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受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张惠雯选择谈论《鼠疫》和《盲目》。尽管阅读有偶然性，但她的解读既具时间性亦有空间感。她谈论的三部作品都围绕着城市展开，蕴含着对现代文明的深邃思考，这也是她的海外经验决定的。“我身上不可战胜的夏天”与“局外人”如此奇妙地在加缪这里结合。“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是诚实”，关于疾疫的真理也是关于人生的真理。“盲目”在寫实的荒诞故事之上进行写意的延展，人类常常进入“盲目”的误区，萨拉马戈以荒诞的故事给予我们警示。我也因为帕慕克而向往着伊斯坦布尔，他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就像《罗生门》一样显示了叙事的多种可能性。
—申霞艳（文艺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