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勇强
他出生在杭州，16岁随父亲移居香港，上次回内地还是20世纪90年代。我与他相识也是偶然，因为我的一些散文中写到了杭州，写到了浙江，而他当时恰好在香港一家媒体工作，知道了我的电邮和联系方式。
前年春天，他携家带口做了一次内地行，特别是到了他父亲出生的农村，有两件事情让他觉得十分新鲜。一是家家户户门口都种了花草，而20多年前来时，农居的空地上，大都种的是蔬菜；二是家家户户打起了高墙，以前没见农居有建围墙的。他问我这些变化说明了什么。
我生活在内地，从来没有留意过这样的变化。我想了一下，是这样对他解释的。
中国的农民是最讲“经济实惠”的一个群体。我也出生在农村，又在农村成长，小时候真的没有见过农民会在院子里种花种草，屋前屋后只要有空地，就会种上蔬菜、瓜苗，他们绝对不会浪费一丁点土地。而现在改种花草，是因为生活条件在改善，对农民来说，门口有可以欣赏的红红绿绿的花草，要比有蔬菜瓜果重要得多。而家家户户门前打起围墙，也是物质生活改善之后的“衍生物”，他们需要足够的安全感，还需要人际交往的距离感。
他对我的解释非常赞同。
记得我小时候，农村是“门不闭户”的，大门敞开，也不会丢失东西。现在我老家的房子先是安上了木门，还怕不保险，又装上了防盗铁门。
后来，又在房子周围建起了高墙，并且在墙体上安上了防盗网。其实，在江浙一带，治安环境是非常好的，之所以对安全层层加码，除了对自己财物的呵护，另外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了私密空间，有了自己的院子后，可以在院子里種花种草，养狗养猫……再也不碍着邻居了，这其实是当下生活改善之后，农民的人际关系的一种社区化重构。
农民的围墙，其实是反映社会变迁的围墙；而农民的花草，是让人愉悦的花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