体察当事者所处的具体情境，不悬空立论，是爱因斯坦让人感到亲切的地方，也是他思维的卓绝之处。即使对待抽象的问题，他也几乎不抽象以对。在一封写给出版商的信中，爱因斯坦谈到了死刑问题。他认为，废除死刑是可取的。理由之一是，死刑会使万一发生的司法错误无法挽回。即便不是因为司法错误，具体到参与者和执行者，死刑仍有其弊端，这正是爱因斯坦反对它的第二个理由：“执行死刑的程序，会对直接或间接参与这一程序的人产生很不利的影响，影响后者的精神。”
如果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死刑程序还可以相对主动地选择，那么，1933年一位从慕尼黑给爱因斯坦写信的音乐家，恐怕不得不被动面对一些问题。他在当时的德国，找不着工作，处境落魄，情绪沮丧，陷入了深深的绝望。爱因斯坦给他回信，除了鼓励他找几个想法相同的朋友，阅读伟大的著作，领略自然风光，还进一步指出：“无论什么时候，就当自己生活在火星吧，周围全是陌生的怪物，对于怪物的行为无须产生浓厚兴趣。”爱因斯坦这里讲的，可以看成一个实质意义上的好人自处的良方：如果不能和社会上的坏东西完全绝缘，不妨尝试着放弃对它们的兴趣——不论是无奈的抱怨还是激烈的反对——不跟它们结缘，从而能够于恶劣的境遇里，“在自己的空气中自由呼吸”。
写上面这封信的时候，为了不给对方制造麻烦，爱因斯坦隐去了收信人的名字。但处世审慎的爱因斯坦，还是因为自己的照片，给一位老朋友带去了小小的困扰。1927年，爱因斯坦把一张附有自己所写诗歌的照片赠予老朋友沃尔夫夫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沃尔夫夫人乘船来到英国，当时英方不允许旅客携带任何信件或照片，但沃尔夫夫人舍不得把爱因斯坦的照片丢弃。负责检查行李的官员发现了这张照片，立刻停下检查工作，询问沃尔夫夫人是否愿意把照片借给他，以便他能把照片上的小诗抄录下来给同事看。“沃尔夫夫人告诉官员，他甚至有权扣留这张照片，但他却说第二天开船前一定奉还。第二天他果然毕恭毕敬地把照片送了回来，此后再也没有盘问或检查行李。”英国官员的行为或许出于对爱因斯坦的敬仰，或许纯属附庸风雅，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普通人在等因奉此的工作和生活中多出的那么一点善意。这善意与这本小书中透出的爱因斯坦之光相互辉映，默默地护佑着这卑琐的尘世。
对待爱因斯坦的事业和人生，最好的方式大概应该像他对待音乐家巴赫那样——如果可以不用去掉“演奏”一项的话：“对于巴赫毕生的事业，我只有几个字可说：聆听，演奏，热爱，尊敬——并且闭嘴。”或者，像在纳粹期间选择留在德国与犹太同胞一同承受危险的莱奥·贝克，让爱因斯坦用另一种方式参与自己的生活：“在那些对道德存在与否的追问只能得到‘否的回答的日子里，当人性概念都遭到深切质疑的时候，我有幸想起了你，顿时感到内心恢复了平静和力量。多少个日日夜夜，你站在我的心中对我说话。”用使人醉心的方式度过一生
除非一个人有冯·诺依曼那样的冷硬心肠，为原子弹的内爆完成了关键计算，同时敢于说，“你不需要为身处的世界负任何责任”，否则，他就不该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扮演任何角色。但原子弹对科学家的吸引毕竟是致命的，那是炼金对炼金术士的诱惑，很多人要到事后才感受到那尾随而至的、无力承受的道德责任。盟方原子弹项目的主要科学负责人奥本海默，就被这个巨大的怪物折磨得形销骨立。原子弹试爆成功，他脑海中浮现出《薄伽梵歌》的经文：“现在我就是死亡，世界的毁灭者。”参与计划的一个年轻物理學家，在原子弹投放之后，难过到在树丛中呕吐。不过，例外仍然存在。一个性情柔顺的女性，就事先做出了决定，她斩钉截铁地表示：“我绝不和一个炸弹发生任何关系。”
说这句话的，是丽丝·迈特纳，汝茨·丽温·赛姆的《丽丝·迈特纳：物理学中的一生》提到了她上面的事。1878年，丽丝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关于童年，她一直记得自己“父母的非凡善良”，以及兄弟姐妹成长于其间的“特别鼓舞人的精神氛围”。虽然从小就对数学和物理学有明显的爱好，但19世纪末的奥地利，仍把女性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丽丝的早期求学经历，14岁就终止了。20世纪伊始，奥地利终于打开了那扇对女性关闭的大门，迈特纳也于1901年进入了维也纳大学。她即将选择的物理学，不是什么显赫的学问，这门学科在当时更多的是一种爱好，还算不上事业。极少数的“学生之所以学了物理，是因为他们想象不出更使人醉心的方式来度过他们的一生”。大概是天生的直觉起了作用，“1902年，丽丝·迈特纳知道了，她就是这种大学生中的一员”。
这种缘于性情的选择并没有为她带来即时的荣耀。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陈旧的社会并没有与物理学的突飞猛进保持同步。迈特纳虽然在德国找到了工作，但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需要父母的补助。这种无法自立的生活较为显著地影响了她的精神状态。1910年，父亲去世，迈特纳负疚地写道：“我做的每一件事只对我、对我的野心和我在科学工作中的乐趣有好处。我似乎选择了一条道路，它和我最深信仰过的原则背道而驰，那原则就是每个人都应该为别人而存在。这并不是说一个人必须无缘无故地牺牲自己，而是说，我们的生活应该以某种方式和别人联系，应该是别人需要的。然而我却像鸟儿一样自由，因为我对任何人都是无用的。这也许就是一切孤独中最坏的一种孤独。”
不过，大部分时间，迈特纳忙得顾不上这些消极想法。她已经在1907年与化学家奥托·哈恩合作，进行放射性方面的研究，并且深深地投入其中。一战期间，哈恩仍在战区，迈特纳已经退役，就独自继续他们共同的研究，哈恩只在偶尔休假时过问一下。1918年，迈特纳研究发现了新的放射性元素，并将之命名为镤。当时，一种新元素的发现有可能带来一个诺贝尔奖，但因为这是他们合作的成果，哈恩的职位又稍高于她，因此，论文署名时，迈特纳慷慨地把哈恩的名字放在前面。
一战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对迈特纳的学术和生活来说，都是极为舒适的。她成了教授，开始独立研究她最感兴趣的核物理。1934年，费米用中子照射元素周期表上的各种元素，有了很多有趣而重大的发现。这些发现引起了迈特纳的关注，并意识到，进一步的研究需要杰出化学家的协助，她便劝说哈恩重新开始他们的合作。这次成功的合作在1938年出现了转折，因为纳粹对犹太人日益彰显的恶意，迈特纳被迫于7月份匆忙离开德国。在瑞典，马恩·席格班研究所许诺给她一个职位。这一年，迈特纳59岁。
虽然迈特纳早就意识到了流亡生活将有的困顿，但她没想到的是，因为席格班的冷落，在斯德哥尔摩，除了一间近乎空房的实验室，她什么也没有，当然无法进行任何物理研究，甚至连生活都需要朋友照顾。她写信给哈恩说：“如果一个人必须依靠友情，他就必须或是非常自信或是有很大的幽默感；我从来不具备前者，而在我的当前处境下唤起后者也是很难的。”在这样的窘境中，1943年，盟方邀请迈特纳前往洛斯阿拉莫斯，参与原子弹的研制。对迈特纳来说，这个邀请意味着“令人神往的物理学、可敬的同事们和脱离瑞典的困境”。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中，迈特纳说出了“我绝不和一个炸弹发生任何关系”，断然拒绝了邀请。
凑巧的是，迈特纳逃亡的这年年底，哈恩和斯特拉斯曼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他立刻写信通知了迈特纳。收到信不久，迈特纳和她的外甥、物理学家奥托·罗伯特·弗里什就此深入讨论，精彩地阐释了哈恩的重大发现，并将这一现象命名为“裂变”。这个重大发现，正是迈特纳当年提议哈恩重新合作结出的硕果。即使在离开德国后，她仍然以各种形式参与了这一发现。就像斯特拉斯曼后来写的：“丽丝·迈特纳并没有直接参与‘发现又有什么不同呢？她的倡议是她和哈恩的共同工作的开始——四年以后她仍然属于我们的集体，而且她是通过哈恩-迈特纳通信而和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她）是我们集体的精神领袖，从而她是属于我们的——即使她没有在‘裂变的发现中亲临现场。”
哈恩却不这么认为，他很快就声称，裂变是“纯化学”的，他“根本没有接触物理学”。二战末期，他更是暗示，如果迈特纳当时还在德国，裂变的发现将是不可能的。1944年，哈恩因为这个发现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但这也没能促成他的大度，据说，哈恩在晚年竟然宣称，丽丝可能会禁止他做出发现。迈特纳本人对此谈得很少，她确信，哈恩完全配得上诺贝尔奖，只是偶尔会指出，这一发现需要物理学和化学的相互协助，并相信，“弗里什和我在阐明铀裂变过程方面是做了一些并非没有重要意义的贡献的”。战后，迈特纳一直维持着自己和哈恩的友谊，只是作为朋友，劝说他为了自己的声誉，考虑自己在纳粹统治期间的所作所为，并建议德国的科学家群体“发表一项公开声明，表示你们认识到由于自己的消极退让，你们对所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不过，哈恩没有收到这封情深意茂的信，对丽丝后来的相似说法也并不领情。历史向来喜欢偏袒，它习惯选择高亢的声音而遗忘羞涩的人，在关于裂变的问题上，世人更多记住的，是哈恩的名字。
这个遗忘的过程有个反向的高潮。1945年原子弹投放之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与原子弹制造基础的“裂变”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是从德国逃亡的犹太人，有人就想当然地把迈特纳称为“原子弹的犹太母亲”，在一些报纸的照片里，丽丝竟和穿着农民服装的妇女“谈论原子弹”。尽管有些荒诞，但她的显赫声誉竟然打动了好莱坞，他们决意投拍一部以她为主角的电影，在脚本里，迈特纳把炸弹藏在钱包里逃出了德国。已经明显笼罩在哈恩阴影中的迈特纳，并未借机显扬自己，她跟自己的朋友说：“我宁愿赤身露体地在百老汇走一趟（也不愿出现在那部影片中）！”
从对待原子弹到对待宣传，迈特纳的态度一以贯之，她清晰的道德感始终向内，从不外求。晚年，迈特纳多次拒绝了请她写一篇自传，或为她的传记提供材料的请求。她觉得，一本关于活人的传记：“不是不诚实就是不得体，通常是既不诚实又不得体。”她从这个世界获得的奖赏，绝非虚荣，而是她醉心的物理学：“科学使人们无私地追求真实和客观；它教给人们接待实在，带着惊奇和赞美，且不说事物的自然秩序带给真正科学家的那种深深的喜悦和敬畏。”
晚年的迈特纳获得了诸多奖项，她坚持认为，年轻人更需要这些奖励，“一个人在年轻时需要外界的承认，以便发展他在所选道路上的信心”。1968年，迈特纳以90岁的高龄谢世，因为她卓越的工作和清晰的道德感，即使用最严格的标尺衡量，她也配得上弗里什给她选的墓志铭“一位从未失去其人性的物理学家”。追随内心的眼睛
20世纪70年代，美国反叛浪潮余波未息，微电子技术异军突起，一个新的时代渐渐展现出其迷人的面容。硅谷得风气之先，成为一时无二的人才高地。其时其地，偶然闪现的思想火花，就会不小心点燃整个世界。乔布斯置身的，正是这样一个神奇的时代，这样一片神奇的土地。而且，他是那么年轻。
永远年轻的，其实是乔布斯的眼睛。自少至老，对照乔布斯不同时期的照片，不难发现岁月和疾患的镰刀在他脸上刻下的痕迹，一头浓密的长发也渐被稀疏的短发代替。唯有那双眼睛，一直锐利、专注。
不是每個人都这么认为。1985年，就在乔布斯即将被赶出苹果之际，他跟自己千方百计挖来的公司总裁斯卡利闹翻了。斯卡利夫人急趋问责，并要求乔布斯看着自己的眼睛。乔布斯照做了。斯卡利夫人大吃一惊：“当我看大多数人的眼睛时，我能看到他们的灵魂。可我看你的眼睛时，只看到一个无底洞，一个空洞，一个死区。”
如此相反的观感，这双眼睛的秘密是什么？
2005年，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临近结束的时候，他回忆了自己年轻时着迷的一本杂志——《全球概览》的停刊号。在这一期的封底上：“有一幅清晨乡间小路的照片，就是那种如果你有冒险精神，会在搭便车旅行时看到的景象。照片下面有一行字：‘Stay Hungry.Stay Foolish.”。照片下的两个短句，是后来非常著名的演讲的标题。
佛家有一个词，叫“初心”，喜爱禅宗的乔布斯喜欢这个词——“初心正如一个新生儿面对这个世界一样，永远充满好奇、求知欲、赞叹”。失去初心，人就会“被卡在固有的模式中，像唱片中某一段固定的凹槽，永远无法摆脱出来”。乔布斯一直把自己作为初学者，说“我仍然在新兵营训练”，藉此脱离以往的成功模式，“Stay hungry”，不失初心。
“Stay foolish”，已有人译为“呆若木鸡”，典出《庄子·达生》，强调专注。对乔布斯来说，专注不只是全身心的投入，更是对重要事物的认知。创业初期，在乔布斯生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迈克·马库拉已经指出这一点：“为了做好决定做的事情，我们必须拒绝所有不重要的机会。”或许是这个启示太过重要，或许是本性使然，在此后的日子里，专注都是乔布斯诸多特质中极其重要的一条。2011年8月接任乔布斯担任苹果CEO的蒂姆·库克曾说：“他能够集中精力于几件事情上，拒绝其他许多事情。”后来，乔布斯给出了关于专注的一个简要版本，“决定不做什么跟决定做什么同样重要”，因为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跟乔布斯一样，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选项过多的时代。只是，未必会有人能如乔布斯一样，经常用死亡来提醒选择的重要：“记住自己很快就要死了，这句话帮助我当人生面临重大抉择时作出正确决定。几乎每件事——所有外在的期待，所有荣耀，所有对困窘和失败的恐惧——在面临死亡那刻都将烟消云散，只留下真正重要的东西。”乔布斯为自己留下的真正重要的东西，是“追随内心”，“勇敢地去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只有自己的心灵和直觉才知道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其他一切都是次要”。
出于对追随内心的强调，乔布斯向来没有做市场调查的习惯。在晚年跟自己的传记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到：“我记得亨利·福特曾说过，如果我最初是问消费者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会告诉我，‘更快的马车！人们不知道想要什么，直到你把它摆在他们面前。”
这样狂妄的自信之所以没有沦为笑柄，是因为乔布斯除了追随内心的强烈愿望，还拥有把一个完美的产品摆放在人们面前的能力。这一能力要求拥有者能感受事物将生未生之际的“形先之象，像先之气”，在内心看取一个产品的明确未来。说得简单些，就是要重视先机，像艺术家的重视灵感。早在苹果公司把施乐PARC的领先技术指标变成现实的时候，乔布斯就引用毕加索的话说：“‘好的艺术家只是照抄，而伟大的艺术家窃取灵感。在窃取伟大的灵感这方面，我们一直是厚颜无耻的。”
一个看得见未来的人，必然是苛刻的。举凡乔布斯的完美主义，极简偏好，甚至他让人无法忍受的乖戾脾气，都与他要把那个看到的未来原原本本置入现实有关。他要用自己所有的力量，敦促所有人，来完成那个在别人看来是幻觉的未来。这一苛刻甚至会延伸到产品看不见的部分，“优秀的木匠不会用劣质木料去做柜子的背板，即使没人会看到”。
斯卡利夫人当时看到的，或许只是乔布斯眼神中的苛刻，错过了其中更深入的部分。而那双眼睛，却在磨砺中越发年轻、明亮，不断传递着一个追随内心者的人生传奇。
还有一件事。2001年，乔布斯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我愿意把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这一点，也正好是苏格拉底本人的愿望。在《苏格拉底的申辩》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说：“同这些（生时正直，死而为神的）古人交谈和往来，对他们进行考查，将是无法估量的幸福。”只是，在灵魂的鉴别上，苏格拉底向来严苛，不知道始终追随内心的乔布斯能否有机会兑现这个奢侈的交换。
责任编辑 刘燕妮
特邀编辑 张 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