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
2017年5月，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收到一封来自浙江的求助信。来信人叫徐秀花，称父亲徐天宝生平（浙江临海人，生于1908年，1942年客死四川）与红岩公墓墓碑上篆刻的徐天宝生平十分相似。信中，附有其父亲于20世纪40年代拍摄的两张照片，80年代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查询徐天宝无果等情况的两封信函。但是，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并无徐天宝的个人档案和图片，只有叶剑英、童小鹏、薛子正、刘澄清4位同志的个人档案和图书中对徐天宝的零星记载。那么，这两位徐天宝，究竟是同名同姓还是同一人呢？
1932年，徐天宝在海门（今浙江台州）货轮上当保安期间拍摄的照片
10月至11月，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先后派人赴湖南省档案馆、浙江省临海市民政局以及徐秀花出生地上盘镇沙基村等多地采访、查证。随着疑点一一解开，沉睡75年的记忆渐渐清晰起来……史料疑点考证
据查证，徐天宝曾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从事后勤物资保管工作，因工作琐碎、保密等因素，与之相关的史料稀少。但这个名字与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共同举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有关联，这成了考证工作求得突破的一条重要线索。
1.籍贯考。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最初为“军事委员会游击干部训练班”，后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因西北办有同样性质的游干班，遂又改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西南班”。训练班设在南岳镇，简称“南岳游干班”。
在湖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军委会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名录》中，第二期中共人员11人，分别为叶剑英、陈子英、蒋雪影、刘澄清、谢景屏、何思政、徐天宝、李涛、薛子正、吴奚如、边章伍。关于徐天宝，记载如下：
级职准尉庶务，年龄31岁，籍贯浙江海临，原任职务十八集团军教导队班长、特务长。
截至目前，这是我们查阅到的最详细的徐天宝个人档案。
1983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在红岩革命纪念馆（今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正式建造红岩公墓。其中，徐天宝墓碑上篆刻其生平：
徐天宝，浙江海临人，曾任第十八集团军教导队班长及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物资保管员，生于一九零八年，一九四二年夏病逝。
因档案记载与墓碑内容完全吻合，可初步推断，墓碑内容应源于湖南省档案馆这份珍贵档案。然而，1977年薛子正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和南方局军事组部分情况》中，提及“去的还有一个搞生活的徐天宝，江苏人（后来死了）”。1982年出版的《回忆南方局（一）》一书，则将薛子正口述整理收入。不同的档案记录，徐天宝的籍贯却不相同，但口述者的回忆显然不及湖南省档案馆《军委会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名录》原始档案的记载准确。
橘盈楼，当年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八路军教官的宿舍
红岩公墓建成于1983年，1981年红岩革命纪念馆工作人员专门前往湖南省档案馆查询抄录这份档案，应为红岩公墓建造查考埋葬人员资料作准备。因此，我们判断红岩公墓上徐天宝生平源自湖南省档案馆档案，是准确的。
但我们赴浙江省临海市调查时，却发现浙江省只有临海没有海临，为何原始档案会出错呢？是口误导致登记错误，还是徐天宝不愿留下真实信息？
2.参加南岳游干班时间考。
徐天宝究竟何时参加南岳游干班？我们根据现存档案、图书记载进行分析：
一是《抗日战争前期周恩来、叶剑英在湖南的活动情况》记载，1939年2月10日，叶剑英率八路军教官等30余人去南岳游干班工作，对外称中共代表团。2月15日，南岳游干班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4月10日，叶剑英与参加南岳游干班的八路军教官、工作人员在南岳合影留念。5月15日，南岳游干班举行第一期毕业典礼。
二是《军委会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名录》记载，第一期名单只有叶剑英、周恩来、李涛、薛子正、吴奚如、边章伍、李伯崇7名中共人员，没有徐天宝。
三是《衡山文史资料第2辑》记载，1939年2月，叶剑英同李涛等5名教官和刘澄清、徐天宝（管伙食）、江竹筠（女）及警卫班一行，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到南岳游干班。
四是《抗战中的南岳》记载：第二期于1939年6月20日开学，同年9月20日结业。第三期于1939年11月20日开学，1940年2月20日结业。
综上所述，可初步推断：第一种，徐天宝没有参加第一期，到达南岳的具体时间应从1939年6月第二期训练班算起。但遍查所有档案、图书史料，没有任何增派人员的相关记录。当时，中共中央認为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需要继续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联合举办游干班，对于团结抗日、共同对敌具有重大意义。叶剑英与周恩来等反复磋商，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备，从工作方针、研究教材、教学方法到日常管理等进行了周密部署，后勤保障工作更是马虎不得，后期增派可能性极小。第二种，1939年2月10日，徐天宝作为30余人中的一位，随叶剑英到达南岳，4月10日与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可是，为何第一批名单中没有徐天宝的名字呢？
1939年4月10日，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合影。前排左四为叶剑英，二排右三为徐天宝
84岁的南岳文史专家曾灜州（其父曾汉藩是南岳游干班第一期学员）在接受采访时，回答了我们的疑问：第一批人员名单，国民党方面登记得非常详尽，连伙夫、打字员都一一记录在案。但中共方面，除周恩来以外，只登记了6名上校以上军衔的高级参谋，显然中共出于安全考虑。
据《抗战中的南岳》记述，南岳的中共代表团除6名教官以外，工作人员有陈子英、蒋雪影、谢正平（李涛爱人）、刘澄清、陈宛文（边章伍爱人）、李蕴玉、王华、何思政、徐天宝等。我们对照湖南省档案馆原始档案中第一期、第二期名单不难发现，李崇被登记为李伯崇，谢正平被登记为谢景屏，徐天宝籍贯被写为海临，这些“误差”，应是中共在抗战时期保护干部采取的措施。
薛子正在《关于南岳游干班的一些情况》中提到：徐天宝负责生活管理;1940年薛子正和边章伍经衡阳、宜昌到重庆，其余人员由李涛率领经桂林再到重庆，至此，中共人员全部离开训练班。
根据书中表述推测，徐天宝最后回到了重庆。
3.红岩迁墓考。
档案《1982年11月3日童小鹏在红岩迁墓仪式上的讲话》中，记述了红岩公墓设立、深葬和迁葬经过：
抗战时期，我們的同志工作紧张，生活艰苦，有些同志害病，又因为医疗条件很差不幸去世了。经刘太太（饶国模）同意在小龙坎的建立墓地，先后埋葬了十三个大人和两个小孩。其中有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原上海局书记黄文杰，原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南方局秘书李少石，办事处物资保管员徐天宝等。1958年11月，周恩来为了改革丧葬旧习和改墓地为农田，派我回重庆，请市政府帮助将墓地灵柩挖出，把尸骨火化后深葬立碑。现准备改葬红岩村，待准备工作做好再正式安葬。
1958年，周恩来派童小鹏回重庆，取出这些同志的遗骨火化，就近立碑集体深葬。后因20世纪70年代襄渝铁路工程引起的地貌变化，深葬处逐渐成为水田，所立石碑几乎被淹没。为此，1983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将这些骨灰集体移往红岩，建造红岩公墓以安葬之。
那么，徐天宝真是徐秀花寻找了75年之久的父亲吗？徐秀花口述
2017年11月1日，我们来到浙江省临海市上盘镇沙基村徐秀花的家中。这位86岁的老太太头发花白，脸上布满皱纹，但身体硬朗，思维清晰。回忆往事，她不住地流泪。由于老太太只会讲浙江话，我们听不大懂，只能靠有关人士现场翻译记录。
当年红岩嘴的房屋
徐秀花的口述，现整理如下：
⒈含冤入狱。
父亲徐天宝，原名徐叨恩，1908年生于浙江临海，3岁丧父，6岁随母亲在寺庙修行。寺庙高僧说他寿延不长，遂改名徐天宝。他一边学佛经，一边读四书五经、千字文等，习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1925年在家族叔伯安排下，17岁的父亲娶邻村王小女为妻。次年，父亲在临海参加国民党部队，后因在天台山打土匪险些丧命，遂解甲回家。1928年和1931年母亲先后生下哥哥（后因天花病夭折）和我，随后父亲在海门（台州市椒江区）至上海的货轮上当保安。那时，他经常从上海带回花样、丝布、花线，交给同村手巧的妇女刺绣，再将绣好的丝布带回上海卖，从中赚取银两，贴补家用。
1934年秋，父亲当班的货轮被警察查出毒品，父亲受牵连被关进大牢。那时母亲已有6个月身孕，仍赶赴上海探监。见面后，父亲安慰母亲，说自己正直坦荡，终究会洗清冤情回家。
此后，家庭重担落在母亲身上。刚生下的妹妹因缺乏营养不幸夭折，剩下母亲与我艰难度日。
2.抗战救国。
后来，父亲从上海转押至安徽。1937年父亲来信说，抗战爆发，监狱没人管，自己随其他犯人逃出，现在安徽三柱头（谐音）跟着一位白胡须老先生教书。
母亲托人写信，问父亲为什么不回家。父亲回信说，自己坐牢后人已脱形，况且怕回来又被抓走。再后来，父亲来信，告知已到四川当兵，经常吃不饱，且居无定所。他告诉母亲，要让我读书，不要给我裹脚。大约一年后，父亲来信说自己当了小官，来信地址是四川省花龙桥乌岩嘴13号（谐音。徐秀花幼时听亲戚读信而记忆，实则化龙桥红岩嘴13号——作者注）。此后父亲每个月大多会有2-3封书信询问家人安康。
我9岁时，日本军舰进攻上盘镇白沙岛，向我们村庄发炮，母亲带我逃到山上躲避。母亲托人给父亲去信，说了日本打来之事。父亲回信，让家人把自己寄的信都烧掉，万一被搜出来，知道家里有人当兵，要杀全家的。父亲让我们以后寄信时，信封外写徐展华收，信封内写徐天宝收，地址还是四川省花龙桥乌岩嘴13号。
母亲照做了，托人写信问什么时候能回来？父亲回信说，现在全国都在抗战，不打败小日本绝不回家。父亲也提到，自己肠胃不好已做手术，四川医疗（条件）好些。并说若回不来，让母亲招个上门女婿，照顾全家。
3.客死他乡。
1942年9月，家里突然收到一封来信，说我父亲已于6月病逝。信中没有署名，只写上徐天宝的朋友。12月，父亲的朋友寄来50元，说是朋友给的，并告知我父亲被安葬在四川省花龙桥××寺后面第×具棺材（实为四川小龙坎伏园寺——作者注），棺材一头写着我父亲的名字。
母亲托人回信说，朋友给的钱不能要，如果是国家抚恤则会收。那位朋友回信了，说收下吧，是朋友的一点心意。来回推了好几次，也不告知姓名，来信地址仍是四川省花龙桥乌岩嘴13号。以后，便再无音讯。母亲为了保护家人，把父亲朋友的来信也烧了，只留下父亲的两张照片及小时候父亲读书用过的字帖。两张照片，一张是父亲在海门货轮上当保安时拍的，一张是父亲在四川重庆当小官时拍的。
我母亲未再嫁，直至1993年去世。
4.寻亲之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四处打听父亲的消息，因无准确地址及条件所限，均一无所获。
1985年，我托人给北京有关部门写信，对方回信（回信已遗失），让我给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写信，但还是查询无果。1993年，我儿子在重庆做生意，在四川、重庆两地继续寻找，甚至去过渣滓洞、白公馆，仍无丝毫音讯。直到2015年，我孙女偶然在网上获悉红岩公墓中有一位叫徐天宝，这才写出求助信。还原历史真相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综合史料疑点，与徐秀花口述对照分析，除徐秀花不知徐天宝真实身份以及具体工作以外，其他很多线索相互吻合，并得到印证和充实。
红岩公墓
1.红岩地址。
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办公地点就在四川省重庆市第八区化龙桥正街红岩嘴13号。徐秀花幼年听亲戚读音记忆，加之浙江话发音不同，谐音为四川省花龙桥乌岩嘴13号。1945年，红岩嘴改为红岩村。之后，13号门牌也不再使用。因此，徐秀花说的地址与红岩地址基本一致。
2.照片比对。
徐秀花提供的父亲照片，与1939年4月10日参加南岳游干班的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合影照第二排右三站立者脸型、眉眼极其相似。经考证徐天宝参加南岳游干班的时间以及相关史料，我们认为，徐秀花父亲徐天宝和红岩公墓的徐天宝应为同一人。
3.籍貫对比。
从徐秀花口述中得知，徐家与父亲的朋友有过几次通信，可以确定，当时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人员知道徐天宝家有何人以及详细的通讯地址。而后期墓碑上的籍贯出现错误，应是红岩革命纪念馆在迁墓考证工作中的疏漏。虽籍贯有海临与临海之分，但都表明主人公系浙江人。
4.参军细节。
徐天宝到四川参军的时间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筹备时间基本一致，都是1938年。其对家属只说在四川参军当了小官，未告知参加共产党，与党的纪律相符。写信要求妻子将书信烧掉以及寄信时信封上写假名字，内附实名，实则保全家人安危。与其在国民党登记档案上故意将籍贯写错，用意一致。
5.病逝信息。
徐天宝病逝于1942年夏，与徐秀花回忆中的收信时间基本一致。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一直以“朋友”身份通信，并寄上50元抚恤，不告知真实情况，与工作惯例相符。徐天宝埋葬后，原土葬于小龙坎伏园寺，与徐秀花口述的“四川省花龙桥××寺后面第×具棺材”基本一致。只是后期迁墓，徐家不知情，以致错过最佳找寻时间。
可以确认，红岩公墓埋葬的徐天宝就是徐秀花寻找一生的父亲。2017年，正值徐天宝逝世75周年，徐秀花及其家庭四代人的寻亲之路，终于在红岩这片热土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作者单位：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编辑/韩西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