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2月的一个晚上，周恩来总理接见即将出国的同志，其中有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后准备重返驻外使馆的使节们，如我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飚和驻法国大使黄镇等，也有新派出国的一些同志，我属于后一类，我将去驻古巴使馆工作，
当时外交部在东交民巷办公，分成两部分，大部分人集中在原六国饭店（后因火灾被毁，改建为宿舍楼，即现在的东交民巷30号）和苏联专家楼（即现在的华风宾馆）搞运动，称为“运动班子”;少部分人在东交民巷15号（后称西哈努克宾馆）搞业务，称为“业务班子”。我在由原来的美澳司、西欧司和国际司合并而成的欧美司工作，是司领导小组成员，后来被组织派去古巴使馆工作。这是我进外交部后第一次出国工作。
我们出国人员加上部、司有關领导共40多人参加了接见。周总理照例是在简朴的西花厅会议室接见我们，我已好久没有聆听周总理讲话了。他还是穿一身旧的灰色中山装，看上去比以前瘦多了，见此情景我不觉一阵心酸。平时总理日理万机，为国家和人民而操劳，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要应付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捣乱和破坏，怎能不消瘦呢？在这种情况下他老人家还抽时间接见我们出国人员，又怎能不使人感动呢？
为了认识到会的人，周总理总要按名单点名，点到谁就要站起来，有时还要问几句话。当点到我时，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苏北人，总理“噢”了一声，说“那我们是同乡了”。由于人多我不好意思多占总理的时间，没有多说。
总理点名后，接着就做了重要指示。总理主要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交工作中的极左思潮进行了批评。他说，“文化大革命”以来大部分驻外使节及其他外交人员被先后分批调回参加运动，对了解国内情况、总结工作经验教训、学习和提高思想水平是有好处的，但不能长期离开使馆，现在我国驻外使馆工作人员太少，影响了外交工作的正常进行。你们要尽快出去，充实使馆的力量。外交工作是一条重要战线，不可或缺。总理说，今后要继续执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各国搞好关系。总理批评外交领域的极左言行是“四面出击，到处树敌”，是无政府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总理还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把驻在国和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报回，特别是一些重点使馆还要关心国际全局，报回你们前线的看法，当好国内的参谋。另外，总理还就一些国家具体工作作了交代。
“文化大革命”不仅使国内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也使外交工作受到了严重干扰。林彪伙同江青、康生等人，凭借手中的权力煽动极左思潮，插手外交工作，把新中国17年来的外交路线污蔑为“三降一灭”（即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革命），还支持造反派夺权，使中央外交大权曾一度旁落，出现了一些违反外交政策的过激行动，如在北京发生了“三砸一烧”（即砸印度、缅甸、印尼驻华使馆和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事件，驻外机构也发生了一系列极左行为，致使中国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30个国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发生了严重的外交纠纷。周总理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对极左错误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做了大量的补救工作之后，才使外交工作逐渐恢复正常。另外，当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中美关系出现了解冻的迹象。我国对外关系将有较大的发展。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从1969年下半年起，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外交人员陆续返馆并新派出一批干部出国工作。周总理讲话的中心思想就是要进一步纠正外交领域中包括驻外使馆存在的极左思潮，为恢复同各建交国的友好关系和开展外交工作新局面做好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周总理的重要指示句句都讲到了我们的心坎里。大家本来就对极左思潮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深恶痛绝，听了周总理的讲话都十分激动，暗下决心出国后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周总理制定的我国外交路线和政策，把各项工作做好。
（黄艳摘编自《拉美外交风云纪实》，五洲传播出版社2019年版，朱祥忠/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