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峥嵘
十岁以前，我是那个最乖也最受欺负的小孩。上学第一天就被吓跑了。我年龄最小，个子却最高，被安排坐在最后一排。课间，一个女生冲着我轰炸了一轮车轱辘话，声音又高又尖又细。我听不懂，但是本能地知道是脏话，我被如此直白的脏话吓傻了。在第二节课上课铃敲响之前，我贴着墙根逃走了。很快我学会了普通话和方言，学习又好，所以我的主要任务是挨着最调皮的男生坐。
南方经常下雨，父母认为带雨伞会让我夹手，所以我是班上唯一一个戴大斗笠上学的。下课时男生把我的斗笠当成杂耍的玩具，扔来扔去，大声地唱：“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做值日，搭配给我的当然也是最调皮的男生。我一个人扫地，他们把垃圾当足球踢。我只能等他们玩够了，闹够了，再重新扫一遍，从垃圾桶捡起我的斗笠。
有一天，我对最受欢迎的文体委员和她的朋友怯怯地说：“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回家？”文体委员说：“看你够不够胆子了。”她们带我走了一条小路，几块木板摇摇晃晃地架在一条小河上。她们笑嘻嘻一路狂奔过去。我望着震动的木板，一阵头晕，但还是鼓起勇气踏了上去。每走一步，脚下都在摇晃。我闭着眼睛，手脚并用，一步一步挪到了对岸。我松了一口气，说：“现在可以了吗？”文体委员笑得快要跌倒：“你是爬过来的，你是狗啊！”她们一路笑着跑掉了，陪伴我的只有颤抖的双腿。
三年级后，可能长大一些，平衡能力好一些了，摔破脑袋和膝盖的事情倒是没有了，但我遇到了更无法启齿的痛苦。每天我要把不交作业和迟到的名单汇报给老师，所以有些同学非常讨厌我，在背后编谣言，说我喜欢某某男生。这种说法在当时是一种巨大的羞辱，我一个人上学放学的路上，有人在我身后唱“喜欢某某某”，我猛一回头，唱歌的人一哄而散，只有一陣狂笑。
让我绝地反击的是一件突发事件。有一天，我在弟弟的铅笔盒里发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你再告我的状，你弟弟的小命难保。当时好像心口猛地被敲了一铁锤。我第一次鼓起勇气，站在班主任面前。交字条的时候，我的手一直在发抖。放学前，老师让我站起来念了这张字条，老师用嘲讽的语气说：“还不敢留名字，能干啊，还学黑社会威胁人呢！”我注意到下面一个男生抖得像个电动筛子。我突然觉得他很可怜，就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原来欺负人的才是最可怜、最胆怯的。受欺负不是我的错，而且我还可以保护比我弱小的人，我才不是胆小鬼。
在我不想去讨好那些女生后，意外地交到了朋友。燕子比我大两岁，体育成绩特别好，但考试背书总是倒数。老师要我帮助她，我会花一上午陪她背书，她不能一次背下全文，我就让她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地背。周末她特意绕到我家来，我帮她背书、辅导作业。她不喜欢看书，我就给她念故事听，她会带我去运动。期末八百米测试，燕子对我说：“你看着我的后背，跟着我跑。”她原本可以跑第一的，但特意放慢了脚步，就在我几步远的地方。我盯着她的后背竭尽全力地跑。那一次她没有得第一，我也不是最后一名。我十岁，交到了人生第一个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