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典祥 盛茜
这首诗收入了新版的人教社高中语文课本里，这是一步可喜的跃进。希望引入昌耀的诗篇，能一定程度突破刷新新诗教育的陈词，有机会彰显现代汉语真正的遒劲觉醒。
——《诗刊》2020年6月上半月刊“推介语”
一、《峨日朵雪峰之侧》势能的产生
经典物理学告诉我们，物体在运动过程中会产生势能，作为一个相对量，势能的大小由体系内各物体之间保守力所作的功来量度，而保守力所做的功与物体的初始和最终的相对位置有关。将这一套理论移植到诗歌阅读和人生体验中，我们会惊讶的发现，在某种特殊环境下，选择不同的势能零点，得到的势能数值完全不同。比如昌耀。
王昌耀（笔名昌耀）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停战协定”签字前十余日，身负重伤，结束军旅生涯，进入河北省荣军学校读书，回到他崭新的“势能零点”。他突然爱上了诗歌，三年后带着处女作和对缪斯的执念去大西北拓荒。但命运之神并没有给他积极的“保守力”让他去好好的做功，1957年他因一首小诗《林中试笛》成了“右派”，被关进看守所。此后二十余年，他辗转于青海西部荒原，从事农垦，兼顾写作，历尽坎坷与磨难。
满怀孤寂与沉闷，1962年他完成了《峨日朵雪峰之侧》初稿。特殊年代，人与社会的摩擦产生的“耗散力”，让他上升的势能得以增强，过去的苦涩也让他学会了理智应对，毕竟，个体的生命在阔大的时代进程中，有如崖璧的蜘蛛，你不抓紧，就会被“滑坡”带入“棕色深渊”。这便是《峨日朵雪峰之侧》的创作机缘。人生感悟由冷寂变为冷峻，他的创作意图是清醒的。直到1983年“英雄时代”彻底结束，思想的桎梏被打碎，话语世界重新回到“人本时代”的新起点，时隔二十余年，这首《峨日朵雪峰之侧》才得以“删定”（2017年第8期《诗潮》）。最新一次再现是在2020年6月号上半月《诗刊》上，编者特意“加推”，足见人们对《峨日朵雪峰之側》的执着一念。
更有眼光的一件事是，人教社新版高中语文课本收录了这首诗，“这是一步可喜的跃进”。
二、《峨日朵雪峰之侧》的势能定式
（一）压抑的情感
一个遭遇牢狱之灾的“右派”，带着沉重的政治镣铐在分行的文字里跳舞，是无法做到挥洒自如的;所以，诗歌一开头，平静中略显突兀，口吻仿佛有些气馁“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征服”是个好大气的语词，看似傲然，其实不然，因为这高度并非山巅，而是“雪峰之侧”，“我此刻仅能”到达半山腰，是“我”历尽千难万险，尽其所能才能达到的“高度”，这个高度刚好是“我”“此刻”生命的高度，与“我”的能力相对等;客观现实的无奈，“我”只能对“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表示谨慎的自信，内心的豪迈不得不抑制。陡峻的峨日朵雪峰，恕“我”只能达到这样的高度，而“我”已经知足。
能攀爬到“峨日朵雪峰之侧”，“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提笔照应标题，首句的情感压抑算是蓄势。毕竟，1962年的“我”还没有人生巅峰，还不能一吐块垒，能坚守“这样的高度”，已经相当不错。语词的凝练与情感的含蓄，正是“我”对身处险境做出的姿态：“此刻”的高度虽不是彻底被征服的山巅，却是尽了“我”最大的努力达到的，“我”虽不能志得意满，但也未必遗憾。更何况这个“高度”并不意味着“我”要放弃攀登;同时，它还暗示了“我”身后的征服并非微不足道——“我”为什么要“先喘口气”？“此刻”“我”累了，要稍事休息，然后继续。“我”放弃了吗？没有。“我”还有余力欣赏沿途经过的风景，“我小心地探出前额”，出于对勇敢者的关照，大自然的“保守力”让“我”吃惊地看到一派壮丽的雪峰落日景象。
就人生的姿态而言，“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只是“我”暂时的“尽力”，之所以要做出如此的蓄势，要压制自己的情感，的确与那个时代有关，与“外力”的作用有关;但是，诗歌是不能说破的，否则，就不是诗歌。更何况，时代的风云和“我”的经历也让“我”不敢说破。“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其实是一个谦卑而坚毅的高度，“我”攀登人生险峰的过程，个中辛苦、寂寥和茫然，再造想象的读者一定能感知到，“我”充满上进的提升是具有极大局限性的。1962年，作者在青海八宝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席坐山脚，望山良久良久”（《凶年逸稿》），峨日朵雪峰又是那么的高耸，即使“指关节铆钉一般楔入巨石罅隙/血滴，从脚下撕裂的鞋底渗出”，也不能改变“我”在孤独、险峻的人生路上的苦行僧姿态，读者只能在与“我”的共鸣中体味攀登者在社会与人性之间遭遇的藩篱。
“我”是多么的“渴望有一只雄鹰或雪豹与我为伍”，人生不得意常十八九，“我”的奋斗虽然孤独，但艰难险阻的“外力”却挫败不了“我”愤然前行的坚强意志。于悬崖绝壁处攀登的勇敢者，谁不渴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的情感压制，正体现了“我”内心的张力，孤独让“我”强大。
但是，诗歌毕竟是诗歌，它不同于直抒胸臆的文字，所以“我”借助声、光、色去呼应内心的复杂情感，“我”愿意与险峰相互纠结，让“物体之间保守力所作的功”具有绝对的内在张力，纵然情感得到压制，“我”在“我”的内心依然是强大的。
面对自然，人类都有征服的欲望，战天斗地的“英雄时代”更是如此。我们无从知晓这首诗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形成初稿，到八十年代“删定”，二十余年间诗人的思想和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这首诗经历了怎样的改动，但我们可以肯定，“英雄时代”改造自然的意念已经被“人本时代”对自然的敬畏所替代——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本应该适可而止，诗人登山的感悟正体现了人类对自然再认识的过程。这场征服一如“军旅远去的喊杀声”，那是“我”熟悉的战争场景，以此来比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再适合不过。“我此刻”已经失去了征服新高度的力量，但“我”并不放弃理想，“我”在精疲力竭之时，需借助雄鹰或雪豹来激励自己的征服意志，但是非常可惜，雄鹰和雪豹未曾出现，“我”看到的仅是“一只小的可怜的蜘蛛”，这种压抑让人颇感意外，却最具匠心。征服与被征服，衰竭的力和弱小的个体关照与永不放弃的渴望形成了有趣的“保守力”，正是因为理想与现实的摩擦，才让这首理想主义者的诗歌有了最适合它的势能。
（二）打断的诗行
分行的诗歌有它的“物理”性质。从《诗经》到律诗绝句，都是按照“既定的”节律，以整齐划一的诗行运行的。诗歌终于到了盛唐，到了可以自由发挥的时代，杂言的近体诗在一声“噫吁嚱”中走向高潮，只要能抒发情感，何必被“统一着装”的绝律套住？从个性张扬的初唐四杰，到汪洋恣肆的李白，他们都不管这些，一首诗，句与句之间，三四五六七八字，想用就用，从稚嫩的“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再到狂浪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我不与绝律同步，又奈若我何？如果把尊崇绝律比作节奏整肃的巴赫，那蓄意打断诗行的吟咏就是忽略形式直奔情感的贝多芬。
诗歌一旦释放了它的天性，就有了更為自由的灵魂。《峨日朵雪峰之侧》被打断的诗行，正体现了当代诗歌的势能，呈现出“分行文字”独特的形式美。
“薄壁那边朝向峨日朵之雪彷徨许久的太阳正决然跃入一片引力无穷的山海”这个长句，按照现代汉语的用语习惯，该如何断句？它的短句样式仿佛是这样的：“薄壁那边、朝向峨日朵之雪、彷徨许久的太阳，正决然跃入一片引力无穷的山海。”但这样的断句就不是诗，至少不是昌耀的诗，陈述式的断开，既没有诗意，也没有灵魂。获得诗意的不仅是将“太阳”的多重定语粘连，让人语速加快、呼吸加剧，更在于他必须将最后的中心词“山海”打断。重新排列的句子终于成了诗，而不是一句平铺直叙的随意表达。句式的粘连与断裂，形成了诗歌的势能。如果我们能做到依托情感去朗读这首诗，就会明白，无论粘连或打断，都是为情感蓄势。
同样的结构在最后三句再次出现。“但有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与我一同默享着这大自然赐予的/快慰。”如果另起一行是为了表示强调，那么，这首诗的尾句做到了。“快慰”？的确快慰。我渴望的雄鹰或雪豹并没有出现，眼前只有“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但这只蜘蛛却与“我”处在同样的高度，面对同样恶劣的环境，它不仅震撼了“我”的心灵，也彻底改变了“我”固有的自然观念;如此弱小的生命，却能在这样的高度，愿意“与我一同默享着这大自然赐予的/快慰”，“我”不能不对“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感到欣慰。打断的诗行，让“快慰”的情感得到了酣畅的表达。“这种情感的变化看似突兀，其实却是一种‘顿悟，其后有着深刻的自然观念嬗变的历史背景。”（《20世纪中国新诗史》）
“血滴，从撕裂的千层掌鞋底渗出”，将主语打断，让它独立出来，也颇费匠心。突出的“血滴”，能让人想见“我”沿途做了怎样的努力，才终于到达了所能到达的高度。
句式的倒装，也是一种打断，增大了诗歌在言语表达上蓄积的势能。“呵，真渴望有一只雄鹰或雪豹与我为伍。/在锈蚀的岩壁;”先请注意文本中的标点符号，诗歌完全致现代汉语的语法习惯于不顾。句号是句子的终结，但诗人却用句号把一个后置状语隔离在了句子之外。这句的叙述式表达似乎是“呵，真渴望在锈蚀的岩壁，有一只雄鹰或雪豹与我为伍”，但这样的句子失去了“保守力”，诗人故意将后置状语隔离在原句之外，通过巧妙的打断和有意的疏离，甚至一反常规的打破现代汉语的用语习惯，用句号直接把状语隔离，让诗歌具有了独特的“耗散力”，蓄养情感的句子就有了激荡的势能。
如果打断句式还不算完美，那么，再仔细回望这首精神饱满的诗，其间长短不拘的诗行，是不是更像峨日朵雪峰的绝壁？长句是悬崖上恣意斜出的薄壁和石砾，短句是无奈的凹陷与垮塌;错落的诗行排列就有了“峨日朵雪峰之侧”的具象。换句话说，这样重新“码放”的句子，凌然的突兀和深邃的凹陷，诗行也变得生动形象起来，它让这首诗从形式上看起来更像一座险峰。在这样的悬崖峭壁间带血攀登，“我”只能将“指关节铆钉一样楔入巨石的罅隙”，这样的奋进者，需要多么坚强不屈的精神才能“到达”！诗人在诗行里“楔入”的力量，也如崖壁上恣意横出的石块和垮塌的凹陷，把阅读者一同带入了险峰，供我们的意志力、想象力去带血攀援。这样的表达方式是不是在启示人们，“我”必须将凹陷的空间填满，将突兀的山体削平，然后再用不规则的语词和句式去夯实它，让它们不断地相互挤压，才能在极限处释放诗歌巨大的势能？而那只“小得可怜的蜘蛛”正是在嶙峋之间突然出现的。攀登者追求的诗意也正是在凹凸的崖体上蛛网一般巧妙编织起来的。“我”在雄廓的雪峰之侧与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对峙，完成了“我”在诗行之间巧妙切换的精神构图，诗行的突兀与收敛、粘连与断裂，形象的阔大与渺小，意向的真实与虚构，在势能之间猝然翻转，就诗歌本身而言，正是情感的跌宕所致。
（三）内控的节奏
诗歌一如音乐，是节奏的艺术。长短句的交叠使用，让诗歌的节奏具有内控性。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思想解放”的诗歌不同，更不同于在诗行里嗷叫的野兽派。这首经历了二十年的诗歌，饱含了诗人一生中最为复杂也最为艰涩的情感，它不可能做到汪洋恣肆，也不可能直抒胸臆，“我”的磨难包含在诗歌里，只能通过内控的节奏去实现。
“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有如一首咏叹调，起笔有序曲般的舒缓，仿佛攀登者已疲惫不堪，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已懈怠，准备放下行囊，开始“仰天太息”。昌耀不是进行曲里亢奋着的李白，一生都在毫无顾忌的奔突中，犯下大错尚能赐金放还;“小的可怜”的昌耀却不得不在牢狱之灾过后变得小心翼翼。面对同样险峻的高峰，李白可以大呼小叫“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更可以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急促怒吼，昌耀只能“小心地探出前额，/惊异于薄壁那边/朝向峨日朵之雪彷徨许久的太阳/决然跃入一片引力无穷的/山海”。在这里，诗歌的节奏事先被打乱，继而是一个宛转重叠、绵密奇崛的长句，即使是现代诗歌，相比其他文学样式，还是以“短小精悍”为要领，冗长的句子极易写得疲沓、累赘、松散。敢在诗歌里运用长句的人，除非具有意象的高密度和早就蓄积好的势能，最显诗人锤炼语句的功力。昌耀做到了。看似平铺直叙的序曲一经出现，接着就是一个奇险的长句组合。“朝向峨日朵之雪”的太阳尚且“彷徨许久”，而“我”感受到的却是“一片引力无穷的/山海”，“我”抑制的情感果然通过诗行间内控的节奏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动用声、光、色的描绘，在“峨日朵雪峰之侧”辉煌的视觉形象之上，“我”开始叠加宏大的听觉形象，加快诗歌的内在节奏。“石砾不时滑坡/引动棕色深渊自上而下的一派嚣鸣/像军旅远去的喊杀声”，滑坡的石砾发出的嚣鸣让落日更为壮观。有了音响的伴奏，诗句突然酣畅起来，主题也开始得以显现。诗行从略显聱牙转向顺畅，里面隐含着一个势能的巧妙切换：石砾滑坡和落日西陲是下坠的动势，而作为攀登者的“我”，动势正好与之相反。“石砾不时滑坡”，是因为脚下有一片“引力无穷的山海”，但相反的势能并没有将我带进“棕色深渊”，逆行的“保守力”表明“我”坚守在这样的高度绝非易事。于是，急促的长句再次出现。“我的指关节铆钉一样楔入巨石的罅隙。”紧接着，是一个打断的句子，“血滴，从撕裂的千层掌鞋底渗出。”一个逗号将主语隔开，其被突出的意义不言而喻，诗歌的内在节奏重新变得高亢起来——“撕裂的千层掌鞋底渗出”的岂止是血滴，更是“我”的执着、坚毅与顽强。
舒缓与急促的交替，一如登山者的攀援和喘息，“我”将感悟和激情融于凝重、壮美的意象之中，用突破重重困境的奋斗精神去彰显攀登者的生命意识，无论是停滞的喘息，还是努力的攀登，构成的都是一个协调的整体。诗意吐纳到最后，强烈的对比出现了，“呵，真渴望有一只雄鹰或雪豹与我为伍”，可是，令人血脉偾张的雄鹰或雪豹并没有出现，“我”眼前出现的却是“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这只“与我一同默享着这大自然赐予的/快慰”的弱小生命，突然就唤醒了“我”对生命的怜悯与热爱，潜藏在孤独的个体生命里的“保守力”，正体现了“我”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对“征服”的反思与彻悟。诗歌到这里，节奏变得舒缓、沉静，“我”没有惊呼，而是“默享”，在恢廓宏大的“峨日朵雪峰之侧”，一个“可怜”的生命个体，却让人分享了大自然赐予的快乐与荣耀。“我”不再追求强大的外在形象，而是关注坚韧的内在精神，这只薄壁上的蜘蛛，就像一枚荣誉胸章，挂在了峨日朵雪峰的胸膛，有了阴郁而深刻的象征义——他“写出了一个行走于荒凉之境的饱满灵魂”（西川）。
整首诗，起笔平和，中段激越，收束舒缓，在抑扬顿挫中，让读者深切的体会到了洋溢在诗行里的“生命张力”，峨日朵雪峰之侧，攀登者与引力无穷的山海、太阳与棕色深渊、薄壁与千层掌鞋底，雄鹰或雪豹与蜘蛛，构成了强大与弱小、光明与幽暗、热烈与沉寂、高耸与低矮的生命体，使用这些意象，既是“保守力”的相互作用与对抗，彰显攀登者的坚强不屈，也为诗歌营造强烈、凝重、壮美的氛围。“薄壁”“峨日朵之雪”“太阳”“山海”的确让人惊异，“雄鹰或雪豹”的确让人景仰，“像军旅远去的喊杀声”的滑坡石砾引动的一派嚣鸣的确让人震撼，它们是诗歌内部的交响，节奏是高亢的;但它们的辉煌壮丽却突然被“我”聚焦在一个谦卑而坚毅的高度之上，一只蜘蛛身上，面对这只蜘蛛，宏大的交响突然变得潺湲。所谓的伟大与渺小、理想与现实，在诗歌内控的节奏里，全被这只小小的蜘蛛完美的诠释了——“我”与蜘蛛实现了意象与情感的完美合一。而将最后一个宾语“快慰”打断，让它独自成行，是诗人刻意留下的琶音——流淌在奋进者和阅读者内心的尾声，既不是“银瓶乍破水浆迸”，也不是“幽咽泉流冰下难”，朗诵这样的诗行，无论激越与舒缓，都要与生命的节律保持同步。
节奏的内控，有助于诗人的情感把握。在攀登的路途，“我”不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而是一个积极的体验者，“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是一个相对量，下一刻我仍会继续征服，去完成未竟的旅途，实现自我超越。“我”欣喜于自己并没有随着时代一同“滑坡”，而是在“峨日朵雪峰之側”站上了自己的高度。即使“我”弱小得像一只蜘蛛，那也是在“峨日朵雪峰之侧”完成的对生命与意志的伟岸展示，是一次生命的觉醒与迸发。就算“我此刻”未能站上雄峰之巅，其生命体验必然也是强壮和雄健的，当攀登者的生命体验与那只悬挂“在锈蚀的岩壁”的“小得可怜的蜘蛛”得到同等的生命关照，行至最后，诗歌的节奏舒缓下来，余音袅袅中，诗行休止。欣赏者端坐的“音乐厅”也随之安静下来，仿佛在等待攀登者的下一次爆发，在每个阅读者的心里爆发。
三、势能是一个相对量
诗歌是一切表意文字的最高形态，它内在的逻辑、腔调和秩序，即使自由也不会放纵，即使含糊也务求缜密，全在诗人内心的节制。
优秀的诗人绝不会放弃对形式美的追求，他对关照内心的身外之物会突然萌发与生俱来的悲悯感，带着浓厚的参悟意识，甚或带有玄学意义上的超脱思辨，无论他采用哪种话语方式表达，都超出了语言技术的范畴，其中的词语次序、色彩搭配、句意切换等，都是经过了语言策略的重新建构的。与诗歌内容浑然一体的表达手段各有不同，但所有的诗行，都经过了燃烧——锤炼——定型的“三重奏”，即使爆发，也是安静的。美的诗歌，其诗行必然具有庄严的建筑美，长句见密度，短句见硬度，长短交错都是为了语感的精确。诗人为什么要对具象进行呕心沥血的整合？他就是想人们能通过再造形象的阅读，让你感受到诗歌的呼吸，揣摩到气流的走向，这有点像医学仪器上呈现出的心跳波纹，在不同的维度看到它不是化石，而是有温度的活体。除去诗歌在创作过程中形成的动态，单从创作者和阅读者的双向角度看，诗歌的势能还是一个相对量。
《峨日朵雪峰之侧》既非激情之作，亦非即兴之作，它卓尔不群的诗行并不光滑，它是粗粝的，留着磕碰的豁口，能让人看到思想和语词在上面摩擦产生的血痕。现在读来，我们都会有痛感。
“一只小得可怜的”生命，终于到达了他命运（昌耀将自己最主要的作品集命名为《命运之书》）的最高峰。2000年3月，历尽人世沧桑、攀登一生只为到达“仅能征服的高度”的诗人，终因不堪骨癌困扰，在西宁跳楼自杀。“当代诗歌史上的一个传奇”重新回到他的势能零点。“他活着的时候，心里都想到过些什么？诗，不过只是透露了一小部分。他的大部分心思，都埋在心里，随他的肉体去了。昌耀留给世间的只是一个背影。”（管卫中）
昌耀留在诗歌里的勇敢者形象，就像那座屹立在诗歌史上的峨日朵雪峰，苍凉、凛冽，让人敬畏，那个无畏的攀登者一直在鼓舞着人们把“指关节铆钉一样楔入巨石的罅隙”，楔入生命的罅隙，在新的势能零点奋力攀援。
“因为他，我们的精神有了依附，也被归位。”（汤养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