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
《阉割》写了两个故事，一个是爷爷的故事，一个是叙述者“我”的故事。“我”将某种乡愁式的情绪投射到爷爷的身上，并由此设置了一个基本的故事情节——爷爷的蓝包袱究竟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将这兩个故事连接起来的有效的装置就是“阉割”这一古老的手艺。从小说本身的叙述后果来看，“阉割”这一装置超出了其功能性的作用，而具有了某种“主体性”。这么说的意思是，作者因为对“阉割”的热情和关注，甚至都忘记了这一装置是为小说的故事和情节服务的——或者说是为了一个更集中的主题服务的。他陶醉在对“阉割”这一古老手艺的描写中，用“摄像机”般的镜头语言将其放大、细化，然后“全景式”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1980年代，“寻根文学”常常喜欢描写传统技艺，并冠以“最后的一个”之类的说明，以寄寓某种文明的乡愁。在近年来的作品中，这种处理方式倒是少见了。
对“阉割”的描写将客观的手艺和主观的情感融为一体，这是这篇小说中我认为写得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其主要原因还不仅仅在于描写的细致、具体，更在于这一书写过程中他似乎放弃了整个故事里那个稍微有些强势的“自我”——这是很多年轻作者的通病，他们表达的欲望过于强烈，不太善于隐藏自己。小说并非是不要自我，而是，自我不应该毫无遮掩地出现，它只能化无形于人物和对话之中。
由“阉割”而串联起来的，是我的成长故事。据说这篇作品是一部长篇中的一部分，我猜想这部长篇小说应该是一部基于自我叙述的成长体小说。在这篇作品里，这种成长的过程集中于“性”的自我发现，并通过这种自我发现，将青春期的欲望、焦虑和苦闷呈现为文字的形式。这种写作让我想起1920年代郁达夫等人的“身边小说”，其中对性的苦闷的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阉割》的作者显然有更大的野心，他以“身边”为起点，却并不想仅仅停留在“身边”，而是将视野投向更开阔的社会和历史——这是爷爷故事的重要性之所在。通过爷爷，个人的历史得到延伸，小说获得了更大的空间感和更绵长的时间感。当然，可能在长篇的篇幅里，这一点会表现得更加明显。需要指出的是，从目前来看，爷爷和我的故事似乎还缺乏更有机的内在关联，所以作者只能采用回忆的视角，并用一种散文化的笔法进行抒情性的书写。这一方面使得作品朴素自然，带有某种未经训练的“赤子之心”。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存在着结构稍微松散、情节有不合逻辑之处以及叙事的语调过于单一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只有作者自己才能解决，很简单，那就是不停地观察，不停地阅读和不停地思考并书写。
责任编辑 王秀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