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新
喂了好几个月的年猪被父母卖了，所得的钱全交给了我。“一路给狗娃吃好喝好，坐车到尽可能远的地方，你就……一个回来算了。”父亲咬牙叮嘱我。
父亲的话像大书法家写字，留了一长溜空白。
可二十三岁的我，完全懂得那空白处的意思。
走出家门时，太阳还没升起，父母在给生产队干活。每天晚上胡摔乱打，使弟弟的状况看起来很差，可听我说要带他坐火车、吃长面，他仍是高兴得不得了，乖乖随我挤上了进县城的班车。
想吃啥，只管说。我对弟弟郑重承诺。
首先想吃的是臊子面。弟弟当然不会说臊子面，可走出县城车站，被那浓烈扑鼻的香味吸引，看见饭店里大吃大喝的顾客，弟弟便叫着嚷着要进去。
四两粮票，六角钱。给弟弟买了两碗面。
弟弟趴在桌上尽情享用的时候，我陪在旁边啃黑谷干饼。父母说给弟弟吃好喝好，没说给我吃好喝好。我清楚二两粮票三角钱的一碗面，对家里意味着什么，于是心甘情愿地啃黑谷干饼。
弟弟的吃相、弟弟的模样，引起了顾客的厌烦。端了饭碗的他们，无不躲开弟弟坐的桌子。个别刚进店门买饭的，扫一眼弟弟，嫌恶地躲了出去。很快，穿白衣的服務员过来，催我们赶快离开。
等弟弟喝完最后一点汤水，我领他坐上了去省城的班车。
眼看到了数九寒天，弟弟穿了母亲缝补得很厚实的棉衣，两碗热腾腾的臊子面吃得他满头大汗，痴傻的样子越发不堪。在省城无尽的繁华中，痴傻的弟弟唯独看上了街边的五香猪蹄。我牢记父亲的叮嘱，毫不吝啬地买了三只。瞅着弟弟坐在街边旁若无人地啃嚼，我真想趁机溜掉，可心肠被泪水泡得瘫软，脚下总是抬不动步子。
我又带弟弟坐上了发往西安的火车。
也许肚子吃饱吃好了，也许环境太陌生，弟弟双手抓着我，睡梦当中也不放松，不像在家那样，天黑以后便大喊大叫，打门砸窗，整得左邻右舍都不得安宁；甚至在内急的时候，也憋红脸忍着，要我领他找地儿，不再随便拉在裤裆里，双手抓了四处乱抹……
我必须无视弟弟的改变，必须想办法把他扔掉。我奉命拿那么多钱出门，就是为了把他扔掉。假如无法完成任务，其他的不说，我回家后只有打光棍了——在此之前，极个别准备跟我相亲的姑娘，只要一听说弟弟是痴傻，全都踩了急刹车。
在西安，扔弟弟的机会实在不少，可我仍下不了手。西安太大人太多，把弟弟扔下我老不放心。
找旅馆睡了一夜，找饭店吃了两顿，我又带他上了去咸阳的班车。
一到咸阳汽车站，我立即领弟弟找了个墙旮旯，把紧抓我胳膊的手扯开，给了他那个装着馒头和烧鸡的布袋，板着脸让他乖乖坐那儿，说我去趟厕所就回来。
我逃上了回西安的车。点没到，车不走。远观墙旮旯里的弟弟，开始确实很听话，乖乖坐那儿等待；后来便站起身子，四处张望，疯了似的；再后来，紧抓的布袋也不要了，边张望边抬起手臂，左一下右一下在脸上擦拭。
班车准备挪窝儿了，发动机轰隆隆响。我从将要关闭的车门跳下，跌跌撞撞地往前跑去，紧紧地将弟弟抱在怀里……
还是扔到西安吧。我找理由对自己说，又带弟弟上了班车。
痴傻透顶的弟弟，也许有心灵感应吧，重回班车以后，不再紧抓我的胳膊，也不再叫嚷好吃好喝，而是静静地坐在座位上，那般可怜，那般无辜。
在西安，我还是没扔掉弟弟。
在省城，我依然下不了狠心。
重新带弟弟往县城走，我心里打定了主意。兜里只剩五元的一张票子了。在县城车站，我领弟弟又吃了两碗臊子面，带他步行往家里走。
进村的时候天已大黑，家门开着，父母木头般立在里面。看见我，又看见我身后的弟弟，父母竟痴傻似的愣了，随后一把抱住弟弟放声大哭。
（张秋伟摘自《河北农民报》2020年12月4日）
【素材运用】当生存都举步维艰的时候，亲情的天平就会倾斜。在生命的缝隙里，23岁的“我”带着卖猪的钱和弟弟走向远方，满足他念念不忘的臊子面，只因为此刻要在生存面前舍弃相依为命多年的弟弟的那份愧疚。亲情在生活的坚硬面前是如此脆弱，逝去与离别在此刻如水泄闸。也许喷涌的悲伤在对上那单纯的眼神时无法抑制，牵起的小手和父母的热泪还是让亲情在此刻再一次紧紧联系。亲情无价，即使必须面临生存的抉择，我们依然相拥无悔。
【适用话题】亲情无价；感动；生存与抉择；珍惜；善良
（特约教师？黄传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