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长
回到合肥后，周围的一切都立刻变了样，不再像在北京那样坚硬、冰冷，我很快就在一家房地产企业做了会计，重新过着像原来一样不紧不慢的平静日子，生活里的“杂音”消失得无形无踪，我也很清晰很准确地向外界表达了我自己。
调广播电台时，对准了频率，收到的声音便清晰且响亮；稍微有点偏差，便会生出刺耳的杂音，甚至让人听不清楚。一个人的生活也有频率，它是由那个人的学历水平、专业技能和所能承受的压力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若是人们让自己的生活对准了频率，日子便能过得顺畅、舒坦；若是没对准，生活也会出现“杂音”，甚至让人过不下去。这是我父亲说的，我对此深信不疑。
1999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合肥的一家国有企业，有着稳定的工作和不错的收入。可是，心中的不安分在拒绝平庸中愈来愈烈，终于，在2006年鲜花怒放的春天，我用一个蛇皮口袋，把家背到了繁华的大都市——北京。
我在北京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知名房地产企业做会计。镶嵌在朝阳区钢筋水泥中的这家单位，仿如一个高压锅，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一进入里面就要沸腾起来，“作业”一个接着一个，电话嘟嘟响个不停，每天都要加班，而且很晚，熬到晚上八九点钟是家常便饭。有时候，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还会突然接到开会的电话通知。“女人当男人使，男人当牲口使”，单位的员工都这样抱怨。刚接触的北京让我有点迷惘，领到头一个月的薪水后，我揉着通红的眼睛吼道：“老子适应不了这个节奏啊，不干了！”
我的第二家单位位于王府井，是一家日企，不是太忙，但得不到半点尊重。大大小小的领导常常对员工吹胡子瞪眼，有时还夹杂着骂人的口头语。一次，一位日籍经理让我统计一下半年度的人力成本，因为粗心，我少写了一个“零”，他立刻翻脸了，指着我的鼻子骂我“笨猪”。我的火暴脾气终于被点燃了，在他太阳穴上重重地打了一拳。他踉跄了一下差点栽倒，而后报了警。在派出所里，经过警察的说服教育后，日籍经理承认骂人不对，我也因为打人向他道了歉，并且支付了500元的医疗费。当然，我也不得不离开了这家日企。
接下来我便失业了。长时间失业的滋味，刻骨铭心，现在想来，还隐隐作痛。那时候，没有工作的我，比工作时还忙，比上班时压力还大。明明知道没班可上，早上一起来，便和上班族一样匆匆出门，随便找一家网吧搜索招聘信息，去報摊查找用人广告，四处打电话询问用人情况，奔波于各大人才市场。为了省钱，我住在北京东站一家铁路招待所的地下室里。到了夜晚，我会反复做着同一个噩梦，梦见我的大学文凭无缘无故地已过期多日，还要重新来过，再次高考。这个噩梦像一轮循环往复的车轮，碾碎了我无数个静谧的夜晚。我疑心自己再这样下去，要崩溃了，毕竟，我连回合肥的路费都不够了。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先找个活干，干得好就留下来，不如意，挣够路费回合肥。
在寻找脑力工作又一次泡汤后，我来到了朝阳区的一家劳务市场。我隐瞒了本科学历，进了一家建筑队。没有面试，更没有笔试，招我的人只是扫了我一下还算强壮的身体，便说了声“可以”。或许是因为我在他乡失业将近三个月的缘故，这份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搬砖工作，却像灰蒙蒙的天幕上突然闪过的亮光，照亮了我暗淡已久的心房。我这个本科生在那一句微弱的“可以”声中泫然落泪。
就这样，我又用蛇皮口袋，把家从招待所的地下室里，搬到了建筑工地旁的工棚里。我没有什么技能，瓦工、木工都拿不住，便只有推着手推车运送砂浆。白天累得腰酸背痛，晚上还难以入睡，阴暗、潮湿的工棚里，工友们把一个个很臊的段子摁进香烟里，烧得嗞吧嗞吧地响，淫荡的笑声和呛人的烟雾此起彼伏。我经常咳嗽着逃出工棚，一个人在宽广的龙潭路上和昏黄的路灯里游荡，直到深夜，感觉着工友们都已入睡，才又回到工棚，蒙着头睡觉。
一个月后，我终于拿到了将近三千元的血汗钱，但我的身体也快要累得散了架。由于我力气小，干活越来越慢，我的那份在建筑队的工作也变得极不稳定，如同秋日枝头的一片枯叶，随时都可能被劲风吹落。
在繁华的首都北京折腾了大半年，我终于累了。细雨霏霏的国庆节，我登上火车，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后，撤回了合肥。或许，我的生活频率就在合肥，或者说像合肥这样节奏缓慢的中等城市。回到合肥后，周围的一切都立刻变了样，不再像在北京那样坚硬、冰冷，我很快就在一家房地产企业做了会计，重新过着像原来一样不紧不慢的平静日子，生活里的“杂音”消失得无形无踪，我也很清晰很准确地向外界表达了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