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Wang Maoyin
中国清代咸丰朝对纸币问题有独到见解的人物。字椿年、子怀，安徽歙县人。出身茶商家庭。历仕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曾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著有《王侍郎奏议》十一卷。
1851年，王茂荫在陕西道监察御史任内，为给清政府筹措军费，上《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纸币。他总结了历代发行纸币失败的经验，提出“极钞之数，以一千万两为限”。其目的在于用控制纸币发行数量和“以实运虚”，“以数实辅一虚”（《王侍郎奏议》卷一）的金属币辅助纸币同时流通的办法，来防止通货膨胀和纸币贬值，以便“无累于民”又“有益于国”。这个方案未被采纳。
1853年，王茂荫在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任内，针对内务府大臣肃顺等请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的建议，上《论行大钱折》，严厉批驳“国家定制，当百则百，当千则千，谁敢有违”的货币名目论观点。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王侍郎奏议》卷六）。这一批判，触及到货币名目论混淆价格标准和价值尺度错误的要害，是对封建统治阶级通货膨胀政策的有力驳斥。
1854年，王茂荫又针对清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官票、宝钞严重贬值，市场极其混乱的情况，上《再议钞法折》，力主将不兑现纸币变为兑现纸币。因此，触怒了咸丰皇帝，遭到“只知以专利商贾之词，率行渎奏，竟置国事于不顾”的斥责，被调离户部，剥夺了对钱币问题的发言权。马克思从俄国驻北京使馆的调查报告中得知其主张和受申饬事，在《资本论》第1卷第1篇注83中提及。
王茂荫的纸币流通理论基础是“以实运虚”，“以数实辅一虚”。从承认“纸虚银实”看，他是货币金属论者。但他又不象其他货币金属论者，简单地否定不兑现纸币，他认为在严格控制纸币发行数量的情况下，纸币可以做到“虽虚可实”。这表明王茂荫对纸币与金属币之间的联系，已有一些认识。
