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容，本名丘祖卫，南宁某报社记者。业余爱好研究古代南宁文史，2008年至今已撰写、发表古代南宁人物考证文章100多万字。
劝谕归顺 邕管添州
吕仁虽在景云二年（711年）才在邕州恢复都督府建置、出任邕州司马，但前期筹备工作于景云元年（710年）就已开展。明郭棐纂《[万历]广东通志》卷十九记载：“毕构，偃师人，景云元年（任）。”就在景云元年（710年），邕管之地已开始扩展。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六载：“瀼州……管县四、乡九;左州……管县五、乡十;思诚州……管县三、乡十;田州……管县三、乡五;归乐州……管县七、乡九;龙州……管县七、乡二。右六州……景云元年，割入邕州。”正是积极开展“邕州恢复都督府前期筹备工作”的吕仁，披荆斩棘深入少数民族头领自治、世袭的峒寨地区，宣扬大唐威德、劝谕归顺王制的成果。
瀼州（今上思西南部一带）、左州（今崇左市左州镇一带）、思诚州（今崇左市太平镇一带）、田州（今平果、田林、田东一带）、归乐州（今百色市永乐乡一带）、龙州（今龙州北部一带）是“因俗而治、以夷治夷”的羁縻州，唐政府并不实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真正统治，只求维持稳定局面，当地酋豪名义上只要承认“隶属”唐政府，按时进贡土特产即可。当地酋豪只管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对当地民众进行实际统治，而且位子可以代代相传。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十载：“唐之封疆远矣，前史备载，而羁縻寄治虚名之州在其间。”
如果不是早有复府计划，景云元年（710年）时邕州都督府还寄于贵州办公，何必急着把六个羁縻州划归邕州都督府治下？另外，吕仁并非神仙下凡，如不是早有铺垫，也不可能在景云二年（711年）复府就迎来邕管之地空前的繁荣气象。
唐开国以来任命的岭南官吏，有不少是以欺诈、压迫手段，甚至武力相向迫使少数民族屈服的，怎不时时激起民变、起义？而以吕仁为代表的、较为开明的官吏，却勤于政务、关注民生、放下官威、走村访寨，对少数民族以诚相待，因此不但少数民族武装退出邕州，还政于唐，而且许多少数民族的头领及族人都为其人格魅力所信服，纷纷前来归顺。
《南宁文史资料》（总第十六辑·市场专辑），收方仁、殷璧《南宁市场概述》一文，称南宁最古的市场——逢卯圩（十二日一圩），遗址应该位于南宁市东南部，即为唐代吕仁开创云云。该说法不知出于何典，附记于此，待考。
上奏扩土 妙笔生花
景云二年（711年），原属桂管（治所在今桂林市）的羁縻州——鹣州（今上林西北部、马山北部一带），经吕仁上奏朝廷，称“鹣州离桂管治所太远，不便管理，反正离我那儿挺近，给我来管算了”，最后亦得以划归邕管治下。《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六记载：“鹣州，在西北，陆路一千二百里，管县七。右件州属桂管，为近邕州西北，远属桂州不便，司马吕仁高奏，景云二年勅属邕州。”
吕仁为了扩大邕管之地，不断上奏，主动要求“加担子、挑担子”，奏章妙笔生花，言之成理，连连得到朝廷嘉许。原属钦州的如和县（治所为今南宁市苏圩镇），也于景云二年（711年）被吕仁“抢”过来了。唐李吉甫修纂的《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八记载：“如和县，中下。东北至州九十里。本汉合浦县之地，武德五年，析钦州南宾、安京二县地置如和县，因县西南四十里如和山为名，属钦州。景云二年，割属邕州。”随着如和县来属，如和水（今良凤江）也从此成为邕州辖地的一条涓涓清流。
景云年间后期，吕仁仍在为扩土奔忙，且出新成效：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新开思笼县（今隆安一带）、封陵县（今青秀区伶俐镇一带）。《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八载：“思笼县，中下。东至州三百里。封陵县，中下。西南至州一百里。右二县，并景云后置。”另据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本纪卷五》记：“先天元年正月辛未，享于太廟。己丑，大赦，（唐睿宗，编者注）改元曰太极。……五月戊寅，有事于北郊。辛巳，大赦，改元曰延和。……八月庚子，立皇太子（唐睿宗的第三子李隆基，即唐玄宗，编者注）为皇帝，以听小事;自尊为太上皇，以听大事。壬寅，追号天后圣帝为圣后。甲辰，大赦，改元……”由此推算，所谓“景云后置”思笼县、封陵县，当为先天元年（712年）之事。
此外，《新唐书》卷四十三上称：“邕州朗宁郡，下都督府。本南晋州，武德四年以隋郁林郡之宣化置。贞观八年更名。土贡：金、银。有金坑。户二千八百九十三，口七千三百二。县七：宣化，武缘，晋兴，朗宁，思笼，如和，封陵。”此说认为邕管开二县为乾元年间之事，当为《新唐书》误记（《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唐代，《新唐书》成书于宋代）。也有可能是“景云后置”思笼县、封陵县，其后又有变故，甚至有可能被少数民族武装占据，至乾元年间才在原地复置。
新祀城隍 广施礼化
治理邕管之地，吕仁并非一人在战斗，据《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六记载其下属还有“副使”韦道桢（万廷兰本作“韦道桢”，四库本、清抄本作“韦道贞”，今从万廷兰本）、滕崇、黄居左等。此处“副使”何职？据《通典》卷第三十二记载：“自景云二年四月，始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其后诸道因同此号，得以军事专杀……有副使一人（副贰使）……盖因授任者莫详其源，既有副使，又置司马，参杂重设，遂为其例……副使及行军司马通署。”则节度使司或经略使司才有副使，而邕管迟至天宝十四年（755年）始置经略使司，乾元二年（759年）又升邕州管内都防御经略使为节度使（后废）。《太平寰宇记》中所谓“副使”，或为邕州都督府诸曹（司录参军事、录事、府史等）之误。韦道桢、滕崇、黄居左之名，均不见于历代《南宁府志》。
先天二年（713年），为强化对羁縻州的同化、管理，吕仁上奏朝廷，要求批准在邕管之地各个羁縻州设立城隍庙，推行新祀，广施礼化，加强唐政府的文化思想统治，吕仁此举得到朝廷嘉许。城隍神，被老百姓称之为城隍爷，对其崇拜始于三国时代，最初只是对城池本身进行崇拜，属于大自然崇拜的范畴;后城隍信仰逐渐人格化，多附会为当地名宦，被当成冥界地方官、城乡保护神来崇拜。宋欧阳修撰《集古录》卷七称：“右《城隍神记》，唐李阳冰撰并书……阳冰所记云：城隍神，祀典无之，吴越有尔。然今非止吴越，天下皆有而县则少也。”
后“城隍崇拜始于唐说”遭到诸多反驳，其中，宋王应麟撰《困学纪闻》卷二十认为：“《集古录》李阳冰记云：城隍神，祀典无之，吴越有尔。按： 北齐慕容俨镇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俗号城隍神，则唐以前已有之。”
其后，城隍崇拜的起源越辩越明。清顾炎武撰《求古录》称：“又按：城隍二字，始见于易爻‘城复于隍之文。《说文》：‘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而非以为神也……芜湖城隍，建于吴赤乌二年;北齐慕容俨、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书于史，则又不始于唐也。予考其所云，赤乌年者固不足凭，大约起于南北朝之世，至唐末而无地不祀，无州不祭，又必指一人以当之……是固以土神而司生杀之柄者也。今之城隍，古之社也，名异而实同。”
不过，城隍崇拜大盛于唐代，则是学术界公认的。唐开国之初，城隍崇拜就已正式列入政府祀典，时为武德九年（626年）。刘昫《旧唐书·高祖李渊》记载：“武德……九年春正月丙寅，命州县修城隍。”唐高祖李渊政令一出，天下莫不顺从，何况这是符合民意之举。宋祝穆编纂的《古今事文类聚》卷四十八收录的陆务观撰《宁德县重修城隍庙记》称：“城者，以保民禁奸、通节内外，其有功于人最大，顾以非古黜其祭，岂人心所安哉。故自唐以来，郡县皆祭城隍。至今世尤谨，守令谒见，其仪在他神祠上。”
有唐一代，南方的城隍信仰尤盛。今王涛在《唐代的城隍神信仰与唐中后期南方城市的发展》一文中认为：“在唐代中后期，南方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发达的水陆交通系统和繁荣的商品经济，共同促成了城市、市镇的兴起以及各个城镇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城镇共同构成了以水运相连接的城市网络……唐代城市的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城隍神信仰的发展几乎完全一致，也是以唐中后期的南方为盛。”遗憾的是，王涛此文“表一：唐代城隍神分布简表”中对于岭西之地只列桂州（治所在今桂林市），未及邕州，显然乃过于粗疏之失。
《太平寰宇记》关于唐代城隍记载只有两条，而关于邕管之地推广城隍崇拜所记尤详，可见吕仁在各个羁縻州劝筑城隍之举意义重大。尽管在今天看来，城隍崇拜属于封建迷信，但在当时可是文明的象征。《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六记载：“左州、思诚州、谭州、渡州、笼州、七源州、思明州、石西州、上思州、思琅州、思恩州、波州、员州，已上左江道;思恩州、鹣州、归乐州、思刚州、武峩州、万德州、伦州、昆明州、婪凤州、侯唐州、归恩州、蕃州、万承州、功饶州、归诚州、武龙州、田州，已上右江道。右件并是羁縻卓牌州，承前，先无朝贡，州、县城隍不置立。司马吕仁高，唐先天二年奏：‘奉勅差副使韦道桢、滕崇、黄居左等巡谕，劝筑城隍。其州百姓，悉是雕题凿齿、画面文身，并有赤裩、生獠、提拖相杂，承其劝谕，应时修筑。自后毁坏，不复重修。”可见，尽管吕仁想借着推广城隍崇拜，把唐政府的礼教之术一起打包营销，同化少数民族，减少民族冲突，加强封建统治，但岭西少数民族原有的祖神崇拜可没有这么容易被偷梁换柱。
当时各个羁縻州的头领碍于吕仁的面子，只好均修筑城隍庙应付一下，但真正尊崇的还是原有的祖神。多年以后，由于门庭冷落、无人打理，各个羁縻州的城隍庙便荒废了。大约到了明代，才随着北方南下的移民增多而逐渐恢复，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下旨，祭祀城隍定为一年三次。清李光地编修的《月令辑要》卷一载：“原《续文献通考》：洪武己酉，特勅郡邑各设无祀鬼神坛，以三月清眀、七月十五、十月初一日祭，以城隍神主之鉴察善恶。”
双城护邕 泽被千古
关于吕仁劝筑城隍这段历史，莫炳奎在《[民国二十六年]邕宁县志》卷十二称：“左右江诸羁縻州，初未朝贡，亦无城隍。先天二年，仁奏遣副使韦道桢、滕崇、黄居左等，巡谕劝筑。应时修举，轮贡恐后，左右江道四十一州，悉隶邕府。（《太平寰宇记》）”对照《太平寰宇记》原书，可知“轮贡恐后，左右江道四十一州，悉隶邕府”云云，俱非史实。左江、右江流域的羁縻州唐初便多已隶属邕管，只有鹣州、瀼州、左州、思诚州、田州、归乐州、龙州是在景云年间新归的，岂可将“四十一州，悉隶邕府”列入吕仁的功劳簿？
唐代所建城隍庙今已无存，而且在清代就已没多少人知道在邕管之地推广城隍崇拜始于吕仁。清苏士俊纂，何鲲修、方培恺续补《[宣统]南宁府志》卷五十二收有清柳际清撰《重修宣化县城隍庙碑记》文中称：“稽诸载记，八腊之祭，首列水庸……盖城隍之祭古矣……南宁为古邕州地……宣化县城隍庙在府庙右……祀刘（初）公……苏（缄）公……皆与古祀典合，则二公以血食斯土。”将南宁此地的城隍神崇拜仅上溯至宋代而已，惜哉。清代南宁城有两座城隍庙，南宁府城隍庙祭祀苏缄;宣化县城隍庙在“府庙之右”，祭祀刘初。两座城隍庙均已不存。
2018年12月23日，随着南宁市“老南宁·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开街，仿造清代形制、在两座城隍庙原址重建的南宁城隍庙，也以全新面貌迎接世人。可惜庙中所公布历史沿革，只字未提吕仁。
先天二年（712年）十二月，唐玄宗下旨，改元“开元”，由此开启了任用贤能、发展经济、提倡文教、天下大治的开元盛世。开元二年（714年），尽管功绩显著却还是屈居于邕州司马一职的吕仁，又有惊人手笔：修筑邕州城墙，将邕州都督府迁址新城！鉴于郁水、邕溪水常年泛滥，吕仁弃用被大水包围的原邕州治所，在今南宁市体育场至凌铁水厂一带重建邕州都督府，并修筑罗城、子城予以防护。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珍贵史料，仅见于明解缙等主编的《永乐大典》。其卷八千五百七记载：“《建武志》：据旧志，罗城元周一千丈、高一丈五尺、上广一丈三尺、下广二丈;环绕二壕，并广一丈五尺、深一丈。唐开元二年，司马吕仁筑。盖州古城，在今之城南二里。其故址仅存，社稷在焉。”据此记载，则吕仁同时还为邕州修筑了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的社稷坛。
罗城、子城为古代配套建设的城防系统。宋司马光编撰、胡三省音注的《资治通鉴音注》卷二百五十一中，在“不移时，克罗城，彦曾退保子城”文下有胡三省注曰：“罗城，外大城也。子城，内小城也。”罗城是在子城外更大的范围修筑城墙，即为子城的外城，从而使子城成为第二道防线，即更为安全的内城。
一般说来，修筑子城在前、修筑罗城，而吕仁在邕州修筑罗城、子城，必有长远的战略考虑。吕仁到任之前，邕州有没有城墙并无文字记载，所以一般认为吕仁“始筑邕州城”。明李贤等编撰的《天下一统志》卷八十五记载：“邕州城，在府城南二里。”此即指吕仁所筑古城。
开元二年（714年）之后的吕仁下落如何？或许随着恩公毕构已在先天元年（712年）调离岭南、转授河南尹，新的岭南按察使兼广州大都督王元珪、李处鉴、萧璿等先后到任，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吕仁没了靠山，干脆被调离？又或许，吕仁已告老还乡？
对于自己先祖吕仁的行迹，南宋吕本中的《吕氏源流迁派节要》载：“仁拜邕州司马，多有惠政。复迁于河南。”吕仁的后代吕蒙正，北宋名臣。根据诸多史籍对吕蒙正籍贯的记载，可推知吕仁自邕州任满回朝后，举家迁居之地“河南”，即唐代的河南道河南府（今洛阳市东部一带）。
毕构祖籍河南道郓州须昌县（吕仁籍贯所在地），本来就与吕仁称得上是老乡;吕仁再举家追随毕构到河南府，迁籍至此，更是老乡加新同乡的关系。而吕仁的仕途之路亦已终结。他的輝煌时期，已在邕州尽情释放。
责任编辑 梁乐欣
特邀编辑 张 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