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徐悲鸿的作品已盛名远播，价格不菲。不过，徐悲鸿为人淡泊名利，一般不轻易卖画，于是，徐悲鸿画作的价格节节攀升，引得一些不法之徒动了心思。
其时，南京道署街一裱画店里，挂出不少署名“悲鸿”的“奔马”“八骏图”及水墨花鸟画，售价、行情甚旺。后经徐悲鸿妻子蒋碧薇多方打听，终于弄清楚，这些假画的伪造者是一个名叫任仲年的小青年。
任仲年虽年仅19岁，却练就一手模仿当代名画的绝技，不论山水、人物、花鸟，均达到乱真的水平，并以此牟取暴利。
徐悲鸿遂由蒋碧薇出面，一纸诉状将任仲年告上法庭，双方对簿公堂。
但令徐悲鸿夫妇啼笑皆非的是，官司一直打到省高等法院第五分院，法庭竟然宣告任仲年无罪。一方面，民国法学界对知识产权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任何相关的法律规定；另一方面，任仲年的父亲多方活动，打通了法院的“关节”。因此，徐悲鸿败诉也就在预料之中了。
任仲年在法庭上，也振振有词地狡辩道：“画上署名悲鸿，难道就不许我叫任悲鸿吗？”一下子“你也悲鸿，我也悲鸿”成为当时的流行语。
打油诗人黄甘草因此还在《南京晚报》撰诗云：“你悲鸿我也悲鸿，任氏徐家各不同。子曰后生诚可畏，居然真个有神通！”诗前还有短文说：“任仲年从此大可正式命名任悲鸿矣！前程无限，好自努力，寡人有厚望焉。”
（摘编自《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