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著名战争纪实作品《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向西方世界呈现了“一个迄今尚不为我们所知的中国”。但作为一名外国记者，其在中国报道时也深刻感受到由于两国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所带来的困扰。本文以跨文化传播的价值观为视角，对斯诺作品中的新闻精神进行解读。
关键词：埃德加·斯诺;跨文化传播;新闻精神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3-00-02
1 埃德加·斯诺：中国故事的讲述者
1.1 来华前的生活经历
1905年7月，埃德加·斯诺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城一个印刷场主家庭。斯诺的父母非常看重科学文化知识对人的影响与塑造作用，从小便对斯诺的人格以及文化素养的培养异常重视，这也正是19岁的斯诺能进入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开始学习专业课程的原因。年少的斯诺极其爱好旅行与冒险，正是14岁那年远征西海岸的经历使斯诺开始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探索的欲望，这也为斯诺后来到中国作新闻报道埋下了伏笔。1928年，怀着对 “东方魅力”巨大的好奇心，斯诺来到了中国。刚到中国的他原本只打算游历几周，但没想到，当他深刻感受到中国人民的苦难后，竟然在这里整整待了14年[1]。
1.2 所处的时代背景
斯諾初到中国的年代，正是美国一战后成为世界强国、确立大国地位的时代。相比之下，那时的中国国土沦陷、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或许正是这样的背景差异，观斯诺最初的作品，可以发现那时的斯诺有着不自觉的对中国人民的轻视。而当斯诺真正走出了上海租界，开始在中国各地游历时，他的价值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20世纪30年代，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主战场，汇聚了来自西方各国的目光。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外交困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趁西方列强穷于应付各自的经济危机，军事突袭我国东北，企图取代英美国家在此地的地位。而此时的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执着于围剿红军，镇压人民群众，与各派军阀争权夺利[2]。在这样的背景下，斯诺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发展变化，伺机捕捉重大事变的端倪。而在中国的14年间，斯诺亲身体会到战乱、暴乱和蒋介石政府的腐败，这些乱象都使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3]。抗日战争期间，斯诺继续在中国各地进行实践调查，并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即便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关键时期，在中国面临两种前途的决战时刻，斯诺依然热切关注中华大地的命运，并以自身早年在中国的经历和认识预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必将胜利。
1.3 独特的采访技巧
作为一名有着强烈问题意识的记者，斯诺认为在报道时应当以问题为导向，并在这一基础上尽可能地找到第一手资料。正如斯诺选择在《红星照耀中国》第一章第一节提出的诸多对中国政治感兴趣却暂时未能获知真相的问题那般，其也正是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而开始了多年的游历，并最终通过观察与访问获得了这些问题的材料，才最终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这部享誉世界、影响深远的著作[4]。
除去对问题格外注重外，斯诺在报道时往往以大量的事实作为陈述基础，且其报道也会认真倾听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正如斯诺在采访时曾言：“如果记者仅仅凭借其所目及的那些来做文章，终究是存在局限性的。而只有对各方意见进行观察与比较之后，才能够对问题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而正是这样的文章才能够让读者切实感受到报道的真实性。”《红星照耀中国》这部作品正是因为有不断的采访、调研作为纪实基础，从而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延安红区的真实图景。
2 价值观的跨文化呈现
2.1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双重视角
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不仅在思想意识上更加强调自我，其人民在个人行动中往往也有着十分强烈的进取精神。相比之下，中国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国民对集体价值更加推崇。作为在中国报道的美国记者，斯诺始终在这两种文化中游走[5]。而在著作《红星照耀中国》里，斯诺就曾表达过对集体主义的困惑。例如在对毛泽东进行个人采访时，斯诺曾提出诸多个人问题，但毛泽东的回答却极少提及个人在某些事件中的作用。刚开始，斯诺以为这种行为是出于谦虚与顾虑，但在之后结合对其他将领采访的基础上，他开始了解，中国人一旦加入红军，便已经忘记了此前的一切，一切都以军队集体利益至上。而对于红军作为集体展现出来的力量，斯诺在其报道中也极为肯定。但集体精神下，红军战士千篇一律的回答方式也为斯诺的报道增加了难度。而随着对中国文化的更深一步了解，斯诺的作品也完成了从更多介绍个人到集体的转化[6]。但与此同时，斯诺仍倾向于对有鲜明特点的人物进行深度报道。例如，大多数指战员接触到的人、事物、参与的活动、经历的战斗都是相似的，但他们的成长故事终究是不同的，而这恰恰就是斯诺选择重点挖掘并体现指战员个性的地方[7]。总体来看，斯诺在讲述中国故事时，既强调了中国文化中集体利益至上的原则，又充分展示了红军战士的个性，而这两种理念兼顾的讲述方式也使斯诺的作品独具魅力。
2.2 保持与权力的距离
对于美国这样的商业社会而言，其最看重的是契约文化，这一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个人身份的高低并不能对其拥有的平等权利产生限制。而中国作为封建制度延续2000年的国家，其宗法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持在一定的统治秩序之下，这一统治秩序要求权位低者要习惯于接受权位高者的指示，并应该时刻心存敬畏。总体来看，美国文化追求的是普通人和掌权者的对等关系，而受封建制度影响的中国文化则强调其中的等级关系。对于斯诺而言，其作为美国记者在中国报道时，无疑要接受这样的距离文化。这也要求斯诺在报道各色各样的人时，都需要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因为厌恶就过分贬责，也不能因为喜爱而过分歌颂[8]。对于斯诺而言，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与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是其职业生涯中采访过的最重要的两个人。而在这两次采访中，斯诺始终站在一个恰当的位置。正是因为保持了这样合适的距离，斯诺的作品才能对那时的中国展开最完美的阐释。
2.3 适度的文化移情
“文化移情”指在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个体应摆脱自身文化的约束并置身于另一文化模式。但与此同时，由于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化领域，个体的信仰与价值观很容易让人对当前的环境产生偏见。斯诺刚开始其中国记者生涯之时，便很快感受到中美文化的差异。面对初来中国就感受到的中美文化差异，斯诺没有拒绝交流，而是以一种更为开放的方式接受这些差异。他通过不断的阅读与广泛的旅行去理解这些差异存在的原因。而正是因为有主动的对话与平等的欣赏，斯诺才能客观地将中国的文化故事讲给异国人听[9]。
3 斯诺的新闻精神
3.1 独立客观的报道立场
独立客观的报道立场要求记者能够以事实为基础，且其评论也不应掺杂任何的个人情感[10]。斯诺在写作《红星照耀中国》的过程中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从而使得这一重大的战争纪实作品能够客观再现战争时期的延安全貌。事实上，《红星照耀中国》能够获得成功的大部分原因便在于斯诺能够坚守记者独立客观的报道立场，真正做到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记录战时红军的真实情况。
对于斯诺而言，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其自小便养成了看到事件不偏不倚、善于分析的好习惯，而大学期间接受的严谨的新闻学专业教育也使斯诺意识到客观认识事物的重要性。斯诺在报道新闻时始终坚持先了解分析、后客观评论的职业习惯[11]，而对这一职业习惯的坚守也贯穿了斯诺的记者生涯。
3.2 严谨求实的专业信仰
此前有一篇纪念斯诺的文章曾讲述过这样一个细节：20世纪60年代，国内正处于自然灾害时期，斯诺作为美国《展望》杂志的记者到新中国访问。为了在报道中明确一颗马铃薯的含热量，斯诺曾通过越洋电话要求纽约的杂志编辑对此进行仔细查证，而这一举动也令在场的中国同行深感震动。
斯诺青年时期受到的传统价值观教育培养了他的求实精神，而正是这一严谨的专业信仰使得斯诺在初来中国后并未被当时的虚假宣传误导[12]。作为一名记者，斯诺选择亲身游历中国。在游历过程中，斯诺亲身体会到战乱、暴乱、腐败，亲眼看到贫困、饥荒，这些乱象都使他受到极大的震撼[13]。在目睹这一幕幕惨象后，斯诺意识到中国开展革命的必然性，而这一看法的转变也促使他最终来到延安。在延安游历期间，斯诺本着严谨、求实的专业态度，对《红星照耀中国》这一著作进行了无数次的修改及增补。斯诺对作品内容的反复核实、订正也反映其严谨求实的专业信仰[14]。
3.3 实践为主的新闻教育
实践教学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环节，也是学生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关键。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斯诺曾开设了新闻特写、新闻撰述和旅行通讯等多门课程。事实上，斯诺在初次上课时便对同学们说自己只是来求教的，并表示仍有许多应当继续学习的东西。从传统意义上的教师来说，斯诺并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但或许正是他的不善言辞才为他个性鲜明、身教重于言传的教育方式提供了可能。在斯诺的任教生涯中，其曾指导过中国多家报纸的出版，并培养了一批像萧乾那样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除此之外，斯诺经常在教学期间将采访时得到的素材以幻灯片的形式放映。燕大学子曾评价这一教育方式是“自由的互动的方式”，而学生也正是从这一教育方式中真正了解到任何的学习成果都需要个人通过自身实践加以完成。
4 结语
恰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之际，回望这段历史，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斯诺用自己的专业能力为国外读者讲述中国大地上中国共产党人发生的故事，使世界重新审视近代这个多灾多难的文明古国。而作为中国文化的讲述者，我们可以看到，斯诺在讲述中国故事时采用了很多文化共情的方式。例如，在中国的14年间，斯诺选择在中国各地进行实践调查，并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而这一身体力行的调查方式也使其能够进入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带，并对之展开进一步挖掘。此外，斯诺始终保持与权力的感知距离，从而保证了报道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更为重要的是，斯诺在报道时始终选择立足于本土的讲述方式，并选择通过不断的阅读与广泛的旅行去真正理解这些文化差异存在的原因。而此种新闻精神也为我们今后进行跨文化报道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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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恩源（2001—），男，江苏宿迁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人物史。
指导老师：冯广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