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
今年86岁的著名诗人梁上泉，跟流沙河、白桦、雁翼一样，是早在1950年代初就成名的新中国第一批诗人。他既是抒情诗人，也是歌剧作家、歌词作家和书法家。
旧家
1950年，梁上泉是四川达县（今达州市）高三新星文学社社长兼《新星》壁报主编。他人生中最关键的一步，是跟着川北军区文工团招文艺兵的人走了。梁上泉说：“招兵的人来学校看到我办的墙报，觉得还行，非要叫我去。他们说：我们后天就要走了，你去不去？我说我们下个礼拜就要毕业考试了，他们说部队就是大学校，你还考啥试哟！我一听，考试也不要了，家里也不说了，跟他们走了，那年12月就参了军。”
家里有父母给他包办的一门婚姻。“他们肯定不会同意我去。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借谷子供我读书，不到13岁就逼着我结婚。不结婚，就要遭打屁股。老家风俗是‘结大婆娘，新娘子比我大五六岁。一直到结婚，我们都没见过面，她也不识字。她家里比我家有钱，也不多，开了家茶馆。”
梁上泉读过巴金的《家》，想逃出家，原来觉得已经没希望了。“不料解放以后，有了参军的机会，我早就想摆脱这种家庭，就高高兴兴到川北军区文工团去了。参军两个月以后，我把照片寄回去，他们看见我穿上军装了，才晓得我回不去了，我也一直没回去过。后来我的高小老师帮我说情，最后就谈成双方协商离婚。”跟那个时代的好多诗人一样，梁上泉终于像《家》中的三少爷觉慧一样，逃出旧家，奔向新的诗和远方。
边疆
我的私人藏书中，有梁上泉第二本诗集《云南的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10月的初版初印本，印数7400，定价3角5分。这是一本尤其难得的作者亲手校订本，里面夹有一张油印的《著译者意见表》，可见当时出版业之作派：书出版后，出版社把样书和这种表格寄给作者校改，要求连书带表一起寄还，“以作该书重版时参考之用”。
我略微得意地把这本50多年前的小书——“海内孤本”拿给梁老确证。看着书中他当年用铅笔作的校改笔画，意见表上他批注的“封面作者署名，再版时可改用铅字，排在书名下面，并离远点”的钢笔字迹，老诗人不禁喃喃感叹：“哎，如对故人！”说完，这位如今已是书法家的诗人又挑剔地补了一句：“当时我的字还写得不好看。”
但这些诗，已经是当时中国诗坛最新的成就之一。可能也是出自诗人之手的“内容提要”，写得诗情画意：
南方边境的云南。碧空彩云片片。这五十多首小诗，也像片片彩云，缭绕着平坝高山：有边防军的战歌，有苗家姑娘的欢唱，有僾伲猎手的芦笙曲，有卡佤寨的书声琅琅，有傣族青年雄壮的号角，有蝴蝶泉的奇丽风光。
1957年，他可能是最早歌唱蝴蝶泉的诗人。而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五朵金花》把蝴蝶泉炒得火热，还要再过两年。继1940年代王洛宾搜集改编的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把“边疆”概念引入主流文化，供内地消费之后，1950年代，“边疆”已成为当时新中国文艺的一大金矿或特区。随大军戍边巡游的军队诗人，往往成了从文艺上挖掘“边疆”资源的前锋，梁上泉属于其中最活跃的一眼“诗泉”。
从1950年参军到1957年转业，梁上泉前3本诗集《喧腾的高原》《云南的云》《开花的国土》，把“边疆”文艺的两大重镇——康藏和云南的一线都采集了一遍。他最早去的是雪山草地。“1954年。青藏公路要通车了，贺老总（贺龙）叫我们去慰问筑路部队和民工，来回花了约3个月。从重庆出发，先到成都，住在战旗文工团的院子，就是巴金故居。当时他们家没人了，就住的部队，但院子没动，还是那个样子。”
梁上泉想不到冲出家后，会住进曾影响他作出决定的巴金的家。巴金当年把这种“家”，诅咒为压在梦想冲出樊笼的青年人心上的一座“坟”，但现在对梁上泉来说，广阔的“边疆”成了他最大的新家。“到西藏去3个月左右。工作是修路，西藏马上就要通车了。我们走到昌都时，全线通车通到拉萨。我们赶到拉萨，已是1955年1月。我是一边工作一边宣传，一边写诗。总共写了二三十首，有时一天写一首，有时一天写两三首。”
1955年，这批诗歌中的《阿妈的吻》《牦牛队的姑娘》《姑娘是藏族卫生员》在《人民文学》发表。当时文坛，在《西南文学》发诗，你就是诗人；能在《人民文学》和《诗刊》发诗，你就是著名诗人。“在《人民文学》上，我的诗跟郭沫若的诗发在一起。大家都开玩笑说，前面是郭沫若的，后面是你的。”
第二年3月，梁上泉和全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邓友梅、刘绍棠等一起，赴京参加中国作协首届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还是会议诗歌组的召集人。“我们四川这边，流沙河去了。白桦也应该参会，当时不知为啥没去，但他托人带了一本很厚的油印诗集《鹰群》，写贺龙他们走后留下一些人打游击的故事。当时诗人公木，就是写《解放军军歌》那位，是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老师，丁玲也是。公木一看这么厚一本，就说这将来也许是《欧根·奥涅金》呢！后来《鹰群》也出版了，反响还不错，但还成不了《欧根·奥涅金》。”
在会上，梁上泉无疑是非常耀眼的诗坛新星。因为会前一个月，《人民文学》第二期就发表了著名诗人、评论家沙鸥的《成长中的青年诗人——谈梁上泉的诗》。“他看见我发表这么多作品，就给我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评论。那时我的第一本诗集《喧腾的高原》还没有出来，我也是因为这篇评论才认识沙鸥，他成了我终生的老师”。
情歌
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两个月后，康藏主题的《喧腾的高原》出版时，梁上泉已经带着户口本到云南边疆去写他的第二本诗集《云南的云》了。“当时文坛有个口号叫‘滚一身泥巴、滚一身油迹、滚一身血迹，就是指去当工农兵。我是部队的，就申请下到部队去，第二次到了云南边境最前线。1952年我去过一次，到基层当兵，一下去就是半年。我去的很多地方，那里的人还没见过作家。”
1952年之行，他们坐的是用柴棒棒烧蒸汽的木炭汽车。“我们坐车，还要扇火，走一段烧一段，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有嘎斯车了。一开始晕车晕得一塌糊涂，一路呕吐。从昆明到边疆，总共十几天，走路走了9天；到保山以后没有公路了，有土匪袭击，就给我们发了左轮手槍，还练习打了几发，好在后来没派上用场。我们是小分队，有唱歌的跳舞的，也有领导。下去分到各寨子，他们去巡逻，我也去。没有营房，我们和老乡关系很好，就住在他们家里。但他们很困难，有房子时腾给我们住；没有房子时，我们就住在牛圈里。那时经常下雨，连块放肥皂的干地方都没有；我们行军，衣服洗了，没干就穿在身上，一会儿出太阳就晒干了。在中缅印3国交界的地方，我们还看见国民党的兵在那边种鸦片。”
云南之行写的诗，结集出版《云南的云》。“我最初的五六本诗集，都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最先我根本不认识他们，他们说，你是青年诗人，又是部队的，首当其冲就出版你的。后来，我写一本他们就要一本。”
据说，《云南的云》中有一首民歌风味的情歌《茶山新歌》，触及了当时军人不能谈情说爱的高压线：
茶也青哟水也清，清水烧茶献给边防军。亲人上岗你停一停，喝口新茶表表我的心……我高声地唱呀低声地问，我的采茶歌你爱不爱听？这歌儿象不象你家乡的曲调，采茶女象不象你心爱的人？
这首1956年5月15日写于云南册亨的6节24行小诗，给梁上泉带来很多麻烦，也带来很多荣誉。“当时就有作曲家给《茶山新歌》谱了曲，最早是总政文工团唱的，后来还被唱成了知青歌曲；‘文革中又挨批，说这是一首勾引边防军人、瓦解部队的黄色歌曲。”
为了写好这首诗，诗人动了很多脑筋：军令如山不准兵哥哥想姑娘，但军令管不到姑娘想兵哥哥。所以这首诗就是从姑娘的角度写的，它成了这部诗集的主打歌，也成了梁上泉的代表作之一。
编辑/周瑞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