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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改革

代的改革

孙同川

我祖籍河南,出生在重庆市南岸区铜元局兵工厂。从出生到高中毕业,再到支援三线建设回到重庆,我在四川仪表总厂工作十几年,担任重庆主要领导十几年,对重庆有着很深的感情。我在重庆很多地方都待过,对重庆的情况很熟悉,对重庆的发展也很关心。這里简要回忆几件事。计划单列和改革

中央决定在重庆实行计划单列,是因为重庆系老工业城市,几个老厂都是在北洋军阀时期建立的,抗战时期从南京、武汉迁来。到了改革开放时期,这些老厂已经很落后了。在省辖市时期,重庆发展很困难,作为一个老工业城市未得到改造。

重庆实行计划单列,是中央希望通过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走出一条路子,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给城市注入活力。因为我们过去是农村、城市二元经济,城市经济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城市好了,就能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这方面,重庆确实起到了试点作用。

我在担任常务副市长期间,负责改革和计划,后来任市长,这期间有很多经验和教训。计划单列也给了重庆很大活力,没有计划单列,重庆经济发展没有这么快,很多项目就不可能上。只有列入国家计划,得到国家支持,大的项目才能搞上去。

重庆最先修建的是牛角沱嘉陵江大桥,然后再修建珊瑚坝的长江大桥。因为当时过江全靠车渡,一发大水,交通就瘫痪。修桥的钱也都由省计经委出。重庆当时很困难,但该上缴的必须要缴,因此留存十分少。不管是在我担任市委常委、副市长还是市长时,重庆市的基本建设基金,也就是自己能花的钱,在我手中能调用的只有6000多万元。资金确实很紧张,缺口很大,欠账也很多。因此不进行改革,重庆就没有活力,城市就发展不起来。虽然当时全国经济都很落后,但像重庆这样的老城市,困难更多、更大。

1988年出现抢购潮,老百姓见什么买什么,认为只要买到东西就比拿着钱好。当时天气也不好,菜价涨幅很大。为了保证供应,我们从市外调运粮油、蔬菜到重庆。我刚担任市长没多久就去市场看菜价,听到老百姓意见很大。党的十三大以后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所有的价格都要逐步放开。关于粮食的问题,我们讨论了很久。由于价格逐步放开,稍有不慎物价就要上涨,带来很多问题。而十三大以后基建规模过大,导致各方面的物资都紧缺。老百姓担心存银行货币贬值,什么都想买。为此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同时国家也下决心控制基建规模,停建了一部分基建项目。

保障人民生活重要必需品的价格稳定,关键还是刺激生产,我们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从周边区县调运蔬菜,财贸系统要给蔬菜公司很大一部分补贴。最紧张的时候还从东北调大白菜。由于当时运输条件太差,运到重庆后坏了很多。但为了平衡物价,政府该掏钱还是要掏。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追加补贴来平抑物价。加强经济协作

重庆实行计划单列后有机会参加经济协作、经济交流的会议。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增进交流很重要。我还在工厂的时候,国家就已经放开一些东西,大大减少计划。过去的工厂是国家下达什么任务就生产什么,生产的东西由国家统一调走再统一销售,即统购统销。逐步放开以后,价格要自己定,计划要自己做,还要自己找市场,找不到市场就没有订货。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一些省市、城市间的交流就非常重要。

后来,党的十四大很审慎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改革就要加强经济协作,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当初成立的五省七方经济协作会和长江沿岸的一些经济协作会,在那个阶段十分重要。当时的财政因为实行分灶吃饭,税收上不去,非常困难。在各地都实行改革开放的情况下,杨汝岱同志提出“借船出海、借鸡生蛋”,希望能扩大开放,进行经济协作和交流,因此产业、产品的协作和交流显得非常必要。

中央在改革计划经济的时候,朱镕基同志和鲁大东同志提出为了发展西部经济,成立一个经济联合体,协作搞轻型汽车。西部省市的汽车工业都不发达,但必须要搞项目,因为只有列了项目才能纳入国家计划,因此三线办提出搞一个轻型车合作项目,由此列入国家计划,取得国家支持。但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事先就确定了成都生产发动机、重庆生产底盘,云南、贵州等有的生产车体,有的生产车厢,有的生产变速箱。开会时,各省市都想搞总装,但国家计委规定,不管是省还是市,只能有两个地方搞总装。国务院三线办召集五省七方开会,管计划的人也在一起。计划只有两方能搞总装,其他五方只搞零部件。每次开计划会,动员大家退出总装竞争,大家都不表态。最后三线办把大家的意见向国家计委报告,是不是大家都组装点汽车,零部件就按分工来搞。

重庆庆铃早已造出轻型车,用进口的五十铃散件,采用SKD方式组装,以后慢慢国产化。我们想的是,计划规定的,我们要干,计划没规定的,我们能干的也要干。慢慢地,我们凭借自己的力量,搞轻型车,支持庆铃上市。而轻型车只有重庆真正搞出来了。重庆在支持庆铃上市以前,原本想国产化,自己搞低标准的。比如重庆交通机械厂搞发动机,重庆机床厂生产变速箱,但自己生产都达不到要求,只能做备品备件。真正搞出高质量车的还是庆铃厂,这当然离不开国家的支持。所以五省七方的合作,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受计划经济影响,分配谁什么任务就生产什么,但实际上又受到市场的调节和选择,不是叫你干什么你就能干得好、干得出来的,市场才是选择的主要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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