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润明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國，相继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1931年9月26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一个星期后，当蒋介石得知日本不接受国联调停而主张中日直接交涉时，相当愤慨，称：“如此，则暴日之凶焰将更张矣。倘与之直接交涉或听其地方交涉，则必无良好结果。我断不能任其枭（嚣）张横行，决与之决一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盖可以存我中华民族之正气与人格也。余今决心移首都于西北，集中军队主力于陇海路，严阵以待之也。”10月3日，蒋介石在与熊式辉谈对日备战计划时，又称：“此次无论对日和与战，而西北实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万一首都沦落，即当迁于洛阳，将来平时亦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也。”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毅然宣布移驻古都洛阳办公。此举既作为中国对外战争爆发后向内迁移的初步试验，也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作了一次大演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