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晨晨 罗运胜
摘 要：长沙窑作为唐代著名的外销瓷窑，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与唐代湖南区域经济文化发展息息相关。经济方面，人口南迁促进了湖南地区农业的发展，更多的劳动力投入手工业中，进一步促进了制瓷业发展，长沙窑瓷器业成为湖南手工业的代表产业，伴随着长沙窑瓷器的外销，长江沿线的人口流动进一步促进各地商贸往来;文化方面，长沙窑瓷既是锐意进取的湖湘精神的体现，又承载了重要的茶酒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信息，开创了釉上彩绘装饰工艺新高度，对于研究唐代湖南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唐代 长沙窑 经济文化 关系
中圖分类号：K8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21）04（b）-0253-04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sha Kiln in Tang Dynasty and the Regional Economic Culture of Hunan
LIANG Chenchen LUO Yunsh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Law，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Changde， Hunan Province， 415000 China）
Abstract：As a famous export porcelain kiln in Tang Dynasty， Changsha Kiln contains ri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gion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Hunan in Tang Dynasty. In terms of economy，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of population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Hunan， and more labor force was put into the handicraft industry， which further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porcelain industry. Changsha Kiln porcelain industry became the representative industry of Hunan handicraft industry. With the export of Changsha Kiln porcelain， the population flow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further promoted the trade and business exchanges; in terms of culture， Changsha Kiln porcelain not only embodies the enterprising spirit of Hunan， but also carries important information of tea and wine culture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creating a new height of glaze painting decoration technology， which is of great value for the study of Hunan culture in Tang Dynasty.
Key words： Tang dynasty; Changsha kiln; Regional economic culture; Relationship
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长沙市郊发掘了长沙窑窑址，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长沙窑以其独特的价值与魅力，集中体现了我国中晚唐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一个侧面。其诗文题词装饰和成熟的釉彩工艺，既丰富了湖南区域手工业内涵，又对湖南商业贸易和唐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具有重大意义，值得深入研究。该文拟从农业、手工业、对外贸易交通、湖湘文化、釉彩装饰、茶酒文化、域外文化等方面入手，探究长沙窑与唐代湖南经济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
1 唐代长沙窑与湖南区域经济的关系
1.1 农业、手工业与长沙窑
隋唐五代的湖南战乱较少，稳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湖南人口增长。《旧唐书·地理志》载：“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及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湖南通史》指出：“天宝年间，湖南潭州（长沙）人口达32 272户，共计192 657人。贞观至开元年间，户数增加2倍以上，口数增加近3倍。[1]”还有很多未入户籍的少数民族、隐户和逃户，实际的户口数要超过户籍人口数。
由于人口的增长，加上减轻人民赋役的措施，使湖南农业得到快速发展。安史之乱后，湖南潭州人口户数有所下降，但由于地处长江南岸，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社会经济仍在逐步上升。人口增长促进了湖南地区农业的发展，更多人力投入到手工业生产中，陶瓷业就是手工业发展的突出代表。
唐代制瓷业和制陶业进一步分离，各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唐中期以后，湘阴窑的一部分精品青瓷逐渐发展为长沙窑，长沙窑成为独立窑场。1964—1965年，湖南考古工作者在石渚窑址发掘的瓷器，胎质和湘阴窑大致相似，大部分呈灰白色，少部分呈肉褐色，证明长沙窑和湘阴窑关系密切[2]。长沙窑在工艺和釉彩装饰上发展创新，生产数量大而又价格低廉，广受民众欢迎，代表了当时湖南乃至全国瓷器生产和发展的最高水平。
长沙窑瓷器造型多变，釉色颇多，瓷器种类繁多，以日用为主，涉及食具、用具、装饰、雕塑玩具多方面。长沙窑作为唐代中晚期湖南陶瓷重要产地，它的发展不仅丰富了湖南区域手工业，而且对全国的手工业发展都具有了重要意义。
1.2 商业贸易与长沙窑
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建立，使得红海、波斯湾直航唐朝的东西海上交通彻底贯通。中唐时期，大食商人的船舶已直航到了扬州[3]。当安史之乱阻断了南北陆上交通后，陶瓷运输逐渐向海运转移。南方海上交通的开发为长沙窑产品的外销及中西方的贸易和交流创造了条件。长沙窑瓷器凭借长江水系便利的交通扩大外销，并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创新工艺。在我国扬州、宁波、汉口等地多有长沙窑陶瓷出土，在国外朝鲜、日本、伊斯兰地区均有发掘，甚至远达非洲，表明长沙窑瓷在唐代销售范围之广，靠着生产量大、价格低廉的优势，长沙窑在唐代瓷器出口贸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带动了湖南经济外向型发展。
在当时瓷器生产地附近，还出现了新兴的市场类型——草市。1998年黑石号出水的一只瓷碗上刻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字样[4]，表明唐代长沙窑附近已出现草市，其草市宣传产品广告，证明草市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石渚一带便利的水陆交通促进了陶瓷对外出口，草市的发展对于湖南石渚一带手工业和商品交换具有重要意义，使得陶瓷业有了更加广袤的发展空间。长沙窑的生产是不断求变的，在竞争激烈的陶瓷市场占据重要地位，是湖南商业繁荣的重要体现。
1.3 交通运输船舶业与长沙窑
由于瓷器易碎，相比价格昂贵的陆上交通，承载量大且安全便宜的水路交通成为更好的选择。唐代航海技术显著提高，海上交通不断完善，为瓷器的大量输出创造了条件。长沙窑销售路线有内销和外销两个方面。
内销方面，从已出土的瓷器来看，内销分东西两线。东线经扬州，向北运输至安徽、山东等地，西线沿长江逆水而上，经过三峡到达川渝，或经澧水、沅水入川。西线由于逆水阻力大，运输成本高，加上邛崃窑的市场影响，瓷器销售数量远不及东线。长沙窑的诗文壶多出土于国内，海外几乎未见出土，扬州作为重要港口，也不曾出土，这表明诗文釉彩装饰瓷器多为内销。
外销方面，以扬州为依托分南北两线。北线经宁波、上海到达日本、朝鲜等国，南线从上海到泉州、广州，南下到达东南亚、西亚等国家。此外还南下经两广，出口到南亚、西亚地区，甚至远达非洲[4]。825—850年期间，一艘阿拉伯商船在苏门答腊的勿里洞岛附近沉没，这艘船上的主要货物是6万件瓷器，其中绝大多数是长沙窑的铅釉瓷[5]。长沙窑瓷器销售路线虽然内外兼顾，但从数量上来看，外销是其主要手段和路径。
由于制瓷业的外销对船只需求量增大，带动了交通沿线船舶制造业的发展。生产地和交通線上的人口流动拉动了湖南地区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可以说，长沙窑生产成为湖南商品经济的重要推动力。
2 唐代长沙窑与湖南区域文化的关系
2.1 长沙窑与湖湘文化的传承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湘人民的心理与行为模式影响着长沙窑的文化精神。唐代长沙窑陶瓷工艺是湖湘精神的重要载体，反映了当时民众锐意进取、审视适度的民族风尚。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长沙窑吸收多家窑口工艺，博采众长正是湖湘精神的体现。长沙窑的釉彩纹饰多为湘江两岸景物，通过窑工的想象和艺术加工，展示了奔放自由的空间之美。其动植物装饰类型多样，有兰草、芦苇、蕨类等植物，飞鸟走兽、龙凤等具有象征意义的动物，都是湘楚地域文化的表达[6]。受唐代对外开放风气影响，湖湘人民放眼世界、与时俱进，善于迎合海外市场审美，广泛吸收域外文化，是湖湘不断求变开放变通的体现。湘民桀骜不驯的性格与湘水系孕育的自强不息、敢为天下先的精神[7]，使得长沙窑形成了不同于其他瓷窑的风格艺术特征，将湖湘文化主动求变精神传承下来。
2.2 长沙窑的釉上彩绘装饰艺术
2018年11月，第二届中国考古大会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成果表明，唐代长沙窑彩瓷的主流工艺是高温釉上彩而非釉下彩，这一观点打破了以往长沙窑釉下彩的主流认知。张兴国指出：“釉上褐绿彩彩绘瓷标本的确认，进一步证实了釉上彩在长沙窑彩瓷工艺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与唐代北方陶瓷工艺的亲缘关系。[8]”釉下彩和釉中彩主要是上釉先后等区别造成。由于瓷器高温一次烧成，釉层较薄，所以造成了“釉下彩”和“釉中彩”的错觉。三国时期就已经出现用铁作为着色剂在青瓷上施以釉下彩的工艺，而唐代长沙窑使用了高温铜红釉工艺，只是技术不稳定并未广泛使用，到宋代，铜釉工艺才开始成熟起来[9]。长沙窑的瓷器，釉彩装饰与书画艺术相结合是一大特色。长沙窑瓷的书法作品，多为楷书、行书，笔调流畅，艺术性高[10]。唐代湖南已文人辈出，湖南省博物馆展出的诗文壶多有写景抒情诗，如“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描绘出一幅春意盎然的画面;又如“将军马上坐，将士雪中眠”，描写了边塞战争的残酷;“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表达了离别相思之苦[11]。可惜出土的很多瓷器诗文未在唐诗文献留下记载，而这些诗文蕴含了丰富文化信息，是湖南民众文化生活的生动反映[12]。
2.3 茶酒文化的湖南特色
茶和酒作为唐代两种文化符号，其发展变化融入了很多文化意涵，独特地反映了大唐社会文化风貌。唐代很多文人被贬谪到湖南，他们通过诗歌记录湖湘风景和所见所闻。随着社会发展，百姓审美情趣逐渐提高，民众开始注重精神追求和享受。在此背景下，诗歌文学开始在人民大众中流行。饮酒赋诗成为民众的生活乐趣，具有地方特色的酒文化发展起来。长沙窑瓷器的酒文化是湖南诗歌文化与饮酒习俗的碰撞的结果[13]。酒具上的诗歌形式比较随意，重在情感的表达，极富生活气息，展示了市井风俗习惯。而茶具装饰与书画的结合，达到了美学功能和实用价值的完美结合[14]。诗酒相融不仅刺激市民购买欲望，还促进了酒文化的繁荣发展。丰富的茶酒文化，通过长沙窑瓷器得到表现，是当时湖南社会与文化的重要反映。
2.4 域外文化在湖南的传播
唐朝以开放的胸襟接受外来文化，随着瓷器广泛出口，长沙窑也受到多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在装饰上，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对长沙窑的影响尤为显著。唐中晚期，佛教开始平民化，由于官府频繁卖放度牒，僧侣增加，佛教势力开始向中下阶级扩大影响，寺庙祈福盛行，加速了佛教平民化。在此背景下，长沙窑瓷器融入很多佛教文化因素，如莲花、宝相花、桫椤树、摩羯等代表性的装饰纹样[15]。湖南省博物馆展示的青釉绿彩塔纹壶，便是典型的佛教建筑。在彩绘上，长沙窑还借鉴西亚陶器褐绿彩装饰手法，以褐绿色为主色调，绘制出很多生动多彩的图案，在纹饰上将金银器上的联珠纹、褐绿联珠纹相间使用，绘制成几何图案[16]。扬州出土的褐绿彩联珠纹莲花大罐，就是典型的中西亚元素的体现。因此，长沙窑作为实用性外销产品，在装饰上深受域外文化的影响，在装饰和造型上广泛吸收各民族文化特色，充分体现了湖湘文化的包容性，折射出唐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趋势和模式。
3 结语
综上所述，长沙窑作为唐代南方并无太多文献资料记载的民间窑厂，其瓷器与湖南区域经济文化关系密切：第一，长沙窑是湖南手工业的代表性产业，在湖南对外经济贸易上占有显著地位，对于带动湖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二，长沙窑瓷器本身携带大量诗文和绘画信息，是唐代湖南民众的文化和精神的反映;第三，其诗文装饰艺术对于湖南地区茶酒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第四，长沙窑还有广泛吸收域外文化因素，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必须指出，长沙窑所具备的发展条件并不优越，却能在短时间内崛起，产品畅销国内大部分地区，体现了湖南地区经营者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文化创新的包容性。千年过去，长沙窑文化对于当今的古瓷文化复兴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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