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著名散文家，汪曾祺研究专家，安徽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十月》《大家》《散文》《文汇报》等发表作品150多万字，作品入选多种选本。著有六卷本《苏北作品精品集》。主编有《汪曾祺早期逸文》、《四时佳兴：汪曾祺书画集》、《我们的汪曾祺》、《汪曾祺草木虫鱼散文》、《汪曾祺少儿阅读丛书》（三卷）等。曾获安徽文学奖（政府奖）、第三届汪曾祺文学奖金奖、《小说月报》第十二届百花奖入围作品等多种奖项。
致汪曾祺先生 尊敬的汪先生：
今年是您诞辰100周年，正月是您的生日，可那时武汉疫情闹得正凶，原计划关于您的许多活动全部取消了。即使这样也有许多文友为了纪念您，还是在网上开展了许多活动，有访谈、有专栏，也有网站制作了您的视频。您生日的那一天，您几乎在网上“刷屏”了。许多人记得您，许多人喜欢您。您的书占据了各大、小书店。可以这样说，凡是卖书的地方，都能找出一本您的书的。那些有名的大書店，将您的书做成专柜，做成专题，并且开展讲座或者阅读活动。您去世20多年来，您的书的出版，从没中断过。记得您在世时曾说过，一个人不被人理解未免寂寞，一个人太被人了解，又十分可怕。您的意思我明白，人还是不需要太出名的好，能有理解自己喜欢自己的读者就够了。您曾说过一个日本作家到中国来访问，一个中国作家说，我的书印得太了少，才几千册，不好意思。那个日本作家大惊，印这么多？我的书才印几百册。
现在您的书成了许多读者的香饽饽，在文学界更不用说了，都以喜欢您或者曾与您有过交往而骄傲。那个时候……或者我与汪先生……大有当年“我的朋友胡适之”之意思。我知道，您其实是不想把书出这么多的，也不希望这么有影响。您不是说过嘛：“我悄悄的写，你悄悄的读。”我知道您这是实话。您写的许多文字，当年我们不太明白的或者不太理解的，后来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都慢慢理解了、明白了，发现都是真诚的、实在的话。您曾说过“出家人不打诳语”，您的写作是真诚的，您说过的话也是真诚的。
您现在所拥有的读者、所产生的影响力，虽然不是您所希望的，但是现实就是如此，谁也没办法改变。您即使活过来，也无可奈何，只会大吃一惊：怎么会这样？
您去世这20多年来，我写过关于您的一些印象，后又写了一些阅读记，有些读者喜欢。我受到了鼓励，又写了一些，朋友建议可以出一本书。后来出了《忆·读汪曾祺》，有了些影响，许多喜欢您的读者也喜欢这本书。我知道不是我写的有多么好，而是读者喜欢您，“爱屋及乌”使我的这本小书沾了光。记得这本书在北京研讨时，正是您逝世15周年的日子，许多您生前的朋友都去了。大家谈起您总有说不完的话，个个眉飞色舞，抢着发言。会议从上午9点开到下午1点，还意犹未尽。结果会议主题全跑了调，没有研讨我这本书，反都在回忆您的趣闻轶事，一个个都有一肚子的故事，生生把研讨会开成了关于您的茶话会。
记得当时有几个笑话，我印象特深。聂震宁先生说，您的那本《汪曾祺自选集》出来后，他们到北京给您送书，您见到书对封面不满意。书的封面是紫色的，书名是蓝的。您说：“蓝配紫，臭狗屎。”聂震宁笑说：“臭狗屎就臭狗屎，书反正是好书。”潘凯雄说，都说汪老爷子随和，平易近人，其实他的话并不多，初次与他相处，还会有点紧张。凯雄兄的话忽然让我明白。是的，是的，汪先生的话并不多。记得那时到蒲黄榆或者您后来的住处福州会馆，您并不多说话，而是有时冷不丁冒出一句。您说话是思索过的，不是呱呱啦啦的说一大堆，除非是您酒后兴奋起来的时候。平时您的话不但不多反而是很少。有时您冷不丁地说出一些警句。秃头秃脑的，听的人要是不注意，还一时半会儿反应不过来。记得王巨才写过您，说有一次在北京梅地亚宾馆开会，您中途出来抽烟。王先生那时刚从西安调到北京工作，见到您挺崇敬，上前毕恭毕敬请教您，您根本不予理睬，忽然嘴里冒出一句“八斗”。王没听明白，又问了一遍，您又说八斗。这时他才反映过来。他名王巨才，巨大的才华，汪先生用反切法，说是才高八斗，简称八斗。王先生初入京，听您此言还挺尴尬。多年后才知道，这正是先生您的风格。何镇邦先生说，那时他在鲁院，因经常请您上课或者带学生去您府上拜访，走动较多。有一阵子别人老把打给汪曾祺的电话打到何镇邦家。何老师疑惑，打电话到您府上问是何故，原来是您错把何老师家的电话当成自己家的电话给了别人。何镇邦先生抱怨，怎么能这样啊？您还挺有理：“我又不给自己打电话，我怎么能记得我家电话！”弄得何镇邦先生哭笑不得。那天关于您的这些笑话，抖了无数，要编辑起来真可以出一本《汪曾祺谐趣集》。所以那天孙郁老师发言，一个是说您的广博（其实您肯定不承认您是广博的，顶多说自己勉强是个杂家，喜欢读杂书。您的坐标是您的那些先生：闻一多、朱自清、陈梦家、沈从文，但对于后来的人，他们与您比，您已经算是广博的了），再一个是说您的趣。您去世20多年来，真正比较了解您的，对您研究比较深的，当为学者孙郁。他不仅写有《汪曾祺闲录》，还在许多场合对您在当代文学的地位给予极高的评价。孙老师经常说，当代文学如果缺少汪曾祺，那将大为失色。每次见到孙老师，都要长久地谈起您，且谈得十分热烈和高兴。一次在孙老师家，他闲聊中竟脱口说：“汪先生给他时间晚了（他的意思是您晚年才集中精力写作），如果不是60岁后才写，他就是当代苏东坡呀！”孙老师的这番话吓我一跳。苏东坡千年才出一个，那可是不能乱比的！但孙老师的意思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您实在是有才华的，可惜浪费了太多时间。我后来经常说，一个了不起的作家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才华，另一个是天性，要有天生的灵性。两点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有，而是能拥有的人太少太少，所以才说是一千年出一个。汪先生您当属两点都有的。当然一个作家的产生，还有其他许多因素，比如机遇啦，人生境遇啦……但不管怎么说，才华和灵性是最重要的两条。也是一个天才作家（假如有天才作家的话）的根本。
这都是由那个研讨会生出来的闲话。说起来又啰唆不完，还是不说也罢。
不过，这20多年来，真正喜欢您的读者，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有人编了您的年谱长编，有足足40万字，足够一本厚厚的《汪曾祺传》了。不过《汪曾祺传》至今还没人写（我曾开玩笑说过，还没有人能承担得起《汪曾祺传》的写作）。您的全集在北师大版之后的若干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新版《汪曾祺全集》。值得说道的是，新版全集收了您1940年代的不少轶文。您原来说过，年轻时写的东西大多散失。您看，万能的读者还是厉害吧，又给您找了出来，还挖出您的好些名笔，如汪若园、朗画廊、西门鱼。有人将您的书分块去编，比如谈吃的、谈草木花鸟的、谈戏剧的、谈师友的等。连黄裳先生在世时都说：“喜欢这种编法，把曾祺切碎零卖了，好在曾祺厚实，也经得起。”有人也给您编了别集，足足20本，开本很小，每本都薄薄的，是您喜欢的那种编法。这也是受了您的启发，您在世时，有人要编您的老师沈从文的书，您建议用《沈从文别集》这个书名。看，您走后，也有喜欢您的编者，给您编别集了，用的也是这么一个编法。
噢，还有，您的家乡高邮，也十分重视打您的“牌”呢。您去世不久，他们就成立了汪曾祺研究会，建了汪曾祺文学馆，放在著名的高邮十景的文游台内，和您喜欢的秦少游放在了一起。您家的祖屋的那两间老房子也挂起了“汪曾祺故居”的牌子。每年都有许多喜欢您的读者慕名前往，您的妹婿金家渝先生竟当起了汪曾祺故居的业余馆长，负责接待、讲解，对远道而来的还免不了偶尔要留饭款待。他的晚年生活竟以介绍和宣传您为主要内容。这是他的一个意外，而他还乐此不疲。全国许多地方有读者到您故居来过，新疆的、内蒙古的、北京的、上海的……甚至港澳台的。您在世时许多朋友也来过，像邵燕祥先生也来过。比您年轻的铁凝、王安忆、贾平凹等，都来过。告诉您吧，铁凝那天来，看了您这么局促的故居，想起您过往的岁月，还悄悄抹了眼泪，您要是知道，一定会笑话了：“这，这这，这有什么好抹眼泪的？”之后抹着鼻子，表示羞的意思，再伴以哈哈大笑。
今年如果不是受疫情影响，高邮是要举行您诞辰百年纪念活动的（中国作家协会和北京大学还有一个高规格的研讨会），这是高邮相当重视的一个系列活动。毕竟诞辰百年，也是一个百年不遇的机遇。他们在您的故居旁边新建了一个崭新的汪曾祺纪念馆，规模比过去大多了，在馆内也可以开展一些研讨和研究活动，这些都因为疫情耽搁了下来。我想您也许并不赞成建这么大的纪念馆，模仿您的口气说“担当不起”。您并没有把自己看得多高。您从来也不把自己当成鲁迅、茅盾这样的大家，您生前说过“我至多算一个名家”。可是您人走了，做主的不是您，连您过去烧的一些家常菜，在高邮也成了汪曾祺菜单，什么汪豆腐、塞馅回锅油条、汽锅鸡等，都成了汪氏菜肴。那天我在您的纪念馆，他们还给您的菜专门列了一个菜系，布置了一墙。我数了数，好像有六七十个。高邮还建有餐馆“汪味馆”呢，专门打您的招牌，做“汪味”菜。这些事估计您也不知道，也管不着。
不过，高邮还是高邮，运河的水还是日夜不息地在东大街向西不远的运河堤下流过。那些拖船、机帆船，还在日夜不息地从运河里驰过，上面载着木材、煤、沙石……运河的西边，就是高邮湖了。高邮湖还是那么浩浩淼淼，一眼望不到边。春夏秋冬，四季变化，早晨和黄昏，依然有日出日落，也还是正如您曾描述过的：“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長天。”
高邮的人事，还是那些人事，人们吃喝、娱乐、生产、生活，都津津有味地活着，这也是您所希望的。您最喜欢这些“人间小儿女”了（近年有人用这个书名出您的书，您不介意吧），您最喜欢生之滋味了，您最喜欢这些平凡的、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了。用您自己的话说，是他们的“辛劳、笃实、轻甜、微苦”。
不过，这些年关于您也有一些不和谐的现象。比如把您的研究无限拔高，好像您无所不知似的;也有为争研究您的“头牌”而争风吃醋，为一些小事计较，弄出些没意思的事来;也有一些疯子、傻子说是喜欢您的作品，将您的像在家挂着，逢年过节烧香磕头;也有人说您的作品能治病，将他的忧郁症给治好了;也有的把您的书用上诸如《好好吃饭》《人生很短，做一个有趣的人》《今天应该快活》《人生不过一碗温暖红尘》《活着，就得有点滋味儿》，以及上面说的《人间小儿女》等书名，估计您也不大喜欢，或者会很生气的吧。
这些不过是些小插曲，当不得真的，只能说明是有多少人喜欢您。您听了也一笑了之吧。噢，又忘了告诉您，还有一件事，是您去世后，因为众多的读者喜欢您，竟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汪迷群体（连邵燕祥先生都说他也是汪迷），产生了一个词“汪迷”。这可不是汪国真迷、汪明荃迷哦，而是实实在在的汪曾祺迷。都是真真实实喜欢您的哦，他们竟有人将我命名为“天下第一汪迷”，说是“头号汪迷”。我自己可没这样说过（我也只是喜欢您，您去世后，20多年来不断写过一些文章，出过关于您的两本书），不过贴标签是大众喜欢的，我也没有办法。高邮为使汪迷们有个交流的场所，在网上专门开办了“汪迷部落”公众号（这个您又不知道了，对您可是新生事物哦），每天都在更新您的文章和关于您的文章。读者可热闹了，您要是见到，又要笑话了。
好了，一唠起来就没完，要说的话其实有好几篓子呢。毕竟您走了已经有20多年了，碎碎的日子积下来的话也不少，说起来也没个头绪，不过也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罢。再热闹的倾谈也有散的时候，正如《红楼梦》第54回王熙凤说的：“聋子放炮仗，散了吧。”
今天就聊到这儿吧。下次若还有机会，到时再接着聊也不迟。
致岳父、岳母
尊敬的岳父、岳母：
有报社约我给逝去的亲人写封信。我想了想，就写给你们吧。岳父、岳母走了几年啦？我使劲想也没有想起来。别以为我们把你们忘了，不是的，怎么可能呢？你们在我心里永远是最亲的人，只是岁月过去匆匆，一年转眼就过去了。我在一个随手记的本子上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到，只找到这么几句：“今天岳母来，要到医院查查，也不知道什么毛病。唉，就是清咳、头晕，浑身无力。是有了什么毛病？还是因为乡下日子寂寞，孤独难熬？”这一则记于2013年3月1日。那一阵是我最纠结的时候，父亲在此住院，女儿毕业要找工作。因为这次在合肥看过病之后，回到乡下还是没有好的迹象，又到县里的医院住了一阵，大约1年后岳母就去世了。这样算来岳母已经去世6年了，而我的岳父，则更早，恐怕快有10年了吧。
我的岳父、岳母一生过得简单。因为岳父母的家庭成分都高，赶上那么一个时代，你想想看吧。一生在动荡栖慌中度过，晚年才赶上一点好日子。所以每年春节写门对子，岳父都要写上感谢小平同志，感谢改革开放。他绝对是真心的，像他们这种出生在地主和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的子女，在那个时代，是可想而知的。
我和妻子结婚时，他们的日子已经好过多了，最起码是吃穿不愁。岳父整天乐呵呵的，岳母则轻言慢语，不声不响，做点家务。
岳母是个慢性子，从小受了教育，在扬州财会学校学过会计，打得一手好算盘。虽然一辈子生活在小镇上，可言谈举止并不恶俗。岳母长得干净白皙，话极少，满头银丝，性格安静。我与爱人结婚几十年，岳父母总是十分体贴和理解我们，可以说十分的亲。温暖的爱总是像一团雾，你真去仔细想，却什么也想不起来，只有几件细小记忆，却总是清晰地印在心中。记得女儿刚出生时，还在月子中，岳母和我、妻子、女儿4个人睡一个房间，我睡地上。下半夜女儿哭闹，妻子起来喂奶、换尿片，而我正在睡梦中，从沉睡中被她们唤醒，心里老大不快，不但不起来帮忙，有时还乱发脾气。可能是岳母心疼女儿，有一次小声叽咕：“懒死了！”我听到心中很是生气，意思是，“你凭什么说我？”倒是妻子懂事，对她娘说：“你不要说他。”听到竟还有帮我腔的，心中又高兴了起来。
后来我们到外面工作，先到北京，后又回到省里，岳父母更是牵挂着我们。岳父经常给我们写信，要我们在外面工作，要时刻注意，不要做违反原则的事，更不能做违法的事，之后还说我们对女儿不要太凶，孩子胆小，且总是说家里一切都好，你们放心，你们把工作做好了，我们就放心了。
每年春节回家，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因为吃喝都是伸手的，一切由着我们，想干啥干啥，提个什么要求，岳父的口头禅是“可以耶”，要么就是“有耶，多的是，随便拿”。要是节假日回去，岳父上街一转，就是剁了老鹅又买鹅杂，之后放在几个盘子里，说：“吃，吃，尽吃。”有时晚上打个小牌，家里兄妹几个一起上阵，我小姨子、孩子舅舅和舅妈，打的看的，团团围在一起。岳父打牌技术高，但从不上阵，只是围在一边看。我想他捧着茶杯，歪着头，在齐齐的子女身边看打牌，应该是他最开心的时光。他总是悄悄地帮助我和我爱人，在后面偷着支招，希望我们能赢。他的儿子和媳妇有时不高兴，提出抗议，他则哈哈大笑说：“不是我提醒的，是他们自己打的……”
后来岳父身体不大好，我也不记得是从哪年开始的，岳父会经常到我这里来看病，主要是喘得厉害，病在肺上。我多次带您到肺科医院和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看病，和医生都快都成朋友了。记得有次做检查拍片子，要上下楼，您一走就喘，我就背着您来回跑。您总是很不好意思。每次病好转之后，都会极其快乐，坐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总说“女婿功劳大大的”。我每每听到这句话，就像工作中被领导表扬了一般，下次就更有干劲了。经过几年的治疗，岳父的肺部情况越来越差，抗药性更强了，有时几乎离不开氧气瓶。看好一次，回家了，没多久又复发了。记得最后一次，从我这离开没几天，又不行了，赶紧住到了县里医院。县里条件差，我没有办法，只得央求长期给岳父治疗的专家，请他和我一起到县里去一趟，给会个诊。到了县里，专家看岳父情况实在不好，人已经住到重症监护室了。岳父脸通红，因缺氧已憋得说不出话来。会诊结束，定出了方案。我还要回省里去。临走时，岳父您用了很大的力气，忽然说了一句：“立新不能走。”这句话说得清晰无比，我想您是拼出全身的力气说了这么一句的。可是我还是走了，岳母和妻子在一边说：“他还要送医生啊，他还要上班啊。”岳父没有了声音。我则落荒而逃似的离开了医院。我知道这一去凶多吉少，果然没几天，岳父走了。
可是岳父的这句话，却像钉子一样钉在了我的心里。仿佛这是一句重托，我爽约了。在之后的日子，我每每想起，都会心痛不已。
噢，还有一件事，岳父你一直不知道。其实也没人知道，只有我和那个妇女本人知道罢了。那天在医院的时候还来过一个急救的人。专家给您会诊时，医生叫我们不要都进去，就在门外等。这时门口一阵乱，好多个人抬着一个人急急上来。我见担架上抬着一个粗重的男人，因为人多围着担架，也看不清。只见那个男的身上一串钥匙挂在一边，碰得担架床边乱响。那个男人被放在地上后，我出于好奇，就在边上听那些人东一句西一句地说。拼凑起来大致明白：这个男人是个小包工头，到年关了工人要钱回家过年，可这个包工头是个老实人，上头的公司一直没有款打给他，而下面的工人急了，拼命要钱，他等于被夹在三角债之中了。不知道里面还有什么弯子，反正这个男人一急就喝了一瓶农药。我还没见过包工头这么讲义气的，只听说是包工头都坏，哪知道也有这样的。
于是我更好奇地往那里看，见那个男的睡在担架上，人就撂在那，衣服掀着，肚子一起一伏的。一个医生说赶紧交费去呀。帮忙的人没有一个去交费的。这个男人抬进来的时候，后面还跟一个女的。医生又问女的，你是他什么人？有人说是他老婆。医生看看她，转脸对她说赶紧交钱去吧，先交3000元。可那个妇女说没钱。抬他来的那些人，之后都不知道又忙什么去了。这个妇女一直站着，之后就蹲在了门口。医生于是又忙别的去了。我站在那，一边看着那个男人，男人肚子一起一伏，口中吐着白沫，像一条鱼一样张着嘴，大口大口喘气，不知是不是马上要死了;一边看看那个瘦瘦的妇女，妇女蹲在地上，一副无辜的样子。医生也没有办法，虽说医院要救死扶伤，但它也不是慈善机构。倒是有好心人催说，赶紧缴费去呀。意思是缴了费好救人。我并不是什么高尚的人，但站在那实在看不下去。可能是被带了节奏，被现场感染了，思想斗争了好久，一咬牙，偷偷跑到楼梯外面，掏出钱来，数出一千块，回来悄悄塞给那个妇女，小声说，我家也有病人，我给你一千，你再想想办法，赶紧交费，好让医生抢救。那个妇女接过我的钱，勒在手心里，也没有说一个“谢”字。我也不要她謝，因为她现在已经是六神无主了。
给了她钱之后我就离开了，因为您这边又叫我过去。这个事情现在已经过去好多年了，说出来也没多大意思，不过说说也无妨。这么多年我也从来没提起过。现在忽然想起来，虽是题外话，也与你们唠唠吧。我现在想起来还挺感动的，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不过说心里话，我还是有点私心的，就是后来有一阵子，老关心家乡新闻，看看有没有电视寻人，找一位好心人什么的。可看了一阵子，没有，我也就放下了。
那个男人后来不知怎么样了，一直没有过他的消息。也不知救过来没有。
责任编辑 蓝雅萍
特邀编辑 张 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