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靖涵
有人说，他与著名学者费正清、作家赛珍珠等人一同深刻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实属那个年代不可多得的亚洲通;也有人说，左倾观念成为阻碍他事业发展的羁绊，称他是“间谍”“特务”“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人，从来不缺少世人纷乱甚至相互对立的评价。他的名字叫托马斯·亚瑟·毕森，他撰写了一部足以媲美《红星照耀中国》的著作——《1937，延安对话》。此书于1973年在美国出版，直到近期得到美方授权后中文版才在中国问世。一位美国国际问题专家的浮沉
毕森1900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一个普通职工家庭。1924年在获得东亚研究的硕士学位后，毕森带着对上帝的虔诚信仰，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希冀“拯救这个业已衰落的东方古国中受涂炭人民的灵魂，使他们能在耶稣的十字架前获得安宁”。四年间，他按照教会的安排，在安徽蚌埠怀远县一所中学教英文，不久后辗转至北平，在燕京大学任教。
1928年毕森回国后，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事务研究员，从此专注于东亚问题研究。为了在研究中获得一手素材，毕森于1937年重返中国，并历尽艰辛到访延安，用四天三夜的时间采访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1942年，毕森因其丰富的经验和过硬的学术能力，受聘于美国政府战时经济委员会。二战结束后，美国笼罩在麦卡锡主义的恐怖阴云下，毕森因其左派立场，不出意外地屡遭政治审查和无理责难，最后丢掉了公职。迫于近乎疯狂的政治打压，毕森终于在1969年北上加拿大，在瑞纳森学院教授中国文化，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对于毕森来说，延安的对话竟成了其命运的转折，作为传教士的他此前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自己会从一个上帝忠实的信徒，转变为一名无神论者、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在动荡岁月中“延安笔记”的完好保存，更加证明了毕森不曾为之后悔。延安之行与信仰的皈依
1937年春天，为了完成中日关系领域的研究课题，毕森来到中国。彼时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探访苏区是一件颇为不易的事情。6月，收拾妥当的毕森一行终于出发了，他们决心亲眼看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心脏——延安！
初抵延安的欢迎仪式让毕森十分惊讶，他想不到这群被“妖魔化”了的共产党人是如此热情好客。他在笔记中写道，“毛泽东很早就来到了这里，一直待到最后一刻才离开”，“一种异乎寻常的轻松甚至是欢乐的气氛，充溢着整个夜晚。这种气氛所留给我们的感受，是难以言传的，而只能去体验。它充满了迷人的魅力，并从此伴随我们”。
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参观时，毕森称“师生的精神面貌和高昂的士气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身旁那些空曠简陋的宿舍和课堂形成了反差巨大的鲜明对照”。在采访毛泽东等领导人时，毕森一行被一种强大的自信所感染，被一种坚定的人民立场所震撼，他们真切感受到：只有这些人，能够统一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改变中国命运。
1937年，托马斯·亚瑟·毕森和朋友们到访延安。（左起）菲立浦·贾菲、佩吉·斯诺（尼姆·威尔斯）、欧文·拉铁摩尔、毛泽东、毕森、艾格尼丝·贾菲。（人民文学出版社图片）
作为一名国际问题专家，毕森在短暂的行程中敏锐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所散发的一种独特精神气息，他将之形容为“延安精神”：那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除却插在朱德或周恩来上衣胸前口袋里的那支钢笔之外，你几乎看不到任何等级上的标志”;那是敢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毛泽东坚信中国不可能成为帝国主义或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未来首先是民主共和制，第二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那是一种革命乐观主义，“就连吹军号的红小鬼的面颊上，也会浮现出腼腆却自豪的微笑”……
毕森在笔记中动情地总结：“延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大家分享着这种精神追求所带来的充实感。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顽强不屈地奋斗着、坚持着，要把这种精神推广到整个中国。”
眼前的画面让毕森相信，上帝在共产党人面前理应“退避三舍”，上帝无法拯救中国人民，唯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美好幸福的明天。
赴延安前，毕森在北平停留时与妻子、子女和保姆合影。（人民文学出版社图片）
毕森“红色追寻”的现实意义读罢这本书，毕森80多年前探访延安的情节如同电影般一幕幕浮现在我眼前。除了为他在美国右翼势力当道的年代追求公道正义的高尚人格所感动外，我觉得毕森的这本书及其“红色追寻”经历有着独特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是此书为我们学习研究党史填补了相应“空白”。著名党史专家、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陈晋高度肯定本书，并在为其撰写的序言中鲜明指出：“它真实地记录下美方时势研究人员在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到来前最后一刻，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全面抗战到来前最后关头，所作的重要政治宣示;真实地记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苏区在全面抗战到来的那一刻，所实施的各项制度政策以及人民的精神面貌。”
的确，毕森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细腻笔触，刻画了革命圣地延安及陕北苏区一幅幅生动图景，留下了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对于时局、统一战线和未来中国走向看法的第一手资料。专家们普遍认为，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空白”，具有特别珍贵的文献价值。作为一部80多年前外国人所写的红色经典，此书弥足珍贵，有必要作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辅读材料。
二是此书为我们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提供了启迪。书中用较多笔墨描述了延安时期我们党的领导同志对毕森一行的亲切接待，令他记忆尤其深刻的是，毛泽东在采访中常抛出连珠妙语，周恩来在百忙中依然交流至深夜，朱德似良师益友、谈话直截了当，等等，这一切都使毕森更加深刻理解并同情、尊重这支革命队伍。正如当年与毕森同行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在此书英文版序言中所写的那样，“毛泽东主席对我们几个人彬彬有礼、耐心有加……我们所提出的问题都得到礼貌的回答……在延安一场又一场谈话之中，最为突出的印象，就是中国革命领袖们令人震撼的清晰思维和先见之明”。这本书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的领导人就非常重视和善于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为我们党得道多助创造了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当今，日益发展的中国既有“木秀于林”的风光，也有“风必摧之”的干扰，因此讲好当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塑造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成为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此书也是毕森等人受到延安时期我们党的领袖和干部感染的生动记录，这为我们讲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提供了宝贵经验，为我们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国际舆论影响提供了有益参考。
三是此书提示我们在新的征程上更要扩大中国的“朋友圈”。美国学者戴维·霍林格在《基督教新教徒在海外》一书中指出，“传教士们的初衷，本来是想把这世界改造得更像美国的模样。结果却事与愿违，它们使美国变得更加像这个世界了。”延安对话使作为传教士的毕森深受触动，于是他坚定地加入到中国人民反抗压迫的阵线中，撰写专著揭批日本滔天罪行，面对美国国会中麦卡锡主义分子的诋毁毫无惧色，并毅然发表大量赞扬中国共产党的文章，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民众的对华认知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毕森晚年在加拿大滑铁卢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图片）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校园中，美洲蕾树下的毕森纪念铭牌。（人民文学出版社图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拥抱世界，才能拥抱明天;携手共进，才能行稳致远。面对当今世界各种各样的共同挑战，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最佳的选择。特别是我们党已经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面对各種恶意攻击、蓄意抹黑，我们需要更多像毕森和斯诺这样的知华、友华人士，以他们的客观公正和仗义执言戳穿国际反华势力的一系列阴谋伎俩。人间正道是沧桑，一个好汉三个帮。只要我们秉持为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那些勇于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进步一边的认同者、支持者、同行者就会越来越多。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