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刚由工厂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时，出版社还在北京的一个老四合院内办公。出版社的后院是图书室，最大的一间房，一层房有两层高。图书室是我最爱去的地方，虽然老木板地早已被踩得凹凸不平，中心部位早都沒漆了，露出木筋，但每天被工作人员拖得干干净净。无论图书室有多少人，都是没有声响的。即使说话，每个人也是低声细语。年轻时，我不知道原因，今天想起来，原因挺简单，不是读书人有修养，而是书有不能描绘的尊严。
（夕梦若林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马未都说·厕上篇》一书）
1981年，我刚由工厂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时，出版社还在北京的一个老四合院内办公。出版社的后院是图书室，最大的一间房，一层房有两层高。图书室是我最爱去的地方，虽然老木板地早已被踩得凹凸不平，中心部位早都沒漆了，露出木筋，但每天被工作人员拖得干干净净。无论图书室有多少人，都是没有声响的。即使说话，每个人也是低声细语。年轻时，我不知道原因，今天想起来，原因挺简单，不是读书人有修养，而是书有不能描绘的尊严。
（夕梦若林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马未都说·厕上篇》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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