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荣彬 蒋黎
我是重庆大轰炸的亲历者、见证人，70多年前发生的大隧道惨案，就像刚发生在眼前，惨景催人泪下，忘不了啊！
血腥屠杀
我于1923年10月出生于四川省长寿县（今重庆市长寿区），父母生育了7个孩子，我排行老三。
1936年，我13岁时，跟随邻居杨海青背井离乡，来到重庆，并拜他为师，学修理皮鞋的手艺。当时，我们住在较场口新民街铜鼓台杨家院。
抗战全面爆发后，1938年，我参加了骡马店派出所防护团（1938-1944年，全国的防护团共914个，团员达476655人。他们不拿报酬，视抗战为最神圣的事业，为巩固抗战大后方的安全和减少敌机空袭造成的损失作出了巨大贡献——作者注）。我在防护团任副班长，因有文化，负责每天的观察记录：每天日本飞机到重庆来几趟？每次来多少架飞机？轰炸几次？轰炸了什么地方？死伤情况如何？再将报告交给重庆防空司令部。
1939年，重庆经历了伤亡惨重的“5.3”“5.4”大轰炸，市区的10多条主要街道被炸毁，上百栋房子被夷为平地，无数的尸体俯卧在血泊之中。但为了生计，只要日机没有来犯，我便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揽活。朝天门、小什字、七星岗……视线所到之处，都是一片惨景，空气中弥漫着久散不去的焦臭味、炸药味，重庆市民每天生活在恐惧之中。
1941年6月5日，日军出动大批飞机侵袭重庆上空，空袭警报到了晚上11点还未解除。这一天，市区的较场口大隧道涌入大量躲空袭的市民，平时此洞只能容纳2000余人，这天竟涌入了5000余人。洞内人满为患，加之躲避时间长，洞内空气难以流通，许多人开始缺氧，最终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六·五”隧道惨案。
惨案发生后，我所在的防护团第一时间进入洞内进行搜救清理工作，距离洞门数十米处，就能闻到洞内尸体发出的臭味。因此，我们进洞前都在嘴上抹上老白干，并戴上口罩。
师傅惨死
进入洞内，宽约3米、高约3米的隧道被尸体塞满了，有的重叠挤压三四层高，地上也横七竖八躺着许多僵硬变形的尸体。不少死者的身体上都有牙齿印，那是人们相互撕咬以减轻窒息痛苦所留下的痕迹。在相互抓扯中，有的被踩死，有的被压死，更多的是窒息而死，其状惨不忍睹。由于死亡时间久了，不少死者抱成一团难以分开。
我在搜救中找到了师傅杨海青，他已经停止呼吸。在其左小腿处，也有一块被牙齿咬伤的痕迹。可以想像当时的情景：没有空气，心脏难受，你抓我，我咬你，互相撕咬。师傅就这样被无情地夺走了生命，我悲痛欲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是师傅当初把我带到重庆学手艺，教会我求生的本领。他平时待我像亲人一样，只要他有饭吃，我就不会饿肚子。他常说：别怕！只要师傅在就有饭吃。想到这一切，我泪流不止。
我哭着和同伴把师傅的遗体抬到洞外，又返回洞内继续搜救清理。我们不停地搬抬尸体，两人一组，一个抬手，一个抬脚。死者大都衣衫褴褛，有的小姑娘身上的衣服也被撕得光溜溜的，我便找件破衣服把她们的身体遮盖上。我们白天黑夜地抬尸体，目睹着人们的生离死别：有的女儿在找爹妈；有的丈夫在找妻子和孩子；有的母亲已死，孩子还哭喊着找妈妈；有的夫妻一方已停止呼吸，另一方却不离不弃。一时间，到处是撕心裂肺的喊叫声、痛哭声，声声催人泪下。
惨案发生后，国民政府当局出动军车，将尸体运到朝天门堆放，让死者的亲人前去认领。无人认领的，刚开始用慈善堂提供的薄棺装尸，但因尸体太多，薄棺用完后，就用粗篾席包裹，再用生石灰撒在尸体上，做简单的消毒处理。最后，用驳船从朝天门码头运到江北寸滩、黑石子、青草坝等地挖坑掩埋。我还记得，当时由警察、防护团、雇佣民工等上百人组成的埋尸队，连续奋战了3天3夜，才运完遇难同胞的尸体。
当时百子巷、新民街的市民几乎都死光了，好长一段时间，街道两旁的铺面都没人开门营业，街道静悄悄的。据说，街上的打更匠陈老头，一家三代人都在这次惨案中死去。后来在户籍上查到，陈老头还有一个女儿在成都读书，免于灭门之灾。
在重庆遭受轰炸的几千个日日夜夜，人们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不知道下一次日机的炸弹会丢在什么地方，自己和亲人会不会幸运地活着……
（作者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责任编辑：韩西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