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孟子有理想，但有时他会遇见比他更有理想的理想主义者。
比如那日，酒席散了，他的弟子彭更借酒撒疯提意见：像您老人家这样，驾着几十辆车，数百个弟子跟着，从这一国吃到那一国，这，这也太过分了吧？
孟子的表情我们看不见，但我愿意相信他的脸上平静如水。他答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只要有真理，吃人家一顿饭又有何妨！当年尧把天下都送给了舜，舜也没客气，你难道认为舜也过分吗？
——孟老先生啊，话不是这么说的，人家明明是说你过分，你马上抬出个舜来。舜是大圣人，战国时代的读书人当然不敢非议，这不是拉大旗作虎皮又是什么呢？
愤怒青年彭更没被吓唬住，说了一句直指要害的话：“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这是惊雷，两千年来响在知识分子的噩梦里：你们这帮家伙，不劳动而白吃饭，不行！
孟子不得不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他看着彭更愤怒的眼睛，必是从中看到了广大的沉默人群。于是他字斟句酌地说了一番话，大意是：社会分工不同，知识分子行仁义之道，守精神家园，也算是一份工作，应该像木匠和修车师傅一样有一碗饭吃。
彭更愣了一会儿，忽然，他更生气了：难道君子追求真理就是为了混碗饭吃吗？
孟子的回答我不想引述，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查《孟子》。我的兴趣在于彭更如此迅速地改变了立场，而且对他的自相矛盾毫无自觉：一开始他认为思想不是劳动，不劳动而吃饭是可耻的，但紧接着他又宣布，如果思想是为了吃饭，那也是可耻的。精神活动不仅是“事”，而且是无比纯洁的“事”，不应掺杂任何世俗考量。写小说就是写小说，不能想着挣版税。
两千年前的那一天，孟子面对这个弟子，一定感到极为孤独和疲倦。彭更在那一刻远比孟子强大，他同时占领了两大高地，居高临下，胜券在握，而孟子的任何辩解听上去都像是陷入重围的徒劳挣扎。
一方面，从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价值出发，人们理直气壮地质疑那些手无缚鸡之力而空作玄远之谈的书生;另一方面，从精神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价值出发，人们也理直气壮地质疑那些以精神为业的人们的世俗生活：你为什么不纯粹？为什么为稻粱谋？为什么做不到通体真理、天衣无缝？
两大高地绵延不断，孟子及孟子的后继者们在高地之间的深渊中挣扎求存。曾经，不劳动是知识分子的原罪;而今天，在捍卫精神纯洁性的名义下，“理想主义者”会在任何精神现象的背后闻嗅铜臭和私欲，然后，他们宣布：所谓“精神”，不过是苟且的权谋，果然如此，总是如此。
面对后一种责难，孟子的回答是蒼白无力的，他实际上说：请你读我的书。你不应追究我的动机，就好比你尽管吃鸡蛋而不要去审查下蛋的母鸡。这当然不行，有时审查母鸡是必要的。两千年前的那天，如果换了我，我宁愿如此回答那位彭更先生：
任何一个人的精神活动，都终究离不开人要吃饭这个事实，他的思想、想象和精神是他在世俗生活中艰难搏斗的成果，即使是佛，也要历经磨难方成正果，而人是带着满身的伤和罪在思想。思想者丑陋，纯洁的婴儿不会思想。
我知道我也不能说服他。这个叫彭更的人，他的激情和理想有更持久的力量，那就是，不管以劳动伦理的名义，还是以精神纯洁的名义，都不能剿灭人类的精神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