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青
【摘要】中国的现代化表现出非常鲜明的政党领导、使命驱动特征，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水平对于中国现代化蓝图的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实现2035年的宏伟蓝图与远景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的进一步提升至为关键。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新的目标和任务，要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调动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要进一步深化规律认识，提高对外传播能力，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党智慧与力量。
【关键词】使命型政党 领导能力 执政水平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1.004
党的十九大对中国未来发展作出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第一步，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奋斗15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2035年再奋斗1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按照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战略安排，将“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统筹考虑，进一步勾画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蓝图宏伟、目标明确，把蓝图变为现实，是一场新的长征。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自诞生起就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百年来为之艰辛探索、不懈奮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基于强烈的使命意识，对中国的现代化作出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并强力推动落实。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现代化表现出非常鲜明的政党领导、使命驱动特征，这是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水平对于中国现代化蓝图的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实现2035年的宏伟蓝图与远景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的进一步提升至为关键。
推进自我革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政党自身的有效治理是其发挥领导作用的基础和前提，没有有效的自我革命就不可能有效地担负历史使命。“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崇高使命，必须‘以补过为心，以求过为急，以能改其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一刻不放松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始终跟上时代、实践、人民的要求。”[1]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不平凡历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如果党内派系林立、作风涣散、纪律松弛、政令不畅，既得利益的藩篱难以打破，就不可能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世人惊叹中国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步伐之快，惊叹中国社会面貌变化之大，要看到在这些发展变化背后是我们党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的品格，是我们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精神。”[2]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党实现自我革命的成功道路，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面向未来的必然选择。党的自我革命对于政党使命的践行发挥着祛病除尘、固本培元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强调：“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加强政治监督，强化对公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3]
充分调动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伟大使命的践行、伟大事业的推进需要社会各方力量为之共同努力奋斗。这一发展合力的形成大致有以下三种途径。
其一，以更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制定改革的顶层设计与规划，广泛倾听基层意见与建议。改革发展任务最终都要通过基层来落实，如未能广泛深入倾听基层声音，对基层的落实能力统筹考虑不够，改革发展政策的制定、部署和实施很难真正落地、发挥实效。改革发展的决策关系全体社会大众的利益，要坚持发扬民主，开门问策、集思广益，广泛倾听社会大众的建议，考虑社会大众的意见诉求，更为充分地发展党内民主，党际民主、人民民主，从而实现更广范围、更大程度、更高水平的集思广益。此次《建议》的起草过程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曾就《建议》的起草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为‘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4]同时，“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首开“网络问策”先河，就规划编制工作进行网上意见征集，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与，有关部门从中整理出1000余条建议。[5]从现在到2035年还有15年的时间，“十四五”规划的进一步完善，阶段性任务目标的进一步细化，有赖于党的民主决策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完善。
其二，优化国家治理，合理划分中央、地方、基层责权利，激发基层干事创业的热情。中国的现代化表现出政党领导、使命驱动特征，而这种领导与驱动在实践中是通过压力型体制来实现的：中央确定任务目标，从上到下通过考核、评比、竞争推动决策落实、任务执行、目标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压力型体制与全面从严治党协同推进，得到进一步强化，中央各项政策部署加速推进，各级领导干部面临的压力加大、责任加重、约束加紧，越到地方和基层越是如此。这种加大、加重、加紧一方面加快了政策的落地落实，另一方面也导致部分地区在完成由上而下的严格考核中出现了形式主义等问题。与此同时，随着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机制的逐步完善，部分地方领导干部基于“自我保护”意识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心态，出现了不愿为、不敢为的现象。
诚然，在党的十八大以前，改革发展中的压力型体制就已经存在，但此前地方与基层的自主权限相对较多，压力更多集中在经济发展领域。同时，由于问责机制不够完善，存在着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致使“乱作为”的现象比较严重。党的十八大以后，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全党严肃整顿党的作风，严厉推进反腐败斗争，“乱作为”的现象得到控制，但“不作为”的现象又逐渐普遍化。必须看到，出现“乱作为”和“不作为”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地方与基层的责权利界定和划分还较为模糊，不够明确清晰。在权力与责任的弹性空间过大、权责划分模糊的情况下，监督制约不严就会导致“乱作为”，监督制约强化就会导致“不作为”;而明确中央到地方的责权利，至少会在制度层面大大减少这一现象的可能性空间。
应进一步明确及合理划分中央、地方与基层的责权利，将其置于国家治理的层面统筹考虑，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前提下赋予地方与基层更多的自主权限，使其能够实现本地区事务的有效治理，改变单一的任务目标执行机构角色。特别是针对当前基层“小马拉大车”的现象，不应过多提出超越基层权能范围的任务并动辄追责问责，从而造成地方与基层任务超载、责任超载的现象。要赋予地方特别是基层适当的自主权限，使地方与基层官员能够从大量繁重的任务中相对超脱出来，将精力更多集中于本地区本部门的有效治理。
中央与地方关系之调整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所作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就专门谈到这个问题，其中所指所论直到今天仍然富有启示意义：“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如今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6]“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省市对中央部门有意见，地、县、区、乡对省市就没有意见吗？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7]当然，毛泽东同志谈的是一种富有弹性的政策性分权，我们当前追求的是一种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的制度性责权利配置，二者是存在一定差异的。
其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进一步提升民众对于改革发展的参与度。如果改革发展蓝图由中央进行顶层设计，由各级各部门执行落实，而民众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旁观者，这样的改革是无法真正深入推进的，发展是无法真正持续的。换言之，改革发展不能单纯依靠党和政府，而必须真正依靠人民。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不仅要有人民的广泛参与，改革发展举措的落实也要进一步体现人民主体地位、增进人民权利、激发人民热情、调动人民干劲，改革发展成果最终要由人民共享。因此，改革发展在强调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基础上，也要强调人民群众的归属感、参与感、主体感。这既是共产党领导与执政的伟力之源，也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根本保障。在新发展阶段，面临严峻的风险挑战，实现“十四五”规划的近景目标和2035年的远景目标，对这一点更需要有深刻系统的认识。
进一步深化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推进实践基础上的创新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已经确定，深入认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是目标如期实现的重要基础。作为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尤其注重对规律的把握，在认识规律、遵循规律的基础上开展工作。进入新发展阶段，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的深化认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深刻理解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坚持和加強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进一步突出与强调党的领导地位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于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是应对风险、化解挑战、破解难题，深化改革、推进发展，完成目标、担负使命的现实要求，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与此同时，如何有效协调党的领导逻辑与各领域自主运作逻辑也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在理论层面缺乏严谨、规范、明确、权威的解释与界定，因而在实践过程中很难保证完全没有偏差，特别是在地方和基层。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逐步分化，自主性不断增强，形成了各自的运作逻辑与规律，在这一背景下，党的领导逻辑与各领域自主运作逻辑如何实现有机协调，凝聚和发挥最大合力，应在理论上进一步研究，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如果机械地理解“领导一切”，不分领域、不分问题、不分情况、不分条件地予以强调与执行，各领域逻辑就会出现冲突和碰撞，产生难以协调的矛盾张力，引发潜在问题和风险。换言之，中国现代化虽需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但集中到什么程度，以何种方式统一，如何更好地实现领导，都需要做具体的、客观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与界定。
二是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基础，迄今已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要看到，与新形势新要求相比，我国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不移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不断在经济体制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上突破创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政府与市场、国企与民企、劳动与资本、效率与公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竞争与垄断、规制与自由、国内法律与国际规则等方面表现出的张力在新发展阶段可能会更加明显，同时将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这些都需要在总结自身经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进一步探索发展规律，寻求解决之道，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重要基础。
三是要深化对社会建设规律的认识。新发展阶段的社会建设必须切实解决好贫富差距问题。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在此基础上，在新发展阶段如何解决相对贫困、贫富差距、社会公平等问题成为亟待破解的重点和难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贫富差距等问题得以有效解决的规律和机制，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思考与探索，任务之重、难度之大，前所未有。与此同时，新发展阶段的社会建设要高度重视社会力量的自组织化问题。党和政府一贯注重对社会组织的鉴别分类与严格管理，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将其与体制相关联，增强其可控性，助力其健康发展。但同时也要看到，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以及社会力量自身的发展与分化，社会本身的自组织性愈益明显。部分社会成员由于职业相同或利益共通等原因逐渐形成了特定的组织形态，如大货车司机群体、快递员群体等自发形成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利用现代化的通信手段，通过线下线上多种方式进行联系交流、互帮互助。同时，由于工会对这类弱势群体的管理和救助力度有限，组织内部逐步形成了“抱团取暖”的利益共同体，发挥了公力救济所不及的私力救济作用，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对于这类组织，如何从理念、政策与制度上予以引导和规范，如何创新管理方式与社会组织相适应、相协调，在新发展阶段显得尤为必要。
四是要深化对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认识。实现新发展阶段的宏伟目标，要充分认识新发展阶段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对意识形态的宣教引领作用进行更加深入、更有针对性的分析研判，坚持系统性的战略部署。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张力不断显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主流媒体与自媒体之间的张力。主流媒体与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所传播的新闻信息与价值倾向往往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内容指向与态度认知上的差异造成了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的相互碰撞。自媒体的问题意识、批判意识较之主流媒体更趋鲜明。如何加快建设主流舆论阵地，更好地引领自媒体回归客观理性，凝聚舆论引导合力，是社交媒体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二是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之间的张力。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有共识，也有分化。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要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加强思想舆论的正面引导;也要直面问题、整合分化，开展有建设性的舆论监督，发表事实准确、分析客观的批评性报道，通过揭露报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困难和矛盾，引导民众正确客观地认识问题、解决矛盾，从而最大程度地凝聚共识。三是中国道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张力。当前在对外传播中，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宣传报道突出强调了中国模式、中国精神、中国方案等方面和范畴，但对于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与价值之关系，即“个性”与“共性”关系宣传报道得还不够系统深入，对于“个性”报道的偏向和凸显容易导致西方对中国道路的误解与抵触。进而言之，当前的对外传播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政策与文件层面，是政治话语而非学术话语;而缺乏了学理层面的交流传播与持续的学术影响力，政治话语很难真正扎下根来，因为学术话语的影响往往更具根本性与长久性。
在中国特色社會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如果不能从学理层面讲清楚“理论的中国”，则很难与西方学术界在同一逻辑和层次进行对话，也很难让西方学术界真正地理解和认识中国。民族要生存、发展、兴旺，国家要发达、强盛、崛起，就要遵循世界历史的逻辑和规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实践进程，中国道路的自身特色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具有一致性。中西方之间，既有个性也有共性，虽然存在差异，但其遵循的基本规律原则是相通的，只是在不同的国情、文化传统、发展阶段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色与模式。因此，中国学术界的理论建构，要在突出中国特色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理论与实践成果，构建融通中西、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理论体系，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注释
[1][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摘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82、283页。
[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8页。
[4][5]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0-11/03/c_1126693425.htm，2020年11月3日更新。
[6][7]《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32～33页。
责 编/张 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