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映勤
鲁迅的文凭与学历
学历是指一个人在教育机构中接受教育的最高层次的学习经历，由有关机构颁发的学历证书为凭证。一般来讲，一个人受教育的经历决定着他的学识水平。当然，有学历的不一定有能力，有文凭的不一定有文化，反之亦然。这个浅显的道理毋庸多言，但就普遍意义而言，就大多数人而言，学历的高低与能力水平有着直接的正比关系。
那么鲁迅是什么学历？我们有必要做一番考察。依现在的标准看，鲁迅的最高学历只能算是专科肄业。何以这么说？有事实为根据。一九〇二年三月鲁迅以第一等第三名的成绩从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后被保送到日本官费留学。到日本后他先进入的是私立的弘文书院，这是一家成立才三个月，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准备考进正式的专门学校而设立的私立学校，主要是帮助学生补习日语和基础课，类似于现在国外的语言学校，学制短的只有几个月，最长的为三年。这样的学校属于补习性质，不是学历教育，没有国家认可的文凭颁发权力，当然也就没有正式的学历文凭可言，只能算是结业。鲁迅在这里学了两年以后，按照当时清政府的有关规定，补习完日语，留学生应该进一所高等学校学一门专业。于是一九〇四年九月鲁迅选择了地处偏僻的仙台医学专业学校。这是一所正规的大专性质的学校，现在成为日本东北大学的医学部。鲁迅免试、免费进入仙台医专。上了一年多以后，在一九〇六年三月中旬他“弃医从文”，中途退学回到了东京。两三个月以后，母亲鲁瑞托病将他召回绍兴，鲁迅身不由己扮演了新郎的角色。婚后的第四天，他便离开家乡绍兴与二弟周作人重新回到日本东京。此后鲁迅再也没有进过正规的学校继续留学，而是为提倡的文艺运动做准备。
周作人在《鲁迅的国学与西学》一文中回忆到：（鲁迅）退学后住在东京的这几年，表面上差不多全是闲住，只在“独逸语学协会”附设的学校里挂了一个名，高兴的时候去听几回课，平时就只逛旧书店，买德文书来自己阅读。可是这三年里却充分获得了外国文学的知识，作好将来做文艺运动的准备了。（《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1页）
鲁迅将学籍列在了东京独逸语学协会附设的德语学校，但是没怎么正式上课，这所学校也没有资格颁发正式学历。从仙台医专退学以后，他回到东京，除了读书，还与朋友筹办了一本文学杂志《新生》，后因资金和人员等问题，这本杂志流产了。剩下的时间，主要是写文章、做校对、翻译作品、参加社会活动等。总之，没有再进学校系统地深造过，所以说，留学日本的鲁迅最高的学历应该是大专肄业。
当然，一百多年前学校的学制、规模、水平和现在没有可比性，我们不好说那时候的大专相当于现在的什么水平。这些年中国高等院校基本上实行的是大众普及教育，每年招生几百万大学生，而在一百多年前即使是中学生也如凤毛麟角，绝对算是知识分子。鲁迅当年的学历虽然与同时代的许多著名人物相比不算是最高的，但显然也是比较高的。
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说鲁迅根本没有上过大学，只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上了一年多就中途退学了。在普及高等教育的今天，有些人认为大专不算大学，这其实是个误解。大专也是大学的一种，只不过因学制、学位不同，区别于本科，但不能说鲁迅读的仙台医专不算大学。正确的理解应该是，鲁迅没有上过本科意义上的大学。
鲁迅求学的时代还处在封建帝制，人们读书的目的是通过科举走向仕途。读书的方式主要是家塾或私塾，我们从鲁迅的文章得知，他七岁开蒙，入家塾跟远房的叔祖父周玉田讀《鉴略》 —— 一本简单扼要的历史蒙学读物，十二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师从寿镜吾先生，课程自然是以四书五经为主。一八九八年四月，十八岁的鲁迅离开家乡绍兴到南京求学，先在江南水师学堂就读，同年九月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
矿路学堂是一所新式学堂，课程设制与教学管理仿照德制。除德文外，还有格致（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地学、金石学、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等课程，但是学历应该算是三年制的中专，这是鲁迅青年时代拿到的正式文凭。
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说：“许是矿路学堂，已经有些记不真，文凭又不在手头，更无从查考。”《琐记》写于一九二六年，离鲁迅从矿路学堂毕业只有二十四年，以鲁迅的记忆不应该记不清，之所以“已经有些记不真”了，我以为一个原因是，他可能记不得当时的文凭是江南陆师学堂发的还是矿路学堂发的，因为矿路学堂附属于江南陆师学堂，开设于一八九八年十月，一九〇二年一月鲁迅毕业时就停办了。另一个原因是，这不是他最后取得的最高层次的学历，在鲁迅的生活中已显得无足轻重，所以印象不深刻。但是不管文凭在不在手头，记不记得清，确信鲁迅是拿过的。否则，学校保送到日本留学的只有五个学生，而且是官费，没有正式的文凭是很难通过的。这个一百多年前相当于中专的文凭是鲁迅得到的唯一的一个正式学历。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当年十八岁的鲁迅为什么要上中专，不考大学呢？这要看看当时的时代，看看当时中国的教育环境。当年中国有没有大学，有没有让鲁迅他们这代人接受更高一级教育的机会与条件。
一八九八年，鲁迅十八岁，正是求知欲旺盛、渴望深造的年龄，但是当时晚清政府还没有痛下“废科举，兴学堂”的决心，偌大的中国除了几所开办不久的西式学堂、书院之外，几乎就没有正式的、具有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只有天津的北洋大学堂（一八九五年建校，现天津大学前身）和上海的南洋公学（一八九六年建校，现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两所所谓的近代大学的雏型。北洋大学堂内设的头等学堂第一届只从天津、上海、香港等地招收了一百多名新生，而南洋公学相当于大学的“上院”，一九〇一年才正式开课。鲁迅到南京求学后的几个月（一八九八年七月三日），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才在北京创立。京师大学堂开始也没有严格的本科教育，实际上是个贵族学堂，最多也就是高中水平，正式的本科考试则是四年以后的一九〇二年十月十四日。
也就是说，在鲁迅十八岁接受更高教育的时代，中国基本上没有更高更好的新式高等院校供他选择，他正处于清末封建科举将废除、新式教育将兴建的断裂期、过渡期。当时为了适应洋务运动，培养科技、军事、外交等各种人才的需求，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像水师学堂、矿路学堂这样的新式学堂，它们应该算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以传授西方新知识为主的顶尖学校了，在几乎还没有大学毕业生的一百多年前，中专学历应该也算是最高的。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他是最早也应该是最高的一批有学历的新式人才。
鲁迅与八道湾
一九一九年，鲁迅和二弟周作人都在北京工作生活，他自一九一二年随临时政府教育部由南京迁到北京，已经七年，周作人也已经在北京工作了两年多时间。兄弟两人平时寄居在绍兴会馆，过着类似于北漂的生活，而这时家人还在老家绍兴。工作稳定下来，为了接家人到北京定居，他必须买一处住房。当时北京的房子以四合院为主，大小不一、星罗棋布。为此鲁迅费尽了周折，最终买下了第一处房子，这就是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胡同十一号院。
鲁迅在日记中记载：“拟买八道湾罗姓屋”（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买罗氏屋成”（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九日）。十一月二十一日鲁迅和周作人一家“移入八道灣宅”。十二月二十九日鲁迅接母亲、妻子和三弟周建人一家抵京入住其中。
八道湾十一号院原来是罗姓的一处坐北朝南的大宅院，占地两千六百多平方米，院子分为前、中、后三进，外加一个西跨院，共有三十多间房。空地较多较大，钱玄同说“像学校操场那样大的空地”，蔡元培形容“简直可以开运动会”，话虽夸张，但肯定相当宽敞，十分便于孩子活动。鲁迅购房后，对房间进行了必要的修缮。
进门的前院十分开阔，有一排三间一套的南房九间，鲁迅的书房和卧室开始先在中院西厢房三间，后来为了安心写作，改住前院前罩房中间的一套三间房子。他在这里创作完成了《阿Q正传》《风波》《故乡》《一件小事》《明天》《端午节》《社戏》等许多作品。中院是整个宅院的主体，有高大的正房三间和东、西各三间厢房，正房东、西两间分别住母亲鲁瑞和妻子朱安，中间的堂屋为饭厅。后院的房子最好，有一排后罩房九间，周作人一家住后院北房的西侧三间，周建人一家住后院中间的三间，东侧三间是客房。西跨院的房子为储藏室和佣人居室。
鲁迅当年购买的八道湾十一号院，用现在的话说是一处二手房，房款是三千五百大洋，中保人酬金，也就是中介费一百七十五元，加上手续费、改建装修费等共计四千三百八十五点一大洋。这笔钱在当年价值不菲，一九一九年的一块大洋现在价值人民币二百元左右，甚至还要高，这么大的一笔数目，鲁迅一个人是担负不起的。他当年在教育部当科长，月收入三百大洋，时有欠薪，当时既没有在外面兼课，也没有什么稿费收入。房款的主要资金为变卖绍兴周家新台门老宅所得，加上他和周作人多年积蓄、贷款，朋友挪借，总之也是七拼八凑才买的房子。客观地讲，当年北京的房价今非昔比，鲁迅买的这所大宅院，四亩多地的四合院，三十多间房子，基本上花了他一年的工资，即使他算是高薪，一个部里的处级公务员，用一年的工资在北京买一所大宅院，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宅院的房产主虽然写的是周树人（鲁迅），但并不是由他个人出资，实际上是全家共同所有。为此鲁迅当时还请了几位好友作为证人，订了一份房契，内容是八道湾宅院的房产，共分为四份，母亲鲁瑞和三个儿子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各占一份。鲁迅当时的想法是兄弟三人和睦相处永不分开，所以把绍兴老家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复制照搬到北京，当然这个愿望最终还是落空了，三兄弟同院相处的日子只维持了三年多。
一九二一年九月周建人因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留下日本妻子羽太芳子和儿女在八道湾生活。一九二三年七月，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义断情绝;八月二日，鲁迅搬出八道湾，“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房子当时是借住许钦文的妹妹许羡苏的同学俞芬的空房，转年五月，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搬到了一处二手房子，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现北京鲁迅博物馆）。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八道湾十一号院的房产并非是鲁迅一个人买的，它是举全家之力，凑钱贷款所购，他们兄弟三人及母亲都享有产权，只是鲁迅出钱出力最多而已。
周氏兄弟在八道湾十一号院接待过包括李大钊、蔡元培、郁达夫、钱玄同、胡适、梁实秋、沈尹默、刘半农等许多文化名人。
责任编辑 宁炳南
特邀编辑 张 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