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日常生活

转的 对于政府的所有事务，希腊的民主制度只承认一类市民拥有参与的权利，那就是自由民。

而每一个希腊城市都是由少数生来自由的市民、大量的奴隶和零星的外国人组成的。

只在少数时候（通常是发生战争，需要征召兵员时），希腊人才愿意给予他们所谓的“野蛮人”即外国人以公民权。

但这种情形纯属例外。

公民资格是一个出身问题。

你是一个雅典人，因为你的父亲和祖父在你之前就是雅典人。

除此而外，无论你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士兵或商人，只要你的父母不是雅典人，你终其一生都只能是住在雅典的“外国人”。

因此，只要不是由一位“国王”或“暴君”统治时，希腊的各个城市便归这个自由民阶层管理，并为其利益服务。

这种体制，如果离开了一个数量六、七倍于自由民的奴隶阶层，根本就无法运转。

奴隶为有幸成为自由民的古希腊主人承担了种种繁重劳动，而现代人却不得不为这些养家糊口的工作，付出他们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

奴隶们把整个城市的烹任、烤面包、制作蜡烛等工作全部承包下来。

他们是理发师、木匠、珠宝制作工、小学教师和图书管理员。

他们负责看商店、照管工厂。

主人们则要么出席公共会议，讨论是战是和的重大问题；要么前往剧院，观赏埃斯库罗斯的最新悲剧；要么聆听对于欧里庇得斯的革命性观念的激烈讨论，因为这位剧作家竟敢对大神宙斯的威严表示怀疑。

事实上，古代的雅典酷似一个现代俱乐部。

所有的自由民都是世袭的会员，而所有的奴隶则是世袭的仆人，随时准备听候主人的吩咐。

当然，能成为这个组织的会员倒是件很愉快的事情。

不过当我们谈到“奴隶”一词时，我并非说他们就是你在《汤姆叔叔的小屋》里读到过的那种人。

当然，每天替人耕田种地的日子确实不舒服，可那些家道中落的自由民们也不得不受人雇佣，在富人的农庄作帮工，他们的生活其实跟奴隶一样悲惨。

而且在城市里，许多奴隶甚至比下层自由民更富有。

对“万事追求适度”的古希腊人来说，他们宁愿以温和的方式对待奴隶。

之后的古罗马人要冷酷得多。

罗马人的奴隶不仅如同现代工厂里的机器，没有丝毫的权利，而且常常因微小的过失，便被主人投入鲁栏喂野兽。

古希腊人视奴隶制为一种必要的制度。

缺少这种制度，任何城市都不可能成为文明人舒适的家园。

奴隶们也从事像今天由商人和专业人员担任的复杂工作。

至于那些占据了你母亲大部分时间，并让你父亲下班之后愁眉不展的家务劳动，古希腊人则对之不以为然。

他们深谙闲适生活的价值，通过居住在最为简朴的环境里，他们把家务劳动降到了最低的程度。

首先，古希腊人的房屋非常简朴。

甚至富人们都居住在土坯的大房子里。

现代工人认为是应该享受的那些舒适条件，在他们的屋子里可是一样没有。

希腊人的屋子由四面墙和一个屋顶组成，有一扇通向街道的门，但没有窗户。

厨房、起居室、卧室环绕着一个露天庭院，庭院里有一座喷泉或是一些小型雕塑，还有几株植物，使整个环境显得宽敞明亮。

如果不下雨或者天气不太冷，一家人就生活在庭院里。

在院子的一角，有厨师（是奴隶）在烹调食物；在院子的另一角，有家庭教师（也是奴隶）在教孩子们背诵希腊字母和乘法表；在又一个角落，屋子的女主人和裁缝（也是奴隶）在缝补男主人的外套。

女主人少有出门，因为在古希腊，一个已婚妇女经常出现在大街上，这被认为是不体面的事情。

在紧挨门后的一间小办公室里，男主人正细心查看着农庄监工（也是奴隶）刚刚送过来的帐目。

当晚饭准备好时，全家人便围坐在一起就餐。

饭菜很简单，不用多长时间便吃好了。

古希腊人似乎把饮食当成一件无法避免的罪恶，不像娱乐，既能打发无聊的时光，又能治情益智。

他们主要吃面包，喝葡萄酒，外加少许的肉类和蔬菜。

他们只在没有别的饮料可喝时，才饮水，因为他们认为喝水不利于健康。

他们喜欢请朋友一起进餐，但在我们现代人宴会上常常出现的胡吃海塞、纵情狂饮的情形，只能令古希腊人感到作呕。

他们喜欢在餐桌上聚集一堂，主要是为了更风趣的交谈及品 味美酒饮料。

不过，他们懂得节制的美德，喝得酩酊大醉是遭人蔑视的行为。

古希腊人餐桌上盛行的简朴之风，同样表现在他们对衣饰的选择上。

他们热爱干净，修饰整洁，头发和胡子梳理得有条不紊。

他们常常锻炼，比如去体育馆游泳，比如练习田径，好让自己感觉强壮。

他们从不追赶亚洲的流行式样，穿那些色彩艳丽、图案古怪的服装。

男人们通常着一袭白饱，看上去就像现代身披蓝色披肩的意大利官员一样时髦而有风度。

当然，他们也喜欢自己的妻子戴点珠宝首饰，可他们觉得在公众场台炫耀财富是相当庸俗的行为。

所以一旦女人们离家外出，她们都尽量不惹人注目。

简而言之，古希腊的生活不仅节制，而且简朴。

椅子、桌子、书籍、房子、马车等等“物件”，总会占据其拥有者大量的时间，最终，它们会使占有它们的人沦为自己的奴隶。

他不得不耗神费力去照顾它们，擦拭、打磨、抛光。

而古希腊人首先想要的是“自由”，是身体和心灵的双重解放。

所以他们将自己的日常需要压缩至最低的程度，以便他们维持精神的真正自由。

首先，感谢小秘书邀请。

其次，题目本身的倾向性确实过于明显了，难怪楼上的有些发言稍微“粗暴”——现在有些问答题目带有某种“诱导性”，其实不太好。

应该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 第一，古希腊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形形色色的城邦和部落（ethnos），据说，最多的时候达到数千个。

一个城邦或部落，常常只有数千人或者更少。

曾经有过“公民”这个概念的，大约只存在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雅典。

第二，即便那个时期的雅典，“公民”的概念，也未必如题主所愿——不是人人有份，生而便为“公民”；况且，“公民”也分等级，并非权利一律平等。

第三，对两千年前的中国，一言以蔽之——“唯我独尊”，怎么说也过于武断。

楼上多人举出了当时的“民贵君轻”予以反驳，这里不再多说。

第四，所有国家、所有时期的政治上层建筑和与之相吻合的政治意识形态，都有其独特的形成原因。

换言之，产生于不同条件下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意识形态，都有其形成的必然性，不可以也不应该简单地以好坏对错予以评价。

关于雅典的“公民”。

1，古希腊早期，一般是先由酋长然后由“王”统治的，这和古代近东、远东的所有文明一样——当时其他的地方，还谈不上文明。

“王”，遵从最富庶家族的族长的意见治理城邦。

这些最富庶家族的族长，依靠自身的财富及政治影响，形成了精英阶级，名叫basilees，属于贵族；“王”，被称作basileus。

这个贵族集团的领袖，自称为“至尊者aristoi”。

英语的“贵族aristocrat” 一词由此而来。

希腊贵族蔑视他们所称的多数人hoi polloi。

这个术语至今仍在西方盛行，专指为数众多、既穷且弱的人们。

2，雅典城邦中，分为公民和非公民——非公民包括外邦人或奴隶。

没有土地的人，可成为公民，因为雅典的土地确实有限，但关键不能是外来人或者奴隶。

每个公民的权利，依社会阶层及性别有所不同——女性公民不能参政；唯有最富有的男性们才能担任政治职务；中产阶级可以在公民大会中投票，但赤贫的公民不可以。

3，当时希腊的多数城邦，依靠等同于“公民”的人服兵役。

公元前700年左右，希腊开始在战争中使用重装步兵。

雅典当兵的公民开始寻求在政治事务中更占分量——主张战争中的英勇，而非贵族出身，决定一个人对其城邦的价值——这和中国战国时秦国商鞅变法的主张相似。

许多后来出名的希腊人——如苏格拉底、 索福克勒斯、修昔底德和德摩斯提尼等都曾是军人。

4，公元前594年，梭伦担任了雅典唯一执政官，或叫掌权贵族。

他依据财产多寡，将公民分为四个不同等级——第一等级被称为pentakosiomedimnoi的贵族。

这个词的意思，是说他们的田地年产谷物可达500麦地姆诺斯——折合两千五百斗，即两百五十石以上。

这些贵族可以担任最重要的公职，并任命执政官；第二等级是hippeis，或叫“马军”，他们的农田年产量在300到499麦地姆诺斯之间。

这个中上阶层为雅典提供了绝大部分的骑兵，还有重装步兵。

他们可以担任重要的行政官员，或者执政官；第三等级是zeugitai，意思是“牛车夫”。

这个等级的成员可以负担耕牛队，无力供养马匹，其农田作物年产量在200到299蒲式耳之间。

这一等级通常是重装步兵。

在政府中，他们可担任相对次要的官职；第四等级是农民及劳动者，叫作“无地者thetes”，或叫“贫穷的自由人”。

在军队里，他们充当轻装步兵或三层桨船的桨手。

这个等级的公民可以参加公民大会。

梭伦试图以给以公民权吸引有熟练技能的外邦人，但遭到了一部分希腊人的激烈反对。

可以看出，雅典的公民制度，还是把权力紧紧掌握在最高等级的手里。

5，公元前510年执政的克里斯提尼，组建了500人的公民议事会，向公民大会提交辩论议题。

约公元前460年统治雅典的伯里克利，确定了公民担任陪审员——这仍然没有改变贵族权力不能旁落这一问题的关键。

6，根据罗贝尔.弗拉瑟利埃在《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日常生活》一书中估计，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雅典，大概有四万男性公民，两万男性侨民以及十四万女性公民、孩童以及侨民。

城邦中可能有三十万奴隶。

人口总数达到五十万。

这当中百分之十的人有权参加选举。

以上是关于雅典“公民”的大致情况。

那里之所以产生了公民制度，自有其的特色原因—— 一是，小国寡民。

雅典尽管被后来的人们说的如何辉煌强大，但面积始终不大，没有统一过希腊，还常常打败仗，比如败给同属希腊的另一个城邦斯巴达以及其他外来民族；人口也并不很多，上面说到的伯里克利时代是算多的了，而且有被高估的嫌疑。

这样的小国寡民，实行公民制度比较容易。

二是，土地稀少，城市平民数量很大。

学者们认为，雅典的粮食基本不能自给自足，供应始终紧张——原因就是缺乏足够可耕种的土地。

这使得不少希腊人脱离农村，涌入城市谋生，由此形成了人数不少的城市平民阶层，成为贵族和下层农民之外的第三种力量。

三是，贵族和贵族之间、贵族和下层农民之间、贵族和城市平民之间的利益和权力斗争始终不断。

所以，公民制度是下层农民和城市平民斗争取得的成果，也是贵族统治者妥协的结果——是包括通过妥协获取下层农民和城市平民的支持，以挟制其他觊觎统治权力的贵族的策略。

这样的成果、结果和策略，只有在小国寡民的环境下才会出现并好使。

关于这样的斗争及结果，可以参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上卷第5章。

除去内部原因之外，雅典不设常备军，要靠“公民”打仗，装备给养都由“公民”负担，偏偏希腊地区战争频繁，为了应对外部侵略，也为了自己的扩张，靠公民制度维系内部团结和组建军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关于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

一开始就已经说到，简单地把两千年前的中国概括为“唯我独尊”是不准确的。

当然，自夏商周的王朝时代，实行的就是中央集权制度。

到了秦汉、唐宋、明清三大帝国时代，仍然是如此。

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政治上层建筑模式，也是有其特定原因的。

从地理环境、人口数量、生产方式、人文历史等诸多方面来说，中国更适合于统一。

1，中国目前的面积，超过把俄罗斯除外的欧洲；秦以前的人口，有统计说已经达到三千万；几千年来，中国曾经长期是单一的小农经济。

2，这样的条件，夏商周时期，已经不是小国寡民的割据状态，而是形成了庞大统一的王国。

这种两千年的传承——同宗、同文、同样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也造成了之后三大帝国的延续——与之相适应的，始终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上层建筑模式。

3，就阶级阶层关系来说，中国长期是农民和地主这两大板块，始终没有形成城市平民阶层。

除去外族入侵造成的政权更迭，其他的，或者是地主阶级的不同集团之间的争斗导致朝代更替；就是农民起义推翻以前的统治者，然后自己又变成新的地主统治集团。

这样的情况，使得最高统治者没有必要去费心搞公民制度。

4，再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这就是黄仁宇先生说到的，为什么中国统一是大趋势——因为从周朝前开始，中原政权和老百姓，始终受到西北少数民族的侵扰，不统一，无法抵御这样的袭扰。

另外，中国最初是黄河，后来又加上长江，这两条主要水系和众多的支流，如果不统一，没有办法防范灾害，不能治理水利。

这样的两条原因，不仅要求统一，而且要求有强有力的集权的中央政府。

雅典当年的公民制度，是在它当时的具体条件下产生的。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是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产生的。

中国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大概面积和人口就都是雅典的数十倍上百倍。

各国诸侯和诸子百家，都在琢磨治国方略，为什么没有谁提出搞什么公民制度呢？不是想不到，大概还是不切实际吧了。

所以，正如某个哲人说过的，任何简单的类比都是荒谬的。

古希腊的雅典，和同时代的中国，太没有可比性了。

春秋时期，周朝式微，一帮诸侯还私下会盟，约定如何防范水灾和保证贸易流通。

如果没有稳定的中央集权这种政治上层建筑，可能中国和中华民族早就不存在了。

当然，不是说这样的制度，就是完美无缺了。

中国封建制度的后期，确实限制了生产力、教育、科学等等的发展和进步，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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