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晋玄言诗渊源：东晋时代，玄学佛教盛行，世道又动荡不安，文人纷纷托意玄虚，仿佛徜徉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就可以逃离现实。
玄言诗的兴盛，是尚清谈、尚清静避世心态下，老庄玄理与山水之美相混合的产物。
代表人物为孙绰和许询。
东晋政局形成了当时文人的心态。
偏安的心情，玄淡的遗韵，清雅的格调，流连山水的审美情趣，加上玄学佛教的影响，玄、释合流，玄言诗就这样兴盛了，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到了东晋中期，达到成熟，东晋末，就开始走向衰落。
二、东晋玄言诗创作特征因循自然与玄理的阐发。
谈论老庄玄理为主，追求“心隐”，只求适意。
这一诗的主体，便是山水、清静、诗酒风流。
在写山水游乐的同时，抒发玄学佛理。
玄言诗发展与佛教流行有很大关系，玄释合流是玄言诗的重要特点，但玄言诗佛学痕迹并不浓厚，主要以抒发老庄玄理为主。
玄言诗注重自然的意趣，虽然是玄言诗但并不是枯燥阐释道家具体教义，仅仅是在感情上表达归依道风，而诗的精髓就是感情的表达，这使得玄言诗在借山水抒情中体现勃勃生机。
可以说玄言诗不是诗，是在诗的躯壳里放入玄理。
它缺少了诗最重要的东西，但沉淀了理趣。
玄言诗也就显得淡乎寡味，缺乏形象。
东晋玄言诗艺术价值不高，但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如谢灵运山水诗，白居易诸人说理诗，宋明理学家诗。
都受其影响熏陶。
魏晋时期，在玄学与佛学的潮流下，使社会摆脱了汉代繁琐的经学统治，重塑了社会文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了魏晋玄学，玄言诗正是植根于玄学的发展，在东晋时期兴盛起来。
玄学起源于以老庄思想为研究中心，透露着“清淡无为、自然真实”的哲学思潮，在这种影响下，当时的文人开始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主张“立言尽意、得意忘言”，以此为基础的玄言诗在孙绰、许询、支遁等诗人的推动下，表现出一定的玄理、抒情的特点，本文将从玄言诗的佛理哲思、抒情方式和生命意识三个角度分析东晋玄言诗的创作特征。
玄言诗佛理哲思中，透露的清净与隐逸东晋玄言诗的盛行，得益于玄学成为士大夫阶层的精神生活方式。
公元318年，司马睿在建康即位，建立东晋王朝，这一时期虽然遭受北方五胡的战乱，但相比曹魏时期的祸乱连连，东晋在江南的政权经历了一段的偏安时期，社会的安定让佛学与玄学紧密结合，发展至高潮，起源于中朝的清谈之风，也流入到东晋。
在统治者王导、谢安等仕官的带领下，清谈成为判断文人入仕的标准，据《晋书》记载，谢安在当宰相时评价当时的朝政说：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
威怀外着，人皆比之王导，谓文雅过之。
在这段记载中，谢安主张国家实施德政，在任用官员时不应该考察细枝末节，而是应该遵守国家的礼仪大纲任用官员，谢安宽厚的任官规则得到很多人的赞同，甚至将他和王导相比，意在赞扬谢安无为清淡的政治策略。
然而，正是这种政治策略影响了东晋的文人，铸就了文人们向往自然、向往隐逸的心态，如孙绰在其玄言诗《兰亭诗》·其一中写道：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
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
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
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
这首诗描绘了一幅风吹渚洲、云荫大地、莺歌燕舞、鱼戏溪中的自然之景，诗人看到这自然美景便开始用笔记录下来，一言一句，锱铢必较，生怕遗漏某处景色。
纵观全诗，并未读出作者内心的情感是喜是悲，而是将尽力将自然中的寂静酝酿在写诗作画的动作中，有“流风”的飘动，亦有“携笔”的从容，有“云荫”的寂静，亦有“微言”的清淡，如此对应，竟勾勒出一幅色、空、禅、释统一的画面，透露出四季变换、心随自然的“无生无灭”的人生观。
东晋玄言诗的佛理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以僧人身份为代表的诗人介入了士人的清谈社交，以至于文人好清谈，僧人来座谈的景象蔚为壮观，他们在一起探讨自然的变化、四季的轮回、人生的福祸到了“忘我”和“无我”的人生境界，使得玄言诗极具佛理色彩、自然哲理中透露着人生的方向与目标。
玄言诗借山水为抒情载体形象，抒发人生感慨曹魏政权破灭以后，以司马氏为首的政权黑暗，在建国之初，许多拥曹的文人如何晏、夏侯玄等被杀害，更有一些拒绝与司马氏合作的嵇康以儆效尤惨遭陷害，东晋文人吸纳了这些人的教训经验，开始探索一种独特的精神世界，既独立于政治的束缚，又贴合保身的归宿，而佛学家支遁在《逍遥游》中的新义为更多文人认同，更是为东晋文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据《世说新语》记载支遁新解《逍遥游》时写道：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
此所以为逍遥也。
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
在这段记载中，支遁主张人应该获得“自然自在”，不被“物”所牵绊，就会过得遥然，正如王羲之的“放浪形骸之外”，找寻生命的意义，活在当下方能获得满足。
东晋文人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在东晋时期的富足生活中，不再像嵇康、阮籍一样鄙弃功名，落得个惨死的下场，而是选择了“心隐于朝、只求适意”的潇洒风流，如支遁的《咏怀诗》其一中写道：傲兀乘尸素，日往复月旋。
弱丧困风波，流浪逐物迁。
中路高韵益，窈窕钦重玄。
重玄在何许，采宾游理间。
芶筒为我养，逍遥使我闲。
寥亮心神莹，含虚映自然。
亹亹沈情去，彩彩冲怀鲜。
踟蹰现象物，未始见牛全。
毛鳞有所贵，所贵在忘筌。
在这首诗中，支遁开篇道出自己由老庄入佛门的思想历程，幼年时的他常常是无所事事、生活紧迫，流浪于世间万物中，历经战乱与流离后的支遁开始探讨玄佛之道，从而到达了芶简与逍遥的人生境界，“寥亮心神莹，含虚映自然。
亹亹沈情去，彩彩冲怀鲜”两句用透亮的心、自然的真来表达自己在找到归宿后的心绪，尾句说“贵在忘筌”发出真挚的感慨，也彰显了玄言诗人在领会到哲理思辨之后的宽容旷达。
玄言诗善于运用自然景色入诗，如山、水、日、月等景象，勾勒出一幅恬淡闲适的美景，又在诗中夹杂着顿悟的佛思，或用佛咏理，或用佛写境，均表达了在社会政治背景下，将形象与玄理融合起来，寄予了黑暗政治下文人的心隐风度。
玄言诗与生死和解中，更注重生命意识的抒写魏晋南北朝长达几百年的进程一直处于战乱的纷繁中，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可以称得上是乱世文学，文人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既要适应战乱，也有适应改朝换代的更迭，奠定了文学的悲剧性基调，文人们时常以生死、游仙、隐逸为作品主题，感叹人生短促、生命脆弱、命运难卜、祸福无常。
再加上魏晋时期强调“诗缘情”，导致诗人敢于抒发内心情感，据陆机《文赋》记载：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
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
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
奏平徹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东晋时期，文人转变了“诗言志”的写作风格，转而提倡“诗缘情”的写作风格，陆机作为两晋人士，他率先提出“诗赋应是于情所发”，更将文体分为十体，以“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手法把形式华丽和情感表达融合起来使文人在作品中展示。
这一创作手法更加便利了东晋文人在玄佛思潮中大胆表达自己，淡化功利矛盾来缓解内心的郁闷不平，如孙绰的《秋日诗》中写道：萧瑟仲秋月，飂戾风云高。
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
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
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
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
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
淡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孙绰在诗的开篇就点出了仲秋的时令，又用秋风的萧瑟、万木的凋零营造了荒凉寥落的自然景物，作者身居深山中，感到了时间变化的骤然。
并以“抚菌”一词表达悲秋之感，引用《庄子·逍遥游》的“朝菌不知晦朔”寄寓了人生短促的感慨；诗歌最后归结为“淡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既表达自己学习庄子那种逍遥林野的人生态度，又透露出他注重个人真实感受的生命个体意识。
诸如孙绰这样在诗中抛洒满腔的感慨之词，抛却人生的繁琐之累，均是文人在玄学思潮下，用玄言诗的形式来感叹生死名利的生命意识。
东晋玄言诗在玄佛融合、经学束缚的思想环境下开始追求个人的内心情感、价值展现，他们在经受社会动荡不安、朝廷统治不定的黑暗中，追求明哲保身的生存方式，又不得不发泄内心的忧愁与无奈，东晋文人追求“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实之心”的处事原则，在忧愁生死的困顿下逐渐与生死和解，用平淡之心观自然之景，用玄言之诗感世俗之情。
结语起源于佛道融合背景下的东晋玄言诗，在主张“清谈”的偏安政治环境中，形成了“明佛理”、“系情思”、“重生命”的创作特点，文人在经历战争的纷乱后开始寻求一种精神家园来排解心系国家的愤懑与愁苦，以玄言诗为代表的文学题材，注重挖掘自然之美、生活之理、情感之真，以孙绰、许询、支遁、慧远等文人为代表的玄言诗派，崇尚老庄思想、注重抒发山水形象、真切表达体物的慨叹，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无论是谢灵运的山水诗，还是宋明理学的哲学诗词，均是受到东晋玄言诗的影响与熏陶，铸就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地位。
作者：蔡小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