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悦 鲍月
摘要：在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2006-2015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环境规制强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实证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短期内会抑制经济增长，而中部地区在滞后一期时对经济增长表现为正效应。最后，针对不同地区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效应，给出了制定差别化环境政策的参考。
关键词：环境规制；经济增长效应；理论分析；面板模型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8.04.005
1引言
近年来，中国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约束趋紧等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要“加大生态文明建设”、“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理念。然而，经济的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常呈现两难。短期上来看，政府加大环境规制力度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缩小企业的利润，从而导致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等流出到环境规制较小的地区，给原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阻力。从长期来看，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倒逼作用”，使得企业加大创新力度，地区技术创新能力提高，通过“创新补偿”的方式提高了产出，从而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增长。
且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也具有地区特征。东部地区经历了“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老路，地区环境污染严重，目前政府正加大环境规制，促使污染企业的转移，而我国中西部地区生态资源禀赋较为丰裕，但是经济欠发达。当地政府为了吸引企业迁入，往往倾向于采取较为宽松的环境政策。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认为研究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机理和效应，对于环境经济的双重发展，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具有较强的指导和现实意义。
2文献综述
从国内外对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文献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持3种态度：（1）“悲觀态度”。主要以Gollop和Roberts（2000）等为代表人物。这些学者认为，加大环境规制力度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成本“合规成本”，降低了企业的利润和产出，同时还将影响其市场价格优势。沈能（2012）认为环境规制的目的在于控制企业的减排，但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额外的成本，从而导致了企业竞争能力的下降，进而影响了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2）“乐观态度”。主要以Poter（1995）等为代表人物，这些学者认为，政府实施适度的环境规制，会激发企业创新，引起“创新补偿”效应，从而使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除此之外，技术创新能引起该地区的技术扩散效应，使地区的企业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提高了产业的竞争力。这时短期的成本增加与竞争力下降，对企业长期而言是有利的。但是关于“波特假说”中的“适当的”环境规制工具和资源配置等条件是可变的动态模型，是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3）“不确定的态度”。这些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效应需依据具体的情况而论，不同的市场效应不一致。例如王文普（2012）提出，环境规制的提出并没有阻碍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欠发达地区政府为了吸引投资，竞相降低环境标准，会影响当地的经济的良性发展。
国内外学者关于该问题的研究目前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这可能是由于学者关于环境规制的指标选取不同，且缺少对环境规制效应的系统性总结。本文则通过对学者已有观点的总结，尝试设定出合理的实证模型来验证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效益的影响，并结合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特质来分析环境规制作用的潜在差异，最后提出相应的合理建议。
3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3.1计量模型的构建
C-D函数作为一种很有用的生产函数，在实证研究中一直被广泛运用，为了考察环境规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借鉴了Bohringer et al.（2012）的方法，具体表示如下：
Y=fK，L，ER（1）
式（1）中，Y代表经济增长；K为经济增长的资本投入；L为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存量。在这里，本文将环境规制强度这一因素作为环境投入纳入生产函数中。
具体的函数形式如下：
Yit=α0Kα1itLα2itERα3it（2）
式中，经济增长Y是被解释变量，以实际人均GDP作为其衡量指标，用来表示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环境规制强度ER是解释变量，而物质资本投入K与人力资本存量L等则作为控制变量。
为了剔除异常项对数据平稳性的影响，本文对式（2）两边取对数：
lnYit=α0+α1lnKit+α2lnLit+α3lnERit+μit（3）
其中，变量下标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μit为随机误差项。
3.2变量和数据说明
基于数据的真实可得性，本文选取了除西藏外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2006-2015年。对于被解释变量的选取，以实际人均GDP来衡量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
关于解释变量：
（1）资本投入（K），用实际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衡量，数据以2006年为基期。
（2）人力资本存量（L），用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借鉴了谢众、张先锋、卢丹（2013）等的计算公式为：Hit=∑jHEjt·hj，其中，Hit表示i地区t年的人力资本存量，HEjt为t年第i阶段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人数的占比，hj为第j阶段教育水平的受教育年限。数据由《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可计算得出。
（3）环境规制强度（ER），Philippe，Sergio（2015）的文章中指出，二氧化硫排放量能较好反映国家对于环境改善的努力程度，而关于具体的环境规制指标，本文参照张中元、赵国庆（2012）文中，用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来衡量。endprint
從表1、表2可以看到，东部地区的各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从实际人均GDP来看，东部地区的数据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仍处于明显的失衡状态，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好；而西部地区各指标均低于平均水平，说明西部地区确是三大地区中经济发展的落后地区。如何实现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取决于环境规制政策是否能适应现阶段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4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STATA13.0软件，估计的样本区间为2006-2015年我国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经过Hausman检验，结果证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具体估计结果见表4。
从整体上看，模型的拟合程度很高，变量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能得到较好解释。表4中，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存在促进作用。这也许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政府制定的环境规制政策仍在当地企业承载能力内，且环境规制政策另一方面能够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这样的良性竞争能带来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即期系数为负，且不显著。但是在滞后一期之后，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系数变为正，这表明对中部地区来讲，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对经济增长存在滞后的促进作用，但不明显。原因可能是，对于该地区的企业而言，支付污染治理费用对其生产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从短期看来，利润的减少抑制了经济增长。但是环境规制对经济的影响存在一个时间上的滞后效应，从长期来看，环境规制还是会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
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系数即期为负，且在滞后一期依然为负，这说明对该地区企业目前所处的阶段而言，治理污染的成本成为企业额外增加的成本，该部分成本并没通过企业的技术创新得到相应的补偿。从而使得生产率和利润率均下降。
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中，东、中、西部地区的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的系数都显著为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资本的快速积累，这与经济增长理论的结论一致。
5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以上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结论：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具有正向增长效应，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具有负向增长效应，但不显著。从其他变量看，资本投入和人力投入在各个地区都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环境投入在不同地区带来的不同效应为制定差别化的环境政策提供了参考。
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虽然实证表明对经济增长带来了正效应，但是政府仍需要本着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观念，适时修订环境法规政策，另外东部地区可以结合自身的发展优势，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的研发，提高治污技术，带动欠发达地区的技术发展。
在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短期会抑制其经济发展，但是其他要素依然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政府需要综合多种环境手段，使当地企业尽快适应环境规制，一方面，政府可以支持环境增值产业的发展，如新能源产业，对其进行降税，补贴等政策；另一方面，加快淘汰无法适应绿色发展的落后产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西部地区一产占比过高，二产不足使得西部地区的环境还未大面积破坏。但是西部地区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的同时，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尤其是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政府需要严把关，强化产业转移的甄别机制，以免污染产业过度转移的情况发生，政府还需利用西部地区的环境资源禀赋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
此外，政府还需鼓励企业主动加大环境责任投资，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发展环保能源技术，完善碳市场交易，使环境保护、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同步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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