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这工作是远不如人所想的那么便利的。最初的五年，文字还掌握不住，主要是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为了对付生活，方特别在不断试探中求进展。许多人都比我机会好、条件好，用一种从容玩票的方式，一月拿三四百元薪水，一面写点什么、读点什么，到觉得沒多大意思时，自然就停了笔。当然也有觉得再写下去也解决不了社会问题，终于为革命而牺牲的，二十年代初期我所熟悉的北大、燕大里不少朋友就是这样死于革命变动中的。也有些人特别聪明，把写作当作一个桥梁，不多久就成了大官。只有我还是一个死心笨眼人，始终相信必须继续学个三五十年，才有可能把文字完全掌握住，才可能慢慢达到一个成熟境地，才可能写出点比较像样的作品。
（苍 耳摘自沈从文1980年11月7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