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强调，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系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这很接地气，因为垃圾问题不仅在中国，也是世界各国都必须面对和解决好的社会管理的问题。这个看似“上不了台面”的问题，实则庞大而复杂，不仅是一个城市和国家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而且具有长期性、反复性和艰巨性的特征。
北京是一个大的移民城市，人口众多。面对这样一个超大型城市的垃圾处置，需要有清醒的认识：第一，垃圾分类有公众性、系统性、长期性、循序渐进、由简入繁这些规律，对这些规律认识不足，就会走弯路。垃圾处置是有系统性的，前端分类容易，分开之后还得分别运输、分别处理、分别加工，这就涉及到后续产业、后续设施的问题。第二，是它的公众性。世界上没有不产生垃圾的人，既然每个人都是垃圾的制造者，那么每个人就都应该承担垃圾处理的责任，这是它的公众性和社会化，包括社会监督、公众参与。公众性本身就难平衡，因各地生活习惯不一样、经济水平不一样、风俗不一样，所以垃圾管理也迥然不同。现在既没有严苛的处罚，也没有诱人的利益，完全要靠觉悟来实现公众性，这就决定了这项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国外也一样。德国的垃圾分类已有22年，至今还有20%的人不能按照规矩去做。日本的垃圾分类也有20年了，现在17%的个人还不能按照规矩去做。我们必须承认，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和努力，北京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和进步。首先，大家都知道了垃圾分类这个事，知道怎么分、有什么好处，这说明政府投入大力做的宣传工作到位了。其次，是完成了支撑垃圾分类的系统性建设，比如后端的焚烧厂、填埋场、堆肥厂、再生塑料厂、再生纸厂、再生金属厂等等设施。垃圾分类基本上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完成系统性建设相当于垃圾处理的硬件已经备好，目前尚存的是公众习惯有欠缺、精细化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特别是体制和管理方面的问题。比如，之前的农村垃圾是没人管的。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后明确了农村垃圾实施城乡统筹，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管，但是至今尚未出台管理和规划方案。此外，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统计数据也不准确。比如，北京行政辖区16400平方公里，但是建成区只有2000多平方公里，目前的统计数据就是指这2000多平方公里的建成区，余下的都是乡下农村，没有计算在内。从全国情况看，已建成的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50%没有按照标准建设，或者没有按照标准运行，存在严重的二次污染；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工作虽分属多个部门却无人执行。
再有，我们需要认识到，垃圾分类不等同于“居民垃圾分类”，要先做好大分类，即大类粗分：建筑垃圾、餐厨垃圾、园林垃圾、电子垃圾、医疗垃圾等要分开，这跟居民是没关系的；然后是二级分类，即“拾荒大军”的作用，他们把里边能卖钱的玻璃、金属、塑料、纸胶、皮等等全部拣出去了。在“拾荒大军”的鼎盛时期，北京市一年运出的废物为700万吨，一年进处理厂过磅的垃圾也是700万吨，不仅解决了十几万人的生存问题，还给政府节省了7-10亿的处理费。“拾荒大军”的作用不应该忽视，而应进行正确引导和规范，继续发挥其作用；三级分类是居民层面进行的分类；四级分类是在被丢弃变成垃圾之后，在收集运输和转运处理的过程中，通过机械进行分选，如磁选、弹跳筛、离心机等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垃圾管理对策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产业化、社会化”五个原则。现在，大多数人都知道垃圾分类是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而对产业化和社会化还不太了解，这是因为我们一直把力求从源头减少垃圾的“减量化”与“资源化”排在了最前面，而把无害化放在了后面。产业化是指企业运作，社会化是指公众参与。垃圾处理就是末端处理，就是无害化。说垃圾管理，垃圾管理就在于这个“管”字。与其要承受巨额投资，大规模建设垃圾处理厂，背负沉重的运营负担，则不如在“管”字上下功夫，预防为主，少产生垃圾。
还有，农村垃圾的管理与城市迥然不同。10年前，我们在北京市门头沟王平镇的16个自然村搞农村垃圾分类。一进村，村主任就问我“搞这个有什么好处？”我说好处是免费给你油盐酱醋和洗衣粉。他说好。于是全村就搞起来了。王平镇的16个村全搞了，后来又向其他区域推，现在北京市70%的农村垃圾都管起来了，走在了全国前列，是第一位的。王平镇作为农村垃圾管理试点成功了，后来全国农村垃圾管理陆陆续续由地方政府牵头学习“王平模式”，如浙江的金华、义乌等地都在复制“王平模式”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成功经验证明了实用性比先进性更重要。“王平模式”中的这些举措实际上是一些奖励手段；利益不够诱人，处罚也不严苛，所以在居民中推行垃圾分类一度进展缓慢。日本的垃圾分类与诚信记录挂钩，影响升学、就业、贷款、签证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也要从制度上加以设计，宣传教育的同时得有鼓励措施和处罚措施，不能用奖励的举措完全代替处罚。
所以，下一步我们要对在建和已建成的垃圾处理厂严格验收、严格监管的同时，是否可以考慮由地方最高行政领导牵头，比如由市长牵头，协调商务、农管、市政、科技、发改等部门，依法努力推进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工作，制定各地的垃圾减量化、资源化行动计划，并对计划实施考核，纳入年度考核。积极探索农村垃圾管理有效的、可持续的模式，比如采用“王平模式”管理农村垃圾，积极探索适合农村垃圾环保的小型处理技术和运营经验。农村面积大，得有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当然更应该明确统一的责任部门和统一核算。特别是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共享的大平台，对垃圾处理厂的进出量排放达不达标，实行实时监测、在线监测。这个数据不仅要给主管部门看，还要给环保部门、社会组织、垃圾场周边的居民们看，要求各种处理设施对排放实时检测、公示，组织专家、周边居民建立举报处罚机制，让大家共同来监督。
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垃圾分类工作的长期性、反复性与艰巨性等特性，打好这场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