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刘源
[摘要]鄯善国本为西域古国之一，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交通枢纽，对东西方文明交流曾起重要作用，楼兰鄯善文明同样伴随着东西方文化于此交融而展现多元。20世纪初以来，塔里木盆地南缘相继出土大批佉卢文、汉文简牍文书，为鄯善国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翔實的材料。百年来，围绕楼兰、鄯善与丝绸之路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尤其结合出土文书与传统文献、考古资料进行的对比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活跃之势，成就斐然。对鄯善国于丝绸之路所处地位及其关系的研究进行回顾，并就鄯善国作为东西方文明于丝绸之路相互碰撞与融合重要的见证者、参与者角色取得进一步认知，对于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势必具有一定推动作用。
[关键词] 鄯善国;丝绸之路;中原王朝;贵霜帝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9）01-0083-06
一、缘起
丝绸之路是世界上最早开通，连接欧亚大陆众多文明的交通要道。作为古代欧亚商贸通道，丝绸之路不仅使东西方物质文明得到交流，促进了丝路沿线诸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同时亦促进了东西方精神文明的相互碰撞与融合。古代西域各国，作为东西方物质与精神文明汇集之地，更是见证与参与丝绸之路交通史诸多不朽，首屈一指，为鄯善国。
鄯善国地处丝绸之路西域道之要冲，其国境位于今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南部，疆域西至今和田地区民丰县一带，向东则达塔里木盆地东端的罗布泊地区。鄯善国本名楼兰（Krorayina），汉张骞西域凿空，楼兰王国与中原王朝始有接触，时楼兰亦处于匈奴威慑之下，故两属于汉王朝同匈奴以求自安。至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傅介子入楼兰刺杀国王安归，立尉屠耆为王并改国名为鄯善，迁都扜泥城（今新疆若羌附近），鄯善国终为汉王朝所辖。东汉末年，鄯善国逐步强大并间接吞并周邻小国，成为西域强权。时鄯善国与中原联系紧密，魏晋之时屡次遣子入侍，中原王朝亦征召军民入鄯善国内屯戍。后至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442），沮渠无讳军队大举进攻鄯善国，王城扜泥被攻陷，王廷流亡至且末，鄯善国史至此已名存实亡。
鄯善国史于传统史籍文献中所能寻觅之轨迹甚少且往往语焉不详，20世纪初，以英国探险家斯坦因（A. Stein）为代表的一批国外探险家进入我国新疆腹地进行考察发掘，先后发现楼兰、尼雅、安迪尔、米兰等具有一定规模的古城遗址、佛教寺院遗存，并伴有数量庞大的来自中原与西方的陶器、丝织品、金银器等珍贵文物出土。最可贵的是在楼兰、尼雅等遗址中发掘出土大批以佉卢文、汉文写就的简牍文书，这批文书的发现为鄯善国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亦拓宽了丝绸之路史研究的视野，构成日后研究楼兰、鄯善与丝绸之路史地之基础。百年来，东西方学者围绕新疆境内考古遗存与出土文书所进行的鄯善国以及丝绸之路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尤其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鄯善国与丝绸之路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联系的研究，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今值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丝绸之路”（德文原作Seidenstrasse{1}或Sererstrasse）{2} 概念141年之际，特撰此文，对20世纪初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鄯善国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的主要成果略作述评，冀以推进该课题的进一步研究。
二、鄯善国与周边的交通路线
鄯善国以及之前楼兰王国，皆处西域与汉交通要冲，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日本学者长泽和俊较早开始对楼兰、鄯善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内容进行研究，尤其对于佉卢文文书的分析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3} 黄文弼《两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4}和《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5}两篇论文亦较早涉及西域交通的研究，依据传统文献记载对楼兰鄯善于汉晋时期在西域南北两道中所处地位的变迁作了详细分析与考察，且黄文弼此二篇所提及楼兰鄯善地域、通道问题可与冯承钧《楼兰鄯善问题》诸观点互为补证，于后来就汉文史料所载丝路交通的对比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孟凡人另辟蹊径将楼兰从鄯善国史分离，而专以楼兰地区为研究对象，其在《楼兰新史》中就汉通西域初楼兰地区的土著文化，两汉楼兰之屯的历史、地理分析，楼兰古城之性质方面提出许多新颖观点，尤其书中言自元凤四年楼兰国更名鄯善及至前凉末，楼兰地区实际为中原各时期政权所把持，虽隶属鄯善，却于行政上同鄯善之管辖有所区别的观点，{6}使楼兰地区的历史自成体系，开楼兰史书写新篇章。
日本学者长泽和俊著《丝绸之路史研究》收录了作者多年来对丝绸之路所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尤其对于佉卢文文书的年代，楼兰国史，以及张骞、甘英、法显等人的西行等问题所进行的研究，皆有所突破。{7}尤其是对鄯善国驿传制度的研究，对于认识鄯善国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及其中继贸易的繁荣，颇有开拓性意义。{8}余太山著《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以汉朝至隋朝各个历史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政治关系为主要内容进行了梳理，并对张骞、甘英西使、通西域路线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9}由他主编的《西域通史》亦对鄯善国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重新定义。{10}此外，与之相关著作还有近年石云涛著《三至六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中西交通新路线的开辟，交通条件的发展，丝路沿线各城市间的连接，丝路贸易的发展等方面问题进行考察，并同两汉时期中西交通贸易状况作了较为广泛的对比分析。{11}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韩森（Valerie Hansen）新著《丝绸之路新史》依据新刊资料基础上给予丝绸之路史研究新的视角，她对丝绸之路作为国际贸易商道重要性问题予以否定，强调丝路在语言、宗教、技艺等方面的传播意义，尤其论及丝绸之路往来贸易关系时，强调其贸易的当地性以及地区间的较小规模交易。{12}韩森教授之观点虽有进一步商榷之处，但值得注意，特别是在研究鄯善国同丝绸之路经济联系方面，有助于我们对二者之联系进行重新认识。
三、鄯善国与中原王朝之关系
自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傅介子刺楼兰王而后更名楼兰为鄯善，中原王朝同鄯善国便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联系。汉晋时期的中原王朝在鄯善境内进行屯田，屯田之法自汉朝起作为中原王朝保障丝路畅通以及对西域直接管理的手段之一，对包括鄯善国在内的西域诸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长泽和俊对魏晋时鄯善境内屯戍进行对比，认为晋对西域之经营实际是继承魏之屯戍，并给予诸国王以“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的职位，使之隶属于晋。{13}长泽和俊对于出土汉文简牍所记魏晋楼兰屯戍亦做过一些分类考证，如屯田官制、开发与经营、监察与缉捕犯人、贸易等{14}，但其分类与考证仍是初步的，而后伊藤敏雄继承并细化了对出土汉文简牍文书的分类，其从屯戍构成、口粮支付、器物发放、屯戍活动、西域经营等五个方面问题对楼兰、尼雅出土汉文文书进行系统整理。{15}孟凡人则将重点放在魏晋楼兰屯田的规模、戍卒人员组成以及生产率等问题，指出楼兰屯戍使当地粮食产量基本实现自足，此亦成为后来魏晋在楼兰设置西域长史机构的基础。{16}张德芳从悬泉汉简入手，对简牍所记西汉时期轮台、渠犁、伊循等地的屯田记录作深入分析，阐述东汉“三通三绝”时期伊吾、楼兰等地的屯田活动，较为全面地勾勒出两汉西域屯田状况的总貌，并肯定两汉西域屯田带给当地的经济效益以及作为中原经略西域重要政治措施的意义。{17}李炳泉则指出西汉伊循屯田对汉经略西域过程的影响，其认为西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后不久开始屯田依循并不断扩大规模，是汉中央同匈奴争夺鄯善的需要，亦是为有效控制西域南道，但客观上屯田之举的确极大推动了西域经济。{18}中原王朝于楼兰鄯善各地的屯戍活动自汉至魏晋持续进行，从目前的认识来看，历代对屯田西域出于政治与经济的考量均十分慎重，其屯田制度、规模、人员等方面一定程度讲亦多效仿前朝之法，有变更，亦有传承。
关于鄯善国同周边关系问题的研究目前专而论之者较少，肖小勇对汉文史籍所载汉晋时期楼兰鄯善在其历史发展中同汉晋王朝、匈奴及西域邻国之关系进行梳理，并指出同匈奴、中原王朝之臣属关系始终主导着鄯善国历史进程，而与周邻诸国之联系次之。{19}张德芳则从悬泉汉简中发现，自楼兰国至鄯善国时期，皆有国王途经悬泉置到汉朝的记录，并指出汉设西域都护府管理西域后，鄯善与汉朝保持了频繁的使节往来与朝贡关系，其既受西域都护管理，又作为特殊地区入汉朝见天子，保持政治上的往来及丝路畅通。{20}佉卢文文书中对鄯善国同周边地区关系的内容较少，但随着新出文书的不断刊布，其中一些訊息指向使得汉晋时期鄯善国同于阗、龟兹的关系亦逐渐清晰，此亦需后来学者对文书内容的继续解构。
在印度的犍陀罗文化进入鄯善国之前，楼兰、鄯善文明更多的是本土原始文化与汉文化的交织，而汉文化，自进入西域起便不断影响西域诸国的本土文明。汪宁生从农业、手工业、商贸及语言文字等方面就汉晋时期中原对于鄯善等国的影响作了详细的对比研究，且作者所强调的，是自公元2世纪末随着西域列入祖国版图，不仅于政治上受中原管辖，经济与文化上也一直与中原保持着密切联系。{21}林梅村则对尼雅所出39件汉简进行了释读与年代分组，进一步确认西域诸国最初使用的官方文字为汉文，且其提出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使用汉字的历史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末至前1世纪初。{22}
四、鄯善国与印度贵霜之关系
鄯善国与贵霜帝国的关系几乎不见于传统文献记载，在对尼雅、安迪尔、米兰等遗址发现的贵霜佛教建筑以及出土的佉卢文书研究中，鄯善与贵霜之关系是学术界争论较多的问题。鄯善国所通行的文字是来自印度西北的佉卢文，所奉行的宗教是来自印度的佛教，且鄯善国境内考古屡见带有印度文化因素的遗存。关于印度贵霜文化传入塔里木盆地，传入鄯善的方式，这一问题在学界形成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贵霜国曾一度统治过鄯善。英国学者布腊夫（J. Brough）最早提出鄯善国与贵霜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尤其认为在公元2世纪后半期鄯善国曾被贵霜帝国统治，并以此视作佉卢文传入鄯善的原因，{23}此观点在国际学术界广受关注与认同。{24} 后由长泽和俊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将鄯善划分为两个王朝，即公元前55年从属于西汉的第一王朝和2世纪后半期被来自贵霜的移民所统治而从属于贵霜帝国的第二王朝，直至230年贵霜为萨珊王朝所灭，鄯善第二王朝才得以独立，后为晋所统。{25}此外美国学者希契在《贵霜与塔里木》中引用多位学者之论证证明贵霜统治塔里木盆地之说，并指出贵霜大约于公元90～125年曾统治塔里木盆地。{26}
第二种意见认为贵霜移民曾流寓中国。马雍曾在《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中考证认为，公元2世纪贵霜境内的月氏人曾成批迁至中国各地侨居，他结合227年蜀丞相诸葛亮诏书认为其中所提及“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当指西域鄯善、于阗王及其来自贵霜的贵族臣属，鄯善之使用佉卢文亦与这些侨民有关。{27}王炳华就佉卢文书中出现所谓“贵霜军”字样分析认为三国时期有贵霜王国移民进入西域，并作为一支寄寓力量受当地王国管制，并对鄯善国的统治产生过一定影响，{28}这仅能证明贵霜帝国与西域有密切联系，难圆统治之说。孟凡人则更为确切地指出“贵霜统治鄯善”说时间上的漏洞，并结合传统文献重新分析佉卢文资料记载，对所谓“鄯善第二王朝”之说提出反驳。{29}林梅村论及加盟鄯善的贵霜难民问题时，就“贵霜统治鄯善”之说从佉卢文的记载、佉卢文传入鄯善国后语法的改变等方面明确否定了这个命题，并结合出土文物与文书分析认为，楼兰与尼雅一代发现的寺院遗址以及犍陀罗艺术风格遗物同东汉末年在鄯善活动的贵霜人有关。{30}
第三种意见认为贵霜文化沿丝路传播至鄯善。印度学者慕克吉就新疆和田所出“汉佉二体钱”与印度帕提亚铸币的联系以及对佉卢文文书研究推测，在贵霜帝国势力东扩以前，佉卢文已传播至鄯善地区，同时他认为鄯善国宗教、文化、行政管理长期受印度影响，以鄯善国位于丝绸之路要途，贵霜帝国全盛时借由商贸之路其宗教、文化得以东传，贵霜帝国同鄯善自有所接触与影响，但并非统治，{31}日本学者小谷仲男通过西域出土的贵霜钱币，指贵霜王朝与西域之间存在着经济、政治与文化的交往。{32}后来陆续有学者亦将商贸传播与宗教传播视作印度文化传入塔里木盆地两个重要的途径。
目前对于贵霜曾统治西域于阗、鄯善等国的理论已普遍为学界所摒弃，随着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认知的不断深入，宗教与商业贸易逐渐成为丝绸之路沿线文明交流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丝路商贸一定程度上讲地域性较强，东西方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本身所带有的多地区、多民族文化因素已是一种明显的迹象，当我们透过西域诸国文化而去看丝路沿线诸文明，通过对多地区文化因素间的对比研究，自当梳理出不同地域文化传播的基本脉络。
五、鄯善国与丝路贸易
鄯善国作为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中西经贸皆汇集于此，且鄯善国本身同中央王朝与周边邻国关系密切，商业往来自然频繁，楼兰、尼雅等遗址发掘出大量丝、棉、毛织品，木器，以及玉器、玻璃制品等，其制作工艺多来自中原、中亚、西亚等地，可以想见当时此地商路之盛况。虽然从现有的文献资料中找不到鄯善国内市场繁荣的实证，但来自中原、贵霜、波斯乃至罗马等地的各类物品、丝织品在鄯善国内流通，尤其来自中原的汉文化与来自贵霜、萨珊等地的印度、波斯文化于鄯善国交融，可知彼时往来鄯善国的商旅贸易，尤其伴随着丝路沿线诸国的转运贸易，是长久而持续进行的。{33}
鄯善国从汉代起至南北朝时期同内地政权的贸易联系，陈竺同遗著《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34}中对东西方商旅的西去东来，以及西域输入内地毛织物等问题作过较为详实的介绍。张荣芳认为中原同鄯善之贸易有着深刻政治、经济背景而非偶然，初往来使者所携带之丝绸已具贸易性质，且鄯善与中原的丝绸贸易形式有两种，即政府间主导的，设专门机构管理，政府官员参与其中的官方贸易，以及民间胡汉商人往来贩运的自由贸易。{35}此外高荣指出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农牧业经济、社会环境，商业贸易以及“谷帛为市”的货币体系对西域诸国经济影响甚深，尤其这一地区为当时中原沟通西域、发展丝路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所发挥了重要枢纽作用。{36}
鄯善国使用的货币问题，按照当地民族的习惯，日常生活中的交换媒介，一般为牲畜或者手工制作的产品，而远距离交换，亦或是同外族商旅贸易，所用交换物品一般为贝和玉石以及丝织品、金属产品等。这仅为贸易支付方式的一种，而就货币而言，蒋其祥考证鄯善境内发现有西汉的榆荚半两钱、五铢钱等中原货币，同西域龟兹五铢（汉龟二体钱）、汉佉二体钱以及西方货币出土，提出这些外来货币或曾用于商贸交换而于鄯善国内流通。{37}杨富学则认为佉卢文文书中出现的“dhane” “drachma” “sadera”三種货币应为西北印度诸国仿希腊货币形式而制成的金币、银币，间接取自犍陀罗地区，而当地通常使用的是“穆立”（muli）作为价值或价值单位，并推出1穆立约为1弥里码谷物价值。{38}黄志刚、魏拥军通过对出土的佉卢文书内容研究，认为佉卢文书所提及的“穆立”，1穆立应与银钱1文相等，其应是北印度人对萨珊王朝银钱的称呼，于阗和鄯善人将该名词借入使用，其含义及价值与罗马钱币“德拉克马”相同，并指出公元3～5世纪鄯善和于阗的政治经济生活状况完全相同，其货币经济形态亦相同，鄯善国也在使用于阗铸造的二体钱。{39}关于“穆立”（muli）目前普遍的定义是通行于佉卢文书中的度量单位，常用于价值、货币单位。1穆立（muli）之价值等于20弥里码（milima），等于40硒（khi），约合今天市斤20公斤。{40}韩森（Valerie Hansen）在其近作《钱币及其他形式的货币在丝绸之路贸易中的位置》一文中就钱币之于丝路贸易是否重要这一论题着重进行探讨，她提出在鄯善国内，尤其尼雅地区呈现出多种交易媒介并存的局面，谷物、丝织物等发挥了货币作用，当地人普遍以布匹、动物等用作实物交换，上层贵族及外来者则多用金银币、丝绸、金属器物等进行交易。{41}而将这一现象放之于丝路贸易，尤其考虑到中亚陆路贸易的地方性，物物交换为主要，货币在这些地区的流通或许会随着贸易频繁而趋向多样化，但其流通范围以及媒介作用，势必会有所减弱。
六、结语
百年来围绕鄯善国及其同丝绸之路在考古、语言、地理、历史等领域研究均取得了可喜成果。尤其国内对于佉卢文文书以及鄯善国史的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的30余年间，研究范围的广度与深度皆迈入新的阶段。众多研究成果不仅为鄯善国史的进一步丰富起到推动作用，并且将鄯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艺术方面与丝绸之路千丝万缕之联系十分清晰地展现在世人眼前，引人注目。
因传世文献记载之缺漏，关于鄯善国史的构建仰赖当地出土文书的记载，特别是佉卢文文书所记鄯善国历史文化诸方面的细枝末节。结合鄯善国境内考古发掘与佉卢文文书内容进行相互补正，是一直以来鄯善国史研究的重要方向，且研究之进一步深入仍需今后在语言、考古领域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努力。但同时亦需注意，因不同学者对佉卢文文书所进行的不同解读，楼兰、鄯善研究中一些存在争议的论题本就扑朔迷离，而在一定程度而言，一些佉卢文文书存在被过度解读的现象。同时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正在被不断放大。在这样一个研究趋势之下，诸如韩森教授对丝路贸易之地位及商道重要性提出的质疑{42}无疑是非常令人深思的。这对后来的研究者亦作了提示，尤其在鄯善国与丝绸之路关系的研究方面，仍要回归其研究本质，即对佉卢文、汉文文书等第一手资料进行科学地，深入地分析理解。同时仍需将文书与传统史料、考古以及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相结合，融会贯通，以还原鄯善国身处丝绸之路中其本来面貌。
[注 释]
①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iindeter Studien，Bd. 1，Berlin，1877， S. 496.
{2}Ferdinand von Richthofen，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iindeter Studien，Bd. 1，Berlin，1877，S. 491.
{3}[日]长泽和俊：《楼兰王国》，角川书店1967年版。其中第四章《佉卢文书》由何方译载《考古学参考资料》第3～4期合刊，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34～167页。
{4}黄文弼：《两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西北史地季刊》，1938年第1卷第1期，第32～35页（收入氏著《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6～81页;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39～42页）。
{5}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史学集刊》，1947年第5期，第111～146页（收入氏著《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209页;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316～339页）。
{6}孟凡人：《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
{7}[日]长泽和俊：《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9年版;[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8}[日]长泽和俊：《鄯善王国の駅传制》，《オリエント》，1964年第7卷2号，第1～14页（收入氏著《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9年版，第215～227页;[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24～236页）。
{9}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0}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1}石云涛：《三至六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
{12}Valerie Hansen，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 162-164;[美]芮乐伟·韩森著、张湛译：《丝绸之路新史》，北京联合出版社公司2015年版，第298～300页。
{13}[日]长泽和俊：《いわゆる晋の西域経営について》，江上波夫教授古稀纪念事业会编：《江上波夫教授古稀纪念论集——民族·文化篇》，东京山川出版社1977年版，第85～103页（收入氏著《シルク·ロード美史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9年版，第65～81页;[日]长泽和俊著、钟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论所谓晋之西域经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1～89页）。
{14}[日]长泽和俊：《魏晋楼兰屯戍考》，《史观》，1975年第92期，第21～39页（收入氏著《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魏晋楼兰屯戍考》，东京国书刊行会1979年版，第82～112页[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魏晋楼兰屯戍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0～121页）。
{15}[日]伊藤敏雄：《魏晋期楼兰屯戍の基础的整理》，《东洋史论》，1983年第5期，第38～58页;[日] 伊藤敏雄著、钟铭译：《魏晋时期楼兰屯戍基础的整理》，《新疆文物》，1987年第4期，第59～82页。
{16}孟凡人：《魏晋楼兰屯田概况》，《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第349～355页。
{17}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第113～121页。
{18}李炳泉：《西汉西域伊循屯田考论》，《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第1～9页。
{19}肖小勇：《楼兰鄯善与周邻民族关系史述论》，《新疆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112～118页。
{20}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楼兰（鄯善）同汉朝的关系》，《西域研究》，2009年第4期，第7～16页。
{21}汪宁生：《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第23～42页。
{22}林梅村：《尼雅汉简与汉文化在西域的初传——兼论悬泉汉简中的相关史料》，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40～258页（收入氏著《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0～109页）。
{23}J. Brough， Comments on Third-century Shan-shan and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XXVIII-3，1965，pp. 587～590.
{24}如Helen Wang，Money on the Silk Road. The Evidence from Eastern Central Asia to c. AD 8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p. 34.
{25}[日]長泽和俊：《楼兰王国史研究序说》上、下，《东洋学术研究》1972年10卷4期、11卷1期，第83～108页、第60～95页（收入长泽和俊：《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楼兰王国史研究序說》，东京国书刊行会1979年版，第157～214页;[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楼兰王国史研究序说》，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0～223页）。
{26}Douglas A. Hitch，Kushan Tarim Domination，Central Asiatic JournalVol. 32，No. 3/4，1988，pp. 170～192; [美]道格拉斯·A·希契著，胡锦洲译：《贵霜与塔里木》，《新疆文物》，1992年译文专刊，第124～1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