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
我爱看话剧，至少我爱这样说。
有一段时间，我到处跟人说：“我想做一个话剧导演。”我不知道做一个话剧导演意味着什么，我只是爱这样说。
那大约是在我看了话剧《死无葬身之地》之后不久。那是萨特的剧本，1997年，我在北京。看完之后，我一颗文艺女青年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人生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前，我觉得能进机关做一个女文员其实挺不错的；之后，我觉得女文员算什么，我要当话剧导演。
我喜欢话剧剧场的那种小巧，那种演员和观众能够听到彼此呼吸的紧凑、温暖和一点点压迫感，这和电影院是多么不同啊。电影院那么大，人心涣散，还隔着一块银幕，演员和观众之间貌合神离。我还是喜欢话剧没有花哨的特技，没有复杂的镜头切换，没有所有那些平庸的导演可以隐藏其平庸、优秀的导演不能突出其优秀的杂质。
但是你知道，有些事情就是说说而已。在我四处宣扬自己将要成为一个话剧导演之后，我看不出在自己——一个国际政治系的女研究生和一个话剧导演，这两点之间如何能够连成一条线。于是我就沿着女研究生的道路一路走了下去。硕士，博士，博士后，老师，直到自己再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想当一个话剧导演。
其实没有机会也可以创造机会的，但是创造机会多么辛苦啊，要翻山越岭吧，要四渡赤水吧，哪像眼前这铺好的高速公路，可以畅通无阻地开下去。
更早的时候，大学时代的一年冬天，我站在学校大礼堂的门口等一位同学。他编导了一部学生话剧，该剧深入探讨了生死、爱情、诗歌等戏剧界长期关注的问题。如此之深入，它深深感动了一颗19岁女大学生的心。为了表达赞美，我坐在大礼堂门口等话剧散场。
话剧散场了，所有的人都走了，他也出来了。我鼓起勇气跑过去说恭喜演出成功。他说：“谢谢，再见。”然后我默默地沿着学校的林荫道走了回去。一个晚上，一个月，一年，几年，我都不能从那个夜晚的寒冷里走出去。
到了纽约之后，我总是告诫自己：“要多看话剧，这里是戏剧之都，不要浪费啊！”却一直没怎么看，7年才看了三四场话剧。
昨天突然意識到没有机会了，很快就要走了，这么一个宝藏在眼皮底下，竟然不去弯一下腰，多么傲慢。
然后就去看了，No End of Blame是我想看的那类戏，一个卡通画家从“一战”到20世纪70年代的经历，从对西方的幻灭到对东方的幻灭再到对一切的幻灭，各种激烈的元素都在其中，合乎我激烈的口味。
走出剧院，我感到充实。不是因为这部剧，而是因为我看了一场话剧这个事实。走在大街上，10年前的那种激动重新在眼前闪现。我有一个这样的构思，我还有一个那样的构思……啊，我有那么多的构思。但是很快我就走到了地铁站，很快2路地铁就来了，很快我就随着人群挤了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