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译之难，素为包括翻译名家在内的翻译者所公认。文章介绍了作者参与《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项目、承担词条英译初审工作的体会。作者从亲身体验中选取实例，探讨社科名词汉译英的若干难点以及应对之策。
关键词：翻译；信、达、雅；动态对等
中图分类号：C04；G206；G210；H059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3-8578.2018.06.001
On Some Difficulties i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of Terminologies in the Disciplin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ZHANG Yonghua
Abstract：It is universally recognized by translators， including famous ones， that translation is difficult indeed. This article presents an account of the authors experience gained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the “Terminologies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project. The author also explores some difficulties in the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of terminologies in social sciences.
Keywords：translation；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dynamic equivalence
收稿日期：2018-07-06
作者简介：张咏华（1955—），女，博士，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学。通信方式：yonghuaz@shu.edu.cn。
翻译作为不同文化间交流沟通的桥梁，在中外历史上均自古就存在，而并非自系统的翻译理论出现后才开始。但严肃的译者在其翻译过程中都会反复考虑如何使自己的翻译成为好的翻译，如何尽可能克服难点，做到不曲解源语作品的意义，以期有助于受众了解这种意义从而达到服务于跨文化交流沟通的目的。而找出好的翻译的规律、翻译过程中攻克难点的规律，树立好的翻译的标准等，正是关于翻译的学理思考中的重要问题。诚如有学者所言，虽然翻译“实践并不以理论的存在为先决条件，但其发展却离不开理论的促进和提升” [1]。
一何谓好的翻译？——相关译论简单回顾
实践是认识之源、理论之源。中外历史悠久的翻译实践，推动了关于翻译的学术思考，由此产生了译论，其重要研究问题之一就是何谓好的翻译、标准何在、如何达到。中外翻译名家和理论家对此做出了一系列理论概括。简单说来，盡管中外研究界使用的术语有差异，但均在不断探讨如何才能更好地在文本的语言转换时尽可能完整传达源语（亦称“译出语”）文本的意思。限于篇幅，此处拟仅探讨译界关于 “意译”和“直译”（在中国）的讨论和争议，或者“形式对应”和 “动态对应”/“功能对应”之区分（在西方）。
在中国，向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闻名遐迩的翻译名家严复提出了“信、达、雅”说，这一说法，可以说代表了重“意译”的翻译思想。严复的观点自提出以来经历过不少争议，但却迄今影响深远。这位翻译大师，是在其著名的汉译社科经典之作《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提出这一观点的。他写道：“译事三难： 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背本文。”“《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2]
可以看出，在严复看来，如何做到“信、达、雅”是翻译工作的三大难点（“译事三难”），但又是好的翻译应追求达到的标准，而其中尤以“信”（忠实于原文）为首要追求，而“达”也是必须追求的，因为如果做不到“达”，目标语（亦称“译入语”）的读者无法读通、读懂，就等于没有翻译。他自述在翻译中先由仔细解读源语文本“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入手，而后采取种种利于“达”的方式进行翻译，其旨在“为信”。作为学贯中西而又曾长期浸润中国传统文化的清末维新派思想家，严复认为儒家经典中关于行文修辞表达应遵循的原则也是翻译工作的楷模，提出“信、达”之外的又一追求：“尔雅”。自严复的“信、达、雅”说提出后，对之的争议主要是关于“雅”。持不同意见者认为，“雅”这样无法通用的翻译标准不能成立，因为倘若源语文本中本就有不雅的文字出现，译文怎能“雅”而仍然“信”呢？笔者以为，严复提出“雅”的标准，自有社会历史背景上的缘由，牵涉到其翻译的目的，译文的读者对象，其选文本本身的风格，他所期待的译文效果等。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下，严复翻译的主要读者对象，是维新派士大夫之类的精英，而严复作为怀有“西学救国”想法的翻译大师，选来翻译的均是西学经典名著，源语文本的文字本是庄重典雅的，在“信、达”之外加上“尔雅”的追求，与严复当时翻译实践的经验相吻合，也有助于严复达到他翻译的目的。而站在今天的历史坐标上来看，不妨把“雅”这一标准视为对译文与源语本文的风格尽量保持一致的要求，这是高难度的标准，但追求高标准的立意值得提倡。
蜚声世界文坛的鲁迅的翻译思想，则与严复的思想有所不同。鲁迅的译论以“信、顺”为核心，似乎在“直译”还是“意译”之间，天平多少向“直译”偏一些。鲁迅对忠实于原文、不能曲译备加重视。针对当时文坛流行一些译文很美但误译不少的译作，他突出强调将“信”放在首位。在鲁迅看来，翻译应追求做到“信而顺”，但倘若二者无法兼顾时，则“宁信而不顺”。即使句式不合中文传统句式，也可不仅“输入新的内容”，而且也“输入新的表现法”[3]。不难看出，严复和鲁迅实际上都把“信”放在好的翻译作品标准的首位。
在西方，早期翻译界常把faithfulness（“忠实性”，亦即“信”）和accuracy（“准确性”“精确性”）作为好的翻译应有的特点[4]。而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则见仁见智。在现代西方翻译界，影响深远的译论包括18世纪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1749—1814）的“翻译三原则”论和20世纪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奈达（Eugene Nida，1914—2011）的“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理论。泰特勒在《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1970）中提出翻译的三原则：（1）译作应该完全移译出原作的思想；（2）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的性质相同；（3）译作应具备原创作品般的流畅性[5]。不难看出，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论与严复的“信、达、雅”说尽管在排序上有所不同，但实质可谓异曲同工。
奈达自20世纪60年代起，接连发表了一系列著述，阐述了“动态对等”“功能对等”翻译理论。奈达认为，每种语言都有其自身别具一格的特点，这些特点必须受到尊重[6]3-5。奈达既看到“能用一种语言来表达的也可用任何其他语言来表达”[7]，又看到翻译中信息流失的可能性，指出“没有一件译品能把原作的内容和形式全部、彻底地移译过来”[8]。在奈达看来，由于每种语言都各有其特点，在翻译中形式有时不得不改变，但是“信息的内容必须被保留”[6]6。根据奈达的理论，（1）翻译必须首重致力于再现源语文本的讯息；（2）翻译应追求信息对等而不是保存表达的形式；（3）翻译应使用最为接近的自然的对等；（4）意义、意思优先于结构；（5）风格尽管与内容相比在其次，但也必须保存[7]。在奈达看来，有些情况下，为了做到“功能对等”“动态对等”，就不能拘泥于“形式对等”，例如，当“形式对等”会造成意义上的曲解、导致歧义或有悖于目标语的语法或文体规范等时。奈达洞察到翻译的复杂性，认为翻译过程所包含的对源语文本的解读涉及较为复杂的分析过程，需要至少做三个层面的分析：文本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语法关系；语义单位的所指意义；语法结构和语义单位所隐含的价值观[9]。
中外这几位译学大家的译论尽管有所差异，但一致将信守原文的意义视为首要原则。
二关于翻译标准及直译与意译的思考同本项目的相关性
笔者参与《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项目，既是因学界朋友之邀，也是由于笔者认识到该项目的重要性，认识到它旨在推动新闻传播学科专业术语的规范使用及基础名词建设，从而愿意为之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在项目接近尾声时回顾一下参与过程，笔者发现关于翻译标准及直译与意译的思考曾作用于本人的参与过程。
首先，由于我所做的工作，除了那些条目撰写者未提出初译的少数条目外，基本上是初审他们的条目英译并在需要时做出修改，因此笔者的工作必然涉及对初译的判断，这就有一个判断依据的问题，也就与翻译标准有关了。坦率说来，笔者在参与过程中时时告诫自己不要随意妄改别人的英译，不要闹出修改后的英译反而不如初译的笑话。为此，笔者在参与项目过程中曾不惜再三查看、对照本学科领域英文原版的学术文献和参考工具书，以期弄清条目的概念本身在英文中是否有对应的术语。笔者对于“發展新闻学”和“时效性”英译的处理就是以英文中所具有的新闻学术语为准的。这两个条目的英文术语，笔者原本是相当熟悉的，但在进行英译初审的过程中，为避免因想当然而将原本准确的初译改去，笔者又参阅了若干英文材料，觉得需要对这两个条目的英文初译（分别为developmental journalism和time efficiency）做修改，后分别改为development journalism和timeliness——英文中原有的新闻传播学术语。鉴于这两个条目的初译，字面上和语法上并没有错误，因而确实需要慎重对待是否要修改。尤其是“发展新闻学”，因为英语中还有developmental news这个术语而曾令笔者犹豫了一阵子。最后笔者感到“新闻学”的概念不等同于“新闻”或“新闻报道”，从而确定“发展新闻学”的对应英文术语是development journalism。
其次，由于笔者参与过程中所做工作的性质，笔者很自然地不断思考何谓好的翻译以及如何达到的问题，并常常在直译和意译之间徘徊、犹豫而最后做出选择。有几个条目的英译处理过程在此可作实例，它们是：“入境信息”“出境信息”“舆情”“沙利文案”等。前面两条，笔者收到的条目撰写者的初译分别是import information和export information；如果仅考虑语言不出错，笔者需要做的似乎就是改成imported information和exported information那么简单。但是笔者在解读条目内容原意时，感到我国学界使用“入境信息”和“出境信息”概念时是描写进入和离开一个国家的信息的情况，而并没有主动“引入”和“输出”的意味在内；而entry等词也无法使用，因为entry information指的是人们出入海外时在外国入境时填的信息。如何译出原意很费思量。通过一番资料查阅和思考，笔者感到要译好“出境信息”相对容易些，因为英文中有outbound information的搭配用法。那么“入境信息”怎么译好呢？笔者思索了几天也未有结果。后来还是由英译终审专家、现定居国外的居延安教授将这两条的英译分别改成了information from abroad和outbound information from a country。现在回想起来，笔者思索几天未做决定的原因，是拘泥于字面上的对应，没有很好处理“直译”和“意译”的关系。关于“舆情”条目，笔者收到的初译是public intelligence，字面上来说没有语言错误，但笔者在解读条目意义时，感到条目中的“情”并非“情报”的意思，而是指舆论的“情况”或者说“状态”，并伴有公众的态度、情绪的意味，经再三考虑，提出了改为（state of ） public opinion/public sentiment的建议。“沙利文案”，初译为Sullivan Case，从直译的角度说毫无不妥，但考虑到该案发生在美国，它一直被称为Sullivan vs. New York Times，而且案子总是有控方和辩方，Sullivan vs. New York Times更为精确地体现条目的内容，笔者在犹豫了一下后将英译改成了Sullivan vs. New York Times。
上述实例，说明关于直译与意译的思考同本项目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三笔者体验的社科名词汉译英若干难点及应对的尝试
在初审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英译的过程中，笔者体验到的难点主要有：（1）由词语的多义项造成的选择最佳目标语对应词的困难；（2）含有负载价值观含义的词语（褒义词或贬义词）因中英语言文化差异带来的翻译困难；（3）单独翻译词条的名词缺乏语境“援助”导致的达意困难；（4）“压缩式”联合造词生成的语汇的翻译困难。笔者分别为克服这些难点做了尝试。下面将举实例一一佐证。
（1）由词语的多义项造成的选择最佳目标语对应词的困难。“新闻规律”这个词，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常用，在理解方面也有共识。但涉及翻译，笔者却发现要用英语来准确表达其义颇为不易。笔者收到的该词条的英语初译是laws of journalism。从字面对照上，这似乎没什么不妥。但是，由于law具有多义项，除了有“规律”的意思外，还有“法律”“法令”“法规”等意思，而且后面的意思一般被列为第一义项，而根据英文新闻传播学文献中的用法，laws和journalism连用时恰恰都是取“法律”“法规”的意思；因而这样翻译就有歧义，会造成误读。因此，笔者初审时经过反复考虑，并几经请教现定居海外的几名华裔学者，尤其是本项目词条英译终审专家居延安教授，将之改成了rules of journalism。
（2）含有负载价值观含义的词语翻译的困难。中英文都各有一些明显带有褒义或贬义的词语。此时，准确表达原有含义的翻译就很费思量；如果不慎，很可能造成中英文化交流中的误读障碍。本项目中收入的“宣传”以及含有“宣传”一词的词条之翻译就是典型实例。在初次收到课题组发来的材料时，该类条目的英译，使用的都是propaganda。笔者阅后感到，这是沿用了以往我国翻译界对“宣传”一词的译法，但它并非贴切、精确的翻译：英文中的propaganda一词在现代用法中是带有贬义的，隐含为了达到施加影响的效果而“不择手段”、不惜以“歪曲的信息或误导性信息蒙蔽接收对象”的意思，在英文中，人们不用propaganda来指述己方的劝服性传播，而在批评攻击他方的劝服性传播工作时使用。但中文的“宣传”一词，意为“用演说、文字、文艺等方式向群众说明讲解”[10]，这里并无任何贬义。而在语用上，该中文词更是往往用于正面。而从实际效果来说，以往那种译法更是出现了引起国外对中国误读的情况。于是，笔者综合考虑了这些情况，并根据目前我国新华网英文版以及外宣报纸《中国日报》（China Daily）对“中宣部”的权威译法是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提出将“宣传”的英译改为publicity。至此，似乎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在反复讨论推敲的过程中，对照含有“宣传”一词的各词条的具体释义内容，却又发现其中的“宣传（性）现象”的释义内容與其他几条有所不同，笔者意识到这大约与过去语境下的用法有关。最后考虑对“宣传”“宣传学”“新闻宣传”“新闻记者是宣传家”和“宣传伦理”诸条，英译中均用publicity一词，而对“宣传现象”“宣传模式”等词条，则根据语境特点，选择保留propaganda。
（3）单独翻译词条的名词缺乏来自语境的“援助”导致的达意困难。在项目展开的后期，课题组又新增添了一些条目，其中的“报道回避原则”堪称一例。在试译之前，笔者先向具体负责项目操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王怡红研究员咨询，弄清了该词释义内容为“与新闻事件具有个人直接利害关系的新闻工作者，不宜参与该项新闻事件报道活动的新闻职业守则”。然后笔者开始思考试译；在这一过程中，发现日常用语中的英文词avoid和evade均不能准确表达中文词条的原意。经反复推敲和查阅相关工具书，觉得法律术语中的“回避出庭”（withdrawal from appearance）所依据的法理原则同“报道回避原则”所依据的伦理原则有相通之处，因此提出：参照它，把“报道回避原则”译为withdrawal of journalists from reporting events involving their own interests。但这样译虽然基本体现出了该词的意思，却带有拘泥直译的色彩，不够精练，自己对此感到不理想，无奈一时未能想出更好的译法。于是请英译终审专家居教授指正，他将之改为withdrawal of reporters from a news event due to conflict of interest。读到这一修改后的英译版本，笔者深感很妙：精练清晰，英语的地道程度也高，而在传达中文名词的原意方面也不打折扣。
（4）“压缩式”联合造词生成的语汇的翻译困难。中国新闻界常常会通过“压缩式”造词生成一些语汇。例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经这样的方式生成了“四个文明”。这可以说是汉语的一种构词法。但这类语汇译成英语往往颇难。在最近新增添的条目中，有“四向四做”一词。该词的来历是， 2016年1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国记协第九届理事会全体代表和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获奖者代表时，发表了重要讲话，对新闻工作者提出四点希望：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做政治坚定的新闻工作者；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做引领时代的新闻工作者；坚持正确新闻志向，做业务精湛的新闻工作者；坚持正确工作取向，做作风优良的新闻工作者。笔者在被要求翻译这一名词时，觉得困难不小：“四向”分别代表“方向”“导向”“志向”和“取向”这四个并不相等的概念，怎样翻译才能准确表达出该词的含义而又不至于太长呢？考虑良久，也没有想出一个很好的英译。最后，课题组求助于居延安教授，他提出译成four guidelines and four dos。见到这一译法时，笔者不觉感叹自己大约太拘泥了，以致未能想到这样一个意译的方式。
四结语
笔者在参与《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项目、承担词条英译初审工作的过程中，为这些词的英译尽可能准确传达原意做了种种努力。但由于自身中英文造诣有限，新闻传播领域专业知识的功力也有限，因而并没有能把握十足地解决所有面临的翻译问题，也并不能说自己毫无困惑之处。例如，项目组收录的词中有“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这是在以往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的常用说法。在课题组召开终审工作会议时，对于该词中“是”的英译究竟用is还是as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用is更能体现中国当初历史语境下的特殊意思。对此，笔者个人未能很有把握地肯定二者哪种为佳，只是感到在见仁见智、意见一时难以一致的情况下，不妨以加引号的方式体现其语境。
翻译是一个追求完美、不断精益求精的过程，但项目的展开总有时间节点，参加项目的工作，也总有告一段落的时候。在临告一段落之际，写下这些体会，旨在进一步求教于方家，以期提升自身的专业修养和中英文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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