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锋
他是电影《色戒》女主人公原型——郑苹如的未婚夫，曾赴意大利学习航空，是中国空军中少有的全能型飞行员。抗战时期，他鏖战长空，英勇杀敌，牺牲在湖南芷江，最后葬于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他就是曾任中国空军第11大队大队长、空运大队大队长的王汉勋。
“大傻”不识陈纳德
王汉勋，江苏宜兴人，1912年2月6日出生，1934年2月1日毕业于中央航空军官学校第二期。由于成绩优秀，王汉勋与孟广信、张旭夫、赖逊岩等人被派往意大利专修攻击机战术科目。回国不久，即遇两广事变爆发，王汉勋奉命带领3架两座的弗力提战斗机，从南昌起飞至赣州，将已归顺中央的原广东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及随员接回南昌。王汉勋顺利完成任务，得到上峰的赏识。
1936年8月16日，中央空军在杭州笕桥正式成立第9大队，刘超然任大队长，下辖第26、第27两个中队，分别由王汉勋与孟广信担任队长。第9大队是当时中国空军中惟一使用攻击机的部队，装备有20架许莱克A-12攻击机（又称寇蒂斯或施莱克攻击机）。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第9大队依照《冀北作战计划》，被编入“南苑支队”，限令于8月10日全部集中河南南阳待命。随后，20架许莱克攻击机从南昌驻地起飞，不料途遇云雨，且前进机场跑道泥泞不堪，无法降落，飞行员只好将飞机降落在平汉铁路沿线各处。
8月13日，中国空军第9大队接到《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要求立即转场至浙江的曹娥机场。次日下午1点30分，第9大队的所有飞机分别从许昌和郑州起飞，同样因恶劣气候的影响，成功到达预定机场的飞机只有11架。晚上12点，中国空军前敌总指挥部下达《空军作战命令第三号》，其中，要求第9大队于次日拂晓前协助陆军攻击上海虹口附近敌炮兵、防空兵及步兵重兵器等阵地。
8月15日早晨5点45分，5架许莱克攻击机从笕桥飞抵曹娥。就在飞机进行加油挂弹之时，16架日本海军的94式俯冲轰炸机突然飞临机场上空。第9大队在毫无预警情况下仓促应战，仅有少数几架飞机成功升空。由于机场跑道狭窄而且积水太多，第26中队副队长唐元良、飞行员刘崇涟驾驶飞机在起飞时滑出跑道，摔进草丛。而曹鼎汉驾驶飞机刚起飞就掉到场外。此役，我方虽击落日机3架，自己也损伤飞机9架（起飞时损伤3架，在地面被炸伤4架，在空战中受伤2架）。出师不利，令第9大队原定的首次出击计划被迫取消，队员们都窝了一肚子气。
經过10天休整，第9大队接到中国空军前敌总指挥部的《空军作战命令第十五号》，要求从河南南阳飞往南京集中，拟于8月25日对上海登陆日军进行打击。当大队到达南京大校场机场时，得知出击所需的炸弹还未送到，飞行员只好下机等待。
王汉勋素来做事认真，有时较起真来甚至有点冒傻气，因此队友们给他取绰号“大傻”。8月15日那场遭遇战，他没能升空作战，早就铆足了劲。此刻，他发现机场外的停机坪上，竟有人在吸烟。这还了得，径直跑过去，发现是一位外国人，便用英文大声喊道：“这里是机场，不准吸烟！”
王汉勋并不知晓，面前这位外国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陈纳德（时任航空委员会顾问）。看见有人制止，陈纳德立刻道歉说：“对不起，这是我的错，我忘记了这里有不应该吸烟的规矩。”他迅速将燃着的香烟，小心地在鞋底擦灭，再把香烟头放进自己的皮夹克口袋。随后，两人开始交谈起来，得知王汉勋此次任务时，陈纳德说：“许莱克的火力非常惊人，你们可以不必挂带炸弹，仅用机枪作威力扫射，已经可以使登陆之敌归于崩溃。如果有敌人驱逐机（即战斗机）临空时，你们可用低空‘S字蛇形飞行，敌机不敢俯冲过低，它们就无法对你们作有效攻击，你们的后座机枪，却可攻击敌机。”这次机场邂逅，王汉勋与陈纳德成为了好朋友。
第9大队接受陈纳德的建议，不再等待炸弹，并于8月25日下午4点30分起飞，直奔目的地。不料，当我机群抵达上海罗店以北的川沙镇海岸时，情况并不像情报中所说：在滩头上有日本海军的陆战队。但在一条河埂后边，我机群发现了一个日军炮兵阵地，十几门火炮正不停地向我军阵地发射炮弹，还有十几部大卡车往返于田间便道，运送物资。瞄准目标后，王汉勋率领第一编队的3架飞机，立刻俯冲下去，发动攻击。
攻击完毕，队员们对当前战果仍不满意，在大队长刘超然的带领下，又向长江飞去。在空中，他们发现江上游弋着10余艘日军舰艇，王汉勋又是第一个带队向敌舰队发起攻击。由于未携带炸弹，我方的许莱克攻击机只能用俯冲射击方式向敌舰队发起进攻。以这种方式攻击，必须穿越敌舰队密集的防空火网。此时，我机群却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不少飞机忘了在作战前将加挂于飞机肚皮下的副油箱丢掉，以致“2607”和“2702”号飞机当场被击中，在空中爆炸坠落，而且所有飞机都中了弹。飞行员李文韶、张俊才、洪冠五、任松龄、柴金陵等阵亡，张旭夫、龙飞和郑宏勗等负伤。
经此一役，第9大队可用于作战的飞机仅剩5架。次月，中国空军前敌总指挥部撤销第9大队的番号，大队长刘超然去职。王汉勋所在的第26中队将剩余的飞机交给第27中队集中使用，另由中央航校暂编大队拨给霍克Ⅱ和霍克Ⅲ战斗机各2架，第6大队拨给达机2架使用，并调至南昌驻防。
他的飞机中弹64颗
南昌是当时中国空军的重要基地之一，不仅有两个机场，还有一个飞机制造厂，因此成为日本空军重点空袭的对象。
1937年10月20日下午5点55分，日军出动重型轰炸机14架空袭南昌，王汉勋和陈盛馨驾驶新机作战，向敌机群发动猛烈攻击。据中国《空军战斗要报》记载：“敌机1架被击落于瑞洪附近，1架被击伤，向余江万年间飘落，另两架被击，冒黑烟逃去。”
12月9日，王汉勋率队与来犯日机在南昌上空展开大战，这次战斗，在战后均被中日双方载入空战史册。
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1981年9月），对这次空战作了如下记载：“12月9日，敌轰炸机多架，在其14架驱逐机之掩护下，大举空袭我南昌，我空军第九大队第26中队起飞驱逐机4架迎战，在优劣绝对悬殊之空战中，我仍击落敌九六式驱逐机1架。”是役，中国飞行员周克彝坠机阵亡。关中杰跳伞后，遭日机扫射身亡。
由日本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著的战史丛书《中国方面海军作战》（朝云新闻社，1975年1月），对这次空战也有记载：1937年12月9日，其海军第二联合空袭部队的第13航空队出动7架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空袭南昌，在空战中，击落中方飞机10架（纯属夸大）。但日方自己也承认在空战中被击落战斗机1架。
在王汉勋的空战生涯中，最为激烈和惊险的还是1938年8月3日的武汉空战。
这一天，日本海军第二联合空袭部队出动21架战斗机为18架轰炸机护航，空袭我空军武汉基地。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起飞52架各型战斗机迎战。日机群分两批航行，当临近武汉上空时，发现空中全是我方飞机，遂以一个编队在孝感上空与我方接战，然后向东逃去，以引诱我方飞机向其追击。同时，又以另一个编队利用超低空飞行，由徐家村以西，跟着我方3架返场的轰炸机进入汉口王家墩机场。
此刻，高空中只有王汉勋驾驶的E-15苏制战斗机识破了日机诡计。但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他既无法向前面的我方3架轰炸机预警，也无法通知机场地面做好准备，危急关头，王汉勋只好驾机拼命从高空俯冲下来，冒着敌机群射来的弹流，向对方反复发动攻击。他当场击落1架，其余日机见势不妙，纷纷逃去。在他的英勇反击下，日机偷袭我机场的阴谋未能得逞。
我空军飞机降落机场后，王汉勋对队友陈汉章说：“一直等到你们落地，敌机跟踪投弹时，我急得一路加满油门，几乎把小苍蝇（E-15战斗机）烧化了，总算接近来，我来不及选择有利的攻击位置，不管三七二十一，开着枪冲进九六式机群里，总算把它们冲散了，打跑了。本来想追着打下几架来解恨，可惜小苍蝇突然放炮耍娇，不肯爬高了。小苍蝇逼着我回场落地。你看，真可惜，俄大鼻子的东西真不顶用！”
说话间，王汉勋扯下飞行帽，里面竟掉出两颗子弹，帽子赫然两个枪洞。大家来到王汉勋驾驶的飞机前，一检查，天啊！竟中弹64颗，连飞行帽上的两颗，总共66颗。
是役，中日双方的飞机都有损伤。中方在次日发行的新闻报纸上称，当场击落日机12架。而日方则称击落中方飞机32架，自己被击落3架。
武汉空战结束后，王汉勋升任中国空军第5大队副大队长，并赴兰州接受苏联援华的新飞机。
飞机失事原因至今成谜
大多数人恐有所不知，王汉勋曾有一个家世不錯且貌美聪慧的未婚妻，名叫郑苹如。两人真心相爱，结局却令人伤感。
1937年7月，上海《良友》画报第130期的封面女郎，在当时既不是电影明星，也不是什么歌星，但两年后她却做了一件令国人动容的事情：参与刺杀汪伪特务头子丁默邨，人们因此记住了这个名字——郑苹如。刺丁行动失败后，郑苹如被捕，于1940年2月被汪伪政权秘密处决。
郑苹如中学时就读上海大同中学，王汉勋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在一次同学会上，两人相识并相爱。曾经，王汉勋在赠给郑苹如的照片背面亲笔写道：送给我最最亲爱的人——苹如；郑苹如在赠给王汉勋的照片背面写道：最最亲爱的汉勋——你的苹如。两人原定1939年前往香港结婚，因战事紧迫，不得不取消婚事。
郑苹如牺牲后，她的妹妹辗转到了四川成都，见到王汉勋。她将姐姐牺牲的消息道出时，王汉勋十分伤心。之前，他给郑苹如买了好多礼物，因战时交通不便，没法带到上海，寄存在一位同学家里。但身为军人，王汉勋压抑心中创痛，惟有全力以赴与日军作战到底。
王汉勋升任第5大队副大队长后，曾于1939年5月后率第5大队第17中队驻防重庆，参加过当年部分对日空战。
1939年，重庆地区除布防中国空军第4大队和从成都地区赶来增援的第5大队第17中队外，还有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的两个战斗机大队，其防御实力较强。因此，当年日本空军对重庆的空袭，多半选在黄昏和夜间进行。中日双方在夜间发生的空战，很难准确核实其结果，双方关于当年交战的情况均少有资料记载。我们现已无法考证王汉勋当年在重庆上空与日机交战的情况，但他在重庆广阳坝机场试飞国产飞机一事，却被史料记载下来。
1938年8月，国民政府将南昌飞机制造厂迁至重庆南川，并改组为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厂长为朱霖。
1939年初，钱昌祚接替朱霖任厂长。7月，仿苏联的E-16战斗机试制完成，被命名为忠二八甲式。飞机送至重庆广阳坝机场后，其试飞工作就是由王汉勋亲自完成的。
1940年12月，中国空军新组建第11大队，由王汉勋担任首任大队长。第11大队曾经多次进出重庆地区，担任重庆的防空任务。1943年8月23日，该大队与第4大队合作，在重庆上空迎敌作战，当场击落日机两架。此后，日机再也不敢进犯重庆主城上空。
1942年12月，王汉勋接受一项新的任务，出任新组建的中国空军空运大队大队长。空运大队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向各战区运送军用物资、药品和政府重要官员等，其所用飞机全部为美制C-47运输机。
王汉勋到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开辟了大后方至东南地区的航线，即经湖南芷江到江西赣州的直达航线，向在东南地区坚持抗战的部队运输各类急需物资。
1944年8月7日，王汉勋与副手唐元良驾驶“天山号”C-47运输机从云南霑益机场起飞，准备空投物资给遭遇围困的衡阳守军。飞机于凌晨1点飞抵芷江机场，加油后再次起飞，消失在茫茫夜空。但这一去，他们再没回来。
当时，C-47运输机算得上先进机型，机上配有最先进的导航仪、通讯设备和自动驾驶仪等，完全可以胜任夜航和盲目飞行。但是，王汉勋等驾驶的飞机在出事以前，未向基地发出任何有异常的讯号。有人认为，是飞机上的罗盘指针受到雷电干扰，导致导航仪器失效，而致迷航撞山失事。不过，这一说法也仅仅是猜测，真正导致飞机失事的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谜。
王汉勋和机组成员的遗体被找到后，运到重庆，葬入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
（作者系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特邀研究员）
编辑/韩西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