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霁华
我国古代，宦海浮沉，为官被贬者不乏其人。其中入仕的文人，则成为特殊的一个文人群体。由于被贬原因各异，所处境遇及思想性格不同，加之他们身上所特有的文人气质，他们的心境更为复杂。他们在被贬过程中所创作的作品，传达出来的文化和情感信息非常丰富。从中窥探他们在被贬谪的困境中所拥有的心境和胸怀，窥探他们在人生逆境中的处世哲学，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这些文人和其作品，对当下我们初中学生的挫折教育乃至生命教育，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此类作品颇多，包括诗歌（如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词（如苏东坡《浣溪沙·山下兰芽短侵溪》）、散文等。本文试就其中比较典型的几篇散文《记承天寺夜游》（苏轼）、《岳阳楼记》（范仲淹）、《醉翁亭记》（欧阳修）和《小石潭记》（柳宗元）的创作背景及其中反映出来的作者心境和处世哲学作一探讨分析。
相对而言，苏轼是其中被贬次数最多，仕途最为坎坷的一位。《记承天寺夜游》是苏轼贬官黄州第四年时所作。苏轼初到黄州，仍存用世之心。但贬谪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只是做着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官”。入夜即睡，见月色入户则“欣然起行”，与朋友信步中庭。可见，失意苦闷是在所难免的。但他很快就找到了排遣苦闷的独特方式，即将内心深处的佛道思想融入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藉以宣泄心中复杂的情绪。就《记承天寺夜游》一文而言，苏轼尽管也有对被贬后清闲苦闷的排遣，但从字里行间我们感受更多的是他坦然达观的，随缘自适，淡泊处世——“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和一般被贬文人相比，深受儒释道思想影响的苏轼，多了一份潇洒，多了一份率性。因此，尽管作品中交织着苦闷与失望，孤独与忧郁等种种复杂的心态，但这种超然物外，随缘自适的人生哲学仍然是其中的主要基调。他不因失意而沉沦，也不将苦闷强行压抑，而是努力地排解，寻求对现实的超越和升华。因此在他后来多次被贬的任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如西湖的苏堤，海南也在他的治理下不再荒蛮。究其原因，在于他始終抱着“得意时淡然，失意时泰然”的超脱的处世哲学。正是在这样的生命理念支持下，苏轼一生都保持着从容坦然的心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
作为北宋中期文坛领袖的欧阳修，纵观其一生，一直都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生活，但因耿直敢言，三次被贬。《醉翁亭记》一文通过优美的语言、随意的笔墨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闲适散淡、安静祥和、百姓和乐的世界。可见作者在被贬滁州的逆境中，并未一味苦闷消沉，仍能坚持他自己所说的“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轻去就，随卷舒……毁誉不以屑”（《送方希则序》）的达观胸怀。《醉翁亭记》中，欧阳修以“醉翁”自称，闲适恬淡，旷达随意，将宦海浮沉，仕途荣辱，都消解在这滁州的一片山水之间，让自己的心灵在山水美景和百姓和乐中寻得安宁和愉悦。仕途得意时则热心于政治，积极参与改革;仕途失意时则寄情山水，与民同乐。在“进”与“退”之间，他始终把持着很恰当的一个尺度，这种处世哲学，对门生苏轼的影响也很深。
范仲淹入仕之初就因讥讽时政被贬饶州，后因守边有功，官为参知政事，庆历三年开始推行了北宋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革新——庆历新政，但不久失败，被贬邓州。《岳阳楼记》即在此时所作。在该文中，他并未对“前人之述备矣”的岳阳楼大观作过多描绘，只先将登楼览物之情归出悲喜二意，并由此引出最后忧乐一段议论，以抒其忧国忧民之情怀。其中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被后人称颂。从其生平可看出，他从小就立下“不能利泽生民，非丈夫平生之志”的誓言，他尽管也屡遭贬谪，但忧国忧民，为民请命之心始终未改。其“先忧后乐”的思想，也是儒家“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思想的延伸。尽管与《醉翁亭记》写于同一年，两人也都在被贬任上，但作为政治家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表现出来的“入世”意味更浓，更显得刚健有为。更多的是对社会，对国家的使命感，而少了一些个人生活情感的宣泄。在他看来，因个人得失或外物好坏或喜或悲只是一种较低的思想境界。身处逆境，但在他身上似乎看不到失意苦闷的影子。
由此可见，同为北宋时期的《岳阳楼记》《醉翁亭记》《记承天寺夜游》三文，有颇多相似之处，贯穿于文中有着同一个关键词——“旷达”。而作为中唐时的柳宗元，少时即立下“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的志向，后参加王叔文集团的改革，擢升为礼部员外郎。时仅半年，改革即告失败。他和刘禹锡等八人同时被贬为远州司马，即“八司马事件”。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在此任上写就的永州八记之一的《小石潭记》，既能传景物之神，又能借物写心，抒发迁客骚人的不平之气。小石潭“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过清”之境，正是作者寂寞凄苦心情的投影。毕竟少时“大有为”的政治理想完全破灭，他的心情极端困顿抑郁，再加上永州地处偏僻荒凉，水土不服，人事不熟，使得他的心志更显阴郁。因此孤独凄凉的心境，只好寄情于山水之中，期待忘却自己的忧患得失，求得一时的宽慰。但柳宗元出游与欧阳修出游不同，往往是愁闷难遣的时候，因闷出游。究其根源，还是由于他身为“僇人”的“惴憟”之感。因此他总是想方设法通过一些外在手段来调整自己的心绪，很多时候这种纵情山水的方式也确实让他可以暂时摆脱内心里的苦闷。
综观上述几篇文章，可发现这些贬谪文人内心深处及处世哲学方面都有其共同点。首先，文人传统的儒家经世致用的入世思想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观念，一直扎根在他们思想深处。如，苏轼坦然旷达但并非玩世不恭，欧阳修的随遇而安仍能与民同乐，范仲淹即使在“穷”时仍想的是“兼济天下”，忧国忧民。当然，身在中唐的柳宗元似乎要显得“颓废”一些，而宋代的被贬文人相对似乎达观一些。仔细分析，首先单从《小石潭记》看，本想在游玩山水中排遣苦闷的柳宗元，最后在文字中传达出来的确实是难掩的孤凄和悲凉。但观诸其一生，他始终未丢弃“辅时及物”的思想。特别是他后来熬过在永州十年近乎流放生活后，奉召回京，随即与刘禹锡等四人一起再出为远州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满腔悲愤可以想像。但在任柳州刺史的四年中，他兴办学校，释放奴婢，植树兴利，颇有政绩。这一时期他只能将“辅时及物”的志向落实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上。可见，就其整体思想来看，依旧是儒家的入世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另外，就历史角度看，宋代文人为官，参与政治的热情比以往都要高。宋代以“尊儒隆文”著称，可以说在历代封建王朝中，知识分子最“吃香”的应该是宋代。宋太祖赵匡胤“立誓不杀士大夫”，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都由科举出身的文官担任。“在封建政治史上，到宋代才第一次全面而稳定地确立了文官政治。”[1]这也能理解宋代很多入仕文人虽也有贬谪的困顿、失意的苦闷，但却能够不过于悲观沉沦，相对比较乐观豁达。
其次，贬谪文人在仕途困顿、理想受挫后内心尽管会有一种本能的幽愤压抑，但都能够寻求某种方式加以调和。第一、在外在形式上，或寄情山水，或在当地勤政爱民，或抑郁积于心，形诸文字，发为诗文，排解宣泄。最终在这种宣泄中形成一种乐观豁达、积极向上的心態。客观而言，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仕途遭受挫折，许多贬谪文人内心都是悲愤难抑的。但同时个人的政治悲剧更清醒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使得一些文人对功名逐渐淡薄，对个人得失淡然处之，他们没有因理想破灭而沉沦，而是在游玩山水中追求一份心灵的超然。因此我们读这些文章，会发现作者的情感分外真切，分外感人。第二、在内心思想上，则表现为自己处世哲学的调整或糅合。林语堂曾经说中国士人得势时大都信儒，不遇时则又信道，优游林下，寄托山水。儒家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知识分子肩上多了一份责任感和使命感，当理想受阻时，退而求其次，用道家或禅宗思想保持内心的一份超然。禅宗重内省、在俗超然、随缘而安的因素也融入了很多文人的思想。苏轼“谈禅而不佞佛，好道而不厌弃人生”[2]，抽取佛道思想中“静而达”和超尘拔俗、率性自然的生活态度，以此帮助自己排遣苦闷，保持乐观旷达的胸襟和随缘自适的信念，使自己在逆境中能顽强坚定地生活下去。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是他散文创作的高峰期。而他这些作品“其幽愤难抑与自适而安的心理状态是交互出现的，也与柳宗元‘统合儒释的哲学态度有密切的关联。”[3]
总之，贬谪文学是古代入仕文人处世哲学的一种投射，共同的经历形成了共同的处世哲学：处逆境而不消沉，即使苦闷而终能排解;达观淡定、随遇而安、笑对人生困顿。这种面对挫折，面对自己人生低谷而依旧积极豁达的心态，对生活的热情，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主动寻求各种方式和途径调整自身情绪，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尤其对于青少年学生，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也许，我们可以在语文教材的这些贬谪文学中，在这些古代被贬文人的身上，获得宝贵的精神财富，多一份乐观，多一份超然，在困顿中放歌，在逆境中微笑。
注释：
[1]金诤.评宋代文官政治.文史杂志.1990.（5）.
[2]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00页.
[3]韦依娜.在幽愤与自适中徘徊.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7）.
主要参考文献：
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M].（二）（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中篇第一、第二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