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长时期的友好关系。但自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由此走上对外扩张和侵略的道路，成为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而一水之隔的中国，既拥有众多的人口、广阔的市场，又拥有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加之近代以来国贫民穷，长时期处于动荡与混乱之中，所以侵略并占领中国，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首要目标。正如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其野心跃然纸上。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步步进逼，中国的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御敌方略——“拖”及向中国“内陆”转移。
中国国防大势的转变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以汉族为主体，同时融合了众多少数民族。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融合、变迁与发展中，虽然中华民族的版图不断拓展、扩大，但包括今河南、河北、山西、山东、陕西、甘肃、湖北等省在内的广大的中原及部分西北地区，最早且一直是汉民族的主要活动地。自古以来，中原地区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西北的陕西、甘肃等地，被誉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
在长时期的民族斗争与融合中，中华民族也曾遭到外来民族的多次“入侵”。但这种“入侵”势力，直到明代中叶以前，除东南沿海地区有少量的倭寇（即日本海盗）骚扰外，主要来自北方的游牧部落，如汉时的匈奴、南北朝时的鲜卑、北宋时的蒙古、明朝时的满人等。因为古代中国的主要危险来自北方，所以我国古代的国防防御，大多采取陆上的东西横向防御。西起甘肃嘉峪关，东至辽宁虎山，横跨15省区市，绵延2万余公里的“万里长城”，就是古时为抵御北方游牧部落“入侵”，在不同历史时期修建的大型军事防御工程。
除了用人工修建万里长城，汉民族国家的防御方式还包括固守三条天然河流，作为防御北方“入侵”势力的基本策略：第一步守河（黄河）；河不能守时，第二步守淮（淮河）；当淮河也守不住时，则取第三步守江（长江）。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地学家顾炎武，对这种防御策略作了深入的研究与总结，在其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专门提到，大意是：当没有外敌入侵时，则中原无事，汉民族国家可在中原地区立国；当北方民族入侵中原、中原多事之际，汉民族国家就只有迁居长江之南了。这也就是中国古代史上所谓的“中原板荡，衣冠南渡”。
进入18世纪，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相继完成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为东方岛国的日本，受此影响，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而中国，仍处于清王朝闭关锁国的统治之下，清王朝雖缔造了历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但此时已走向腐朽没落。当资本主义各国因国内原料市场不能满足其需要时，就开始了疯狂的对外侵略和扩张。不幸的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市场广大的中国，沦为了资本主义各国瓜分、吞噬的首要对象。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凭借船坚炮利，从海上向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1840年的鸦片战争，接踵而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无一不是从中国东部沿海各港口城市进入中国大陆。与此同时，沙皇俄国、大英帝国也在陆地上觊觎中国的东北、新疆与西藏。近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各种矛盾错综交织。
为应付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国的国防大势开始由单纯的陆上防御（即陆防，也称塞防）向“海防”或“海陆防”并重的方向转变。如发生于清朝中后期的有关“海防”“塞防”之争，就是中国国防大势由单纯的陆上防御转向“海防”的最好说明，也是中国国防由古代的国防形势（进攻者从北向南，防御者自东向西横向防御）转向近代国防形势（进攻者从东向西，防御者自北向南纵向防御）的标志。而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则是这种转变的最后完成。
与这种转变紧密相联的是，作为一国之都的首都，由过去的“衣冠南渡”转向了抗战时期的“衣冠西迁”。
中国历史上的迁都
所谓“首都”，即一个国家的国都，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所在地。首都设在什么地方，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影响，首都之于全国，犹如人的大脑之于全身，被称为一个国家的“神经中枢”。
首都地位显赫，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首都地点的选择与首都本身的建设，视为“国之大事”。一朝之内，国都一旦建立，除非政权更迭、朝代变迁，否则轻易不会变动。纵观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因种种原因而迁都的，大致可分为两种，即积极主动的迁都和消极被动的迁都。
中国历史上，不乏积极主动的迁都。如商代的“盘庚迁殷”，汉朝刘邦自洛阳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北魏孝文帝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明朝明成祖自南京迁都北京，辽、金、元等少数民族建国后将国都由北方偏僻地区迁都北京等，均属此类。虽然迁移方向各异，但迁都目的相同——都是为了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拓展统治区域，以便更好地驾驭全国局势。因此，迁都之后的这些朝代，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如“盘庚迁殷”，造就了商代稳定的政治局面，实现了商朝的中兴，为商朝取得灿烂文明创造了先决条件；北魏孝文帝的迁都，不仅加速了中华民族融合的步伐，而且有力地推进了孝文帝的汉化改革，鲜卑人也因此结束了在中原汉人心目中的“胡虏”形象，达到了巩固统治的目的。
也有一些朝代，在经历国势衰颓、“外敌”入侵之际，为挽救危局、延续统治而被迫迁都。如西周末年，周平王面对西戎的进逼，被迫将国都从强敌环伺的丰镐（今陕西西安）迁到较为安全的东都洛阳；北宋灭亡后，赵构在归德（今河南商丘）做了皇帝，但为了避金国之锋芒，将国都自归德迁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偏安东南；金朝末年，蒙古人在北方迅速崛起，并攻城略地，不断南下，金朝为了延续其统治，不得不将国都自中都（今北京）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等。这些迁都，大都发生在其统治末期，是一种丧失了政治、军事主动权后的被动行为。迁都之后，虽勉强延续其统治，但很难有大的作为。
中国历史上的迁都，被称作“是中国历史剧烈震荡的政治波谱图，是中国政治变迁的晴雨表”，其影响可见一斑。
孙中山建立“海都”“陆都”的构想
南京，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因兼有江淮之利、太湖之饶与鄱陽之富，加之在军事上龙蟠虎踞，长江及其附近的山脉形成天然屏障，攻守兼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史上，南京素有“象天设都”“金陵王气”“金陵自古帝王州”的说法。先后有多个历史朝代与政权，选择在南京建立国都，南京也因此成为与西安、洛阳、北京齐名的“四大古都”之一。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将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国都，但孙中山是主张以南京为国都的，并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在随后与袁世凯的南北议和中，孙中山同意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附加了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孙中山坚持认为，自己辞职后的临时政府地点，必须设在南京。
在这场“南北二京”的争夺战中，虽然孙中山最后失败了，但他对南京情有独钟，矢志未移。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专门留下遗嘱，要求死后归葬南京钟山之下。
孙中山生前对南京的发展与建设，也极为重视。在其所著的《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中，对南京作出了高度评价并对未来南京城市的发展，制定了详细的建设计划。孙中山认为：“南京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而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而又恰居长江下游两岸最丰富区域之中心，虽现在已残破荒凉，人口仍有一百万之四分一以上。且曾为多种工业之原产地，其中丝绸特著，即在今日，最上等之绫及天鹅绒尚在此制出。”孙中山坚信：“当夫长江流域东区富源得有正当开发之时，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为此，孙中山建议，整治长江航道，“削去下关全市”，以拓宽长江水道，将沿江码头移至江心洲，并阻塞江心洲上游长江支流，形成天然港埠，以便于巨型船舶的航行、停靠，同时购买城市界外界内的土地作为国有，“以备南京将来之发展”。除此之外，孙中山还建议将南京长江北岸的浦口，建设成为长江与北方各省铁路载货之大中心，横贯大陆直达海滨的主要干线。同时建设长江过江隧道，以连接长江南北两岸的两个重要交通枢纽——镇江与浦口，加强南北的交通联系。
孙中山对南京十分看重，但对南京所面临的日益复杂而险恶的国际环境及国防上的局限性，也有清晰的认识。早在民国初年，孙中山主张以南京为中华民国首都时，就有建立两个“都城”（一个陆都，一个海都）的构想。他认为，南京具备山地、水地、平原三要素，在平时可以南京为首都（即海都）。但南京地接沿海，中国若与外国如日本等发生冲突或战争，或者日本与美国发生战争，日本都会先攻击我沿海各省，“南京一经国际战争不是一座持久战的国都”。孙中山主张“要在西北的陕西或甘肃，建立个陆都”，并以此作为“作战的根本，扫荡入侵之敌人”。
如此看来，当年孙中山亲手规划设计的发展蓝图，可谓高瞻远瞩，影响深远。既为中国后来的仁人志士在阐述、制定应对外来侵略之方略时所遵循和弘扬，也为1932年中日局部战争爆发时国民政府迁都洛阳、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提供了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