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打开文学史，也许会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一些作家一生都在书写一个大的主题。当然某个阶段会有一些旁逸斜出，但大体上还是一直向前的。比如托尔斯泰、鲁迅或李白、杜甫，再比如当代的马尔克斯和索尔·贝娄——他们笔下的人物和故事，以及故事的背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固定化了。
打开索尔·贝娄的书，发现他永远在写一个犹太知识分子：穷困潦倒，面对诉讼、黑人的逼迫，面临着黑手党和离婚等问题。有时候我们会有些不满足，会想：怎么又是犹太人？怎么又是这一类故事？但是作家特别自信，也特别有力量，所以他们才敢一直这样写下去。这个难度很大。
一个画家可以无数次画一朵梅花，画几只虾、几匹马，画得再多、再重复，不但不被诟病，反而会获得赞美，他会因此被称作画梅、画虾的大师，画马的大师。但作家不行。作家在写作对象以及其他方面的重复，一定会被指摘。所以从事文学创作，路会越走越窄。这次成功地写出一种人物，下次就得绕开，而且还得绕得很远;写出一种思想，以后离这种思想得远一点;采用一种结构，以后离这种结构方法也要有点距离。
但正因为如此，文学对整个文化传承和文化积累，才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思想和文化艺术的含量也最高。所以说文学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是文化结构的核心。
文学之所以具有这种崇高的地位，是因为它具备极端的发现和创造的属性。这种创造形式逼迫创造者不断地走向深处和高处，直到最后抵达。
可是那些大作家一生诠释的却几乎是同一个主题，表现的是同一个生活领域。因为这些作家有更大的野心，有特别的自信和能力。只有一般的作家才不停地变换，从主题到人物，再到故事。他缺乏持久的探索力和创造力，没有走向纵深的坚韧的开掘力，所以只能更多地求助于外部色彩的变化。
杰出的作家面临着更大的风险，但是他们都挺住了，胜利了。他们作品的细节让人感觉似曾相识，人物或场景似乎在某些时候闪现过——如果耐心地读下去，又会发现探索的重心已经转移了。不同的作品汇合起来，形成了一条浩浩荡荡的河流。他不断地拓展这条河流的宽度和深度。
托尔斯泰也许一生都在写“托尔斯泰主义”，所谓的勿以暴抗恶。马尔克斯一辈子在写孤独和魔幻。福克纳总是写那个庄园，白人、黑人以及土地的故事。他们一生的主题是贯穿始终的，描述的生活领域也是相对稳定的。可是这非但说明不了他们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萎缩，反而表明了他们更加强大，更有自信。事实上只有他們才能够这样做。
他们不需要外部色彩的装饰，不需要变来变去的机灵。他们走在一条大路上。
当然，重复是可怕的，不仅是情节的重复，还有语言的陈旧、思想的停滞、意境的狭窄。故事倒是容易出新，描写领域也容易挪移，但是对于艺术和思想的开掘，对于人性经验的延伸，往前走一寸都是困难的。
杰出的作家在这些根本的方面是日益精进的，在一些领域、一些方面持续追究、寻根问底——只有不会阅读的人才会说他们重复，不知道这种“重复”，恰恰是最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